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閱陽被廣東工業大學錄取的那天，老朱一家人一起上了新聞。視頻裡，他和閱陽一起打開信封，笑得合不攏嘴，眼角擠出長條的皺紋，把手臂伸到頭頂鼓掌。
這是一個身在廣州的乞討家庭。父親老朱身體佝僂，妻子與25歲的大兒子新飛都得過小兒麻痺症，無法站立，需要坐輪椅，只有18歲的二兒子閱陽和13歲的小兒子青臣身體健康。
老朱今年56歲，出生在河南周口。他從小身體殘疾，受人嘲笑、欺侮，三十歲那年，經同鄉介紹，他與同為殘疾人的妻子結婚，一年後生下大兒子新飛。新飛被診斷為小兒麻痺症，一家人四處求醫，為償還治病欠下的債務、維持生計，老朱和家人走上乞討之路。
五口人一起租住在廣州河沙村的出租屋。十幾平米大，堆放著的衣服、玩具大多是撿來的，屋內雜亂、擁擠。人們很難想像，一個乞討家庭能有什麼出路，但在艱難的生活中，老朱始終保有信心和尊嚴。出租屋的牆上，貼著閱陽、青臣的獎狀，還有手寫的格言，「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因為疫情和採訪，一家人耽誤了好些天沒法掙錢。閱陽、青臣要繳學費，老朱和妻子身體不好，家裡經濟壓力大，但他不想在報導中求助。他迫切地渴望回到忙碌的、全年無休的正常生活——乞討完回家，晚上八點多，還要做飯、刷碗、洗衣、衝涼，還要督促讀初中的青臣，在十點以前完成作業、上床睡覺。閱陽考上大學，他對培養青臣也更有信心了。
老朱只上過四年小學，卻相信、尊敬知識。他說話帶點河南鄉音，語言清晰生動，言談間有一種難得的清醒，他說，作為一個人，必須有三個夢想：第一個是似乎達不到的，第二個是有可能達到的，第三個是能達到的。閱陽考上了大學，老朱說這是閱陽一個人邁入了夢想的門檻，要改變家庭的命運，自己還任重道遠。
跟大多數人相比，他的願望太過樸素：大兒子新飛能找個工作，小兒子青臣也能考上大學，孩子不向他要錢了，低保夠他吃飯，他就不幹乞討了。
以下是老朱的口述：
我1965年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個農村，今年56歲。家裡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我排行老五。
小時候我的背還正常，它是慢慢彎曲的，上學之前就有症狀，我因此好自卑。夏天熱，老家村裡很多小孩光著後背，但再熱的天我都沒光過上身。有時穿著衣服，自家人招呼「我看看你的背有沒有變彎」，我都靠到牆上不讓看。
我7歲上的學，念了4年就沒再繼續，因為爸媽覺得我太笨了，何況上了中學的三哥、姐姐最後還是回來幹農活。那時間農村父母普遍不重視教育，覺得認識自己名字就行了，多讀耽誤種地、幹活，不需要什麼理由，說不上學就不上。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欺負。學校裡，有幾個小孩會跟在我後頭，大聲地喊我「羅鍋」。因為沒有別人高，打架也打不過。有老師的時候我就告訴老師，老師不在，我就自己趕快走，哪兒遠走哪兒，哪兒沒人走哪兒。
當時不知道背彎是什麼原因，也沒錢治。直到十好幾歲，我帶我媽上醫院看病，醫生告訴我這是佝僂病，缺鈣，補補鈣就好了。可我上哪兒補鈣去？
