從古代到現在，戰爭的消耗量都很大，特別是古代更是受制於生產力落後，交通落後等因素。例如漢武帝時長期徵伐匈奴，多次大規模用兵，使漢武帝統治的後期「海內虛耗，人口減半」。再如康熙五十四年徵準噶爾時，南北兩路大軍及隨軍役夫共六萬餘人，每年所需的石料達十四萬餘石，每年單是運費就近五百萬兩，徵準噶爾的八年，僅運糧費就可消耗近四千萬白銀。
不過有意思的是，唐太宗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太宗貞觀年間，雖然對外戰爭頻繁，卻沒有給社會帶來太多負擔，並沒有影響國家的恢復和發展。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唐太宗在位期間的國勢和軍事狀況，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開皇年間，隋文帝在位期間，人口達八百六十萬，但經過隋煬帝的努力，隋末大亂之後，唐朝人口只剩下兩百多萬。隋末大亂對中原地區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周邊蠻族趁機崛起，對中原地區構成極大的威脅。
比如隋文帝時東突厥的勢力一度減弱，此時強勢崛起，甚至在唐初高祖武德年間，數次入寇，京師長安不得不為之戒嚴，以致當時的人感嘆：「戎狄熾強，古已有之！」圖_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唐太宗在位時，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人
貞觀三年(628年)，唐六路大軍齊出，滅東突厥；
貞觀二十年(628年)，唐擊吐谷渾；
貞觀十三年(623年)，滅高昌；
貞觀二十二年(623年)，滅龜茲。
雖然唐太宗時對外戰亂頻仍，但國內安定下來，社會經濟文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貞觀後期人口又恢復到三百五十多萬戶，史載貞觀「馬牛布之野，外戶不閉。其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從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滄海，皆無糧，取給路。到山東村寨去，客來，必厚加款待，或發時贈遺物。「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
筆者認為，唐太宗時期，對外戰爭頻繁，但並未影響國家的恢復與發展，以致出現前面所說的治世景象，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國家財政支出在府兵制下大大減少，
唐太宗時期軍事上推行府兵制，府兵制在西魏、北周和隋朝都存在，但在貞觀年間逐漸走向全盛。府兵制度的特點是兵農合為一體，兼以兵農合為一體。官邸是「折衝府」的縮寫，每一個折衝府中有一千兩百人以上，或少之又少。
唐律規定，府兵的軍械甚至是戰糧，都要自備，即「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魚，氈帽，氈衣，行藤皆一，麥飯九鬥，米二鬥，皆自備。」但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存在，即國家按性別、年齡等條件定期分配土地，以及在府兵選拔中實行先富後貧和優勝劣汰的原則，以及法律規定的各種優惠政策，所以，參戰對府兵來說，不僅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更高的作戰積極性。
在未服兵役的時候，府兵進行農業生產，農閒時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訓練，因而保持了較強的戰鬥力，《資治通鑑》載太宗時，全國有折衝府六百四十多個，府兵的人數達到六十萬人。因此在唐朝，府兵制的存在使貞觀時期的軍費大大減少，軍隊戰鬥力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第二，唐太宗多兵速戰速決，善於用小規模精銳進行有效打擊，所以戰爭持續時間短，消耗有限
古代大規模戰爭中消耗最多的往往是後勤補給。所以戰爭持續得越久，對國家力量的消耗就越大。如前所述，康熙徵準噶爾時，雖然沒有戰事，但僅運糧一事，就已耗銀近四千萬兩。而唐太宗則不同，他對外的戰爭，一般都是速戰速決，以精銳之力與敵快速作戰。比如唐滅東突厥之戰，雖然唐軍是六路大軍，但真正給東突厥以致命一擊的卻是李靖率領的三千騎。李靖於貞觀四年正月(630年)帶兵出馬邑，二月份即擊破突厥的牙帳，俘獲突厥的頡利可汗，滅東突厥。再如貞觀十五年，此時薛延陀強盛，勢力達二十萬，唐將李世績以數千唐軍迅速擊敗薛延陀，《資治通鑑》記載：「李世績敗於諾真水，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當用兵神速、戰績迅速、己方未出動大部隊時，對國力的消耗自然也是可控的，不會影響社會民生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大量徵調僕從軍
有別於後世王朝，在唐太宗時期的唐軍中，有大量的「番將」，他們不僅能夠徵招善戰，而且自己還多為原部落的首領、貴族，具有很高的號召力，如鐵勒族的契苾何力、突厥族的阿史那社爾等。所以唐太宗對外作戰時，習慣於大量徵調僕從軍配合作戰，有時甚至直接將軍事任務部署到某個部落，根本就沒有出動唐軍主力。
比如貞觀二十二年伐龜茲，唐太宗就下令「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楊弘禮為崑山道行軍總管，以伐龜茲。」在這場戰鬥中，唐軍有大量的番族士兵，《資治通鑑》記此戰為「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討」。唐太宗下詔，更自稱「發鐵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騎十數萬人」。
也如徵高句麗時，唐太宗專門下詔讓靺鞨、奚族、契丹、新羅等部族分道合擊，唐軍攻佔白巖城時，高句麗有萬餘援軍援救，鐵勒族契末何力率領八百騎兵直奔敵軍，大敗高句麗軍，斬首千級。大批的隨從部隊配合作戰，使唐朝即使發起部分大型軍事行動，也僅需出動少量漢族士兵，大大降低了對外戰爭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