我小的時候，國家還沒改革開放，農村人都指望那一畝地。生產方式很原始，一個村子就一輛小手扶（小四輪車），還是生產隊裡的，大家用的都是牛。種地全靠力氣，可我背越來越彎，胳膊也因此使不上力。出一點不大的力氣，心就砰砰跳，自己都養活不了，我只能在村裡撿大糞。
大概十幾歲的時候，我媽跟我說，你沒本事，人人瞧不起，指望誰也指望不住。她給我想了個辦法，要有了錢，趕快吃趕快喝，萬一得了病沒錢治，乾脆老鼠藥一吃，別在那兒死不死活不活地受罪。這是我親媽跟我說的，我都記著。她不是恨我，只是我的路，她看到就是那樣的結果。
人人看的我的結局都是那樣，包括我自己。能有現在，確實是一個沒想到的事情。
圖 | 老朱的故事被《人民日報》報導
在我們農村，都是別人給介紹對象，沒有自己談的。三十歲之前，沒有任何人給我介紹。農村以力氣吃飯，我沒有力氣，自己都養活不了，怎麼考慮家庭？一個偶然的機會，老天賜了我這個家。經同鄉介紹，我遇到孩他媽，她因為小兒麻痺症落下殘疾，只能坐輪椅。後來我們訂婚、結婚，有了新飛、閱陽和青臣三個兒子。新飛也和他媽一樣，因為小兒麻痺症走不了路，閱陽、青臣是健康的。
三十歲以前，我們一家人都拋棄我了，弟兄4個只剩我一個單身。所以我很珍惜這個家庭，很珍惜。離了這個家庭，我不會再有家了。
很少有人理解我們。乞討的時候寫牌子，我從來不提孩子，要是提了，人家一分錢都不給，說我瞎扯。孩他媽出去要錢的時候，別人問有幾個孩子，她說一男兩女，對方會覺得好，說兩個女兒長大了可以伺候你們，負擔還不重，痛痛快快給個幾塊幾毛錢。
我經常碰到的事是，知道我們家有三個男孩後，人家不但不給錢，還說是我們自己找罪受：「人家城市家庭多有錢，也頂多要兩個。你都不應該要孩子，要那麼多，你養得了嗎？你不是害了孩子嗎？」其中一句話真正刺痛了我的心，「你害了孩子」這一句。
閱陽考上大學後，有記者來採訪，問我「用什麼心情支撐這個家」，我半天答不上來。我老婆跟著我，我覺得對不起她；孩子無法自己選擇，跟我一個家庭，我也覺得對不起他。
有一個事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天我們在老家縣城，颳大風，別人在放風箏，閱陽也想要，一問，一個風箏5塊錢，一捆線是10塊錢，總共15塊，我捨不得了。我就給他找一個食品袋，綁上毛線，風一刮，袋子灌滿空氣，也飄得好高。我說：「閱陽你看，這是不是跟風箏一樣？」他說：「嗯，省錢了。」
閱陽小時候不太愛說話，但這句話說得特真實，多少年了我都忘不了。我對不起孩子，對不起孩子。孩子跟我吃的不勝人，喝的不勝人，玩的還不勝人，從小到大沒有買過什麼玩具，都是撿、做。我對不起一家人，我任何人都對不起。
確實，我們這個家庭有好多困難。哪一家人有兩個輪椅？難啊，我真不知道是怎麼過來的。壓力大的時候我也說過，要是有後悔藥，我就吃了後悔藥，我都不想有這個家。要是我以前知道現在的日子這麼難，我都不會結婚。這樣的話我不止說過一遍兩遍。不過，我是這樣說，但我不是這樣做的。我沒有怕難。我是家裡唯一的頂梁柱，我不能倒。
還沒有閱陽、青臣，以及他們還小的時候，我連害病的權利都沒有。我害病了，都沒有一個人能給我端碗水。有一次我腰痛得不能動，還在發燒，吃藥都夠不著。那時新飛還沒到上學的年齡，就擱地上趴著，爬一點往前挪一點，一步一步拱過來，給我一碗水。他的動作，我都看得很清楚。確實挺難為他的。
新飛是8歲上的學，他不能走，廣州的私立小學都不收，我們又把他送回老家。他拄兩個小拐杖，是我給他做的，就是兩根直棍，不帶彎兒也不帶把兒，跟小細擀麵杖一樣。用的是老家的槐樹，木質特別好，不會斷。
如果只有一個腿壞，有了拐杖，三腳鼎立可以撐起來，但新飛兩個腿都不能走，身體又瘦弱，走不遠就摔一跤。大夫都說他要多鍛鍊。出來要錢，我就給他個帶把兒的小茶缸，他一手扶一個小拐杖，只能用手指勾著茶缸，「咕咚」摔一下，把錢摔的到處都是。
和我一樣，新飛也只上了四年學。他在我們老家上封閉學校，兩周回家一次，我們家沒人，就去他姨家。後來他姨孩子大了，也要出去打工，新飛沒人照顧，沒有別的辦法，我就跟新飛說，自己名字能認識了，行了吧。12歲之後，我就把他帶來了廣州。
現在感覺，我最對不起的是新飛。他從小就不會走，大概一歲，正常的孩子都會站，起碼架著胳膊能蹦蹦，他呢，腳脖子是彎的，看著是站著，大人的手一松，腿又蜷著了，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怕他怨我，就把情況都跟他說清楚：給他做治腿的手術花了好幾萬塊，還是借的錢，結果還是沒治好。
前段時間有個信佛的阿姨跟新飛聊天，給他講佛。新飛說我是殘疾人，能不能出家？阿姨笑一下，說也行啊。新飛就說，等兩個弟弟考上大學，我就出家去。我心裡很不是滋味。
對青臣、閱陽，我會督促他們，我們一家人乞討確實是不好，欠社會、欠國家太多了，他們要考上大學，貢獻國家、貢獻社會。但對新飛，我不敢想，我想不出真正的辦法。我跟一位記者說了這事兒，他介紹了一個朋友，說可以叫新飛去面試一下。我挺高興的。他那麼年輕，也不能老乾乞討。
做乞丐也是無奈之舉，派出所我都進了二三十次了。
前幾年打拐，我是個殘疾人，新飛又不能走，就有人覺得我肯定沒有家庭，肯定是我把他的腿撅折了叫他掙錢，就打110抓我。後來我出門，就帶個戶口本用作證明，結果還是有人看我不像好人，打了110。
乞討看起來很簡單，好像往那兒一坐，人家就給錢了，實際不是。在馬路邊坐，熱天太陽底下，氣溫得有三四十度，天冷了在風口，坐在地上又好冷。有好幾次，孩他媽想著某個地方人多，能多要一點錢，氣溫三十七八度，地面溫度是四十多，她就在地上坐著，一回來就發燒、中暑。後來她還想去，一家人都勸不住，只能由她，有時提前吃點藥，嚴重的時候就掛吊瓶。
閱陽也攔不住她，就站在邊上給她打了一下午的傘。有次我讓閱陽寫保證書，他寫「別人掙錢是吃苦，我爸媽掙錢是拼命。」我特別欣慰，對他說，我吃的苦，你看到、知道了，就行了。
你要說苦，我一肚子苦水。乞討的苦，誰知道、誰懂、誰相信呢？我一個乞丐在外面，沒人搭理我。有些人覺得我們就是賤骨頭，就愛乞討。但我們也是家庭所迫，不然，也不至於走上全家乞討的路。人人都想當大老闆，當不上怎麼辦？
我這可不叫怨言。我也不想倒苦水，感覺自己理虧，因為人家是奉獻，我們是索取。社會就是這樣，一人一個瓶頸。別說是我，就是一個百萬富翁，也有不被理解的時候，也有被瞧不起的時候。人人都有苦，想要別人了解特別難。大家能知道，我們乞丐不都是醜陋的、招人煩的，還有這樣一個家庭，這就夠了。
我跟閱陽說過，你跟我一家人，這是天命，你也不要抱怨，而要特別的努力，如果你不夠強大，以後要有一個家庭都是困難的。現實就是那麼殘酷，沒有壓力不行。
他當時初中畢業，考上廣州一所民辦高中，一年收費近五萬元，太高了，實在供不起，我就想讓他打工。他一句話說服了我：「我不上大學，沒出息啊。」我們就讓他一個人回老家上學了。我還跟他提要求，第一，要上縣一高；第二，高考考到一本線以上。一本以後更好就業，我們老家好多二本出來的孩子都找不著工作。
我也擔心過，這條路走不走得通。經過努力，閱陽從一開始的班級40多名，到30多名、20多名、10多名，最後是前5名。今年高考成績出來，607分，比河南省一本線高出60多分。選大學的時候我猶豫了，在廣州發展肯定工資高，但我怕在同一個城市乞討，要給孩子丟臉。我拿不定主意，就問閱陽想在哪兒，他說廣州，最後就報了廣東的學校。
在老家讀高中的時候，閱陽一個人住，自己洗衣、做飯。老家的鄰居都說，我跟撿了個大學生一樣，言下之意是我這個父親當得不稱職。別的孩子要高考，有專人伺候，我一年到頭不回來。去年過年，閱陽讀高三，大年二十九放假，初三就要開始上課，我一算，才三天，回去也沒時間說話，而且車票還要花錢，就問閱陽，今年不回去行不行？他很懂事，說行。後來又遇上疫情，村子封了，也不讓走親訪友，閱陽就一個人在家吃住了兩個半月。實在不放心，5月底，買得到火車票了，我和孩他媽就馬上回家。那時青臣已經開學，新飛留下來照顧他。
其實我也經常督促孩子學習。他的努力，我的督促，一樣都少不了。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天才，一段時間不督促，學習成績就下降，所以管小孩要堅持，我每天再忙，都要簡單地問幾句情況。我沒有多大的學問，但道理還是說的。我告訴他，大學同學都是比你更精彩、更出色的，如果你沒有拿出高中的精神，可能還要落後。你現在不是小孩子了，是飛出去的小鳥了，要有抗風浪的能力。
疫情期間，我可以用閱陽的帳號登錄，看他們的課。課我聽不懂，但怎樣做人做事，老師講得特別好，我聽得心服口服。我就跟閱陽說，你現在高中文化了，我講得吞吞吐吐，道理不一定講得準，就不跟你說了，你聽了老師的話，就什麼都有、什麼都會了。比如，他的班主任講考試的心態，是去說一個人如何踏踏實實地實現夢想。這些道理要我完全照搬，我也說不上來，人家都是大學生，那個用詞就不一樣。「放鬆不能放縱」，這話也是從老師那兒聽來的，我也覺得特別好。
還有一句，也是閱陽老師說的，「有付出就有收穫」。我以前表達錯了，說成「有付出就有回報」。我感覺到我用詞不當，老師說的「收穫」更準確、更漂亮。比方說你是個農民，上地裡割麥子，你割得多，收穫也多，有付出就有結果，結果就是「收穫」，「回報」好像拐了個彎兒，它不是直接的。
我覺得閱陽的校長、主任，他們有文化，都站得高、看得遠。我跟閱陽說了一個目標，結果學校不是那樣規定的。因為家裡窮，我就想讓他以掙錢為主，畢業了趕快找個好工作，但他們的校長說，畢業找工作不是目的，之後還可以一步一步地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後，通過學習也可以掙錢，學習好了能有助學金、獎學金。我以前沒有接觸，不懂。回來我就跟閱陽說，你要聽老師的話，不要光聽我的，因為我是一個文盲。我說你過段時間一回來，要是不內向了，理想也大了，給我個驚喜，多好！以後要輪到你給老爸講道理。
我這個人愛幻想。有一個小好事，就能馬上想成個大的好事，閱陽的未來我就想得特別好。你問我幻想了什麼，幻想能說嗎？我跟誰都不想說這個，今天是說漏嘴。你要在電視上、報紙上，看到一個乞丐怎樣幻想，得覺得好笑。一個乞丐還幻想？瞎扯。
我告訴閱陽，作為一個人，必須有三個夢想：第一個是似乎達不到的，第二個是有可能達到的，第三個是能達到的。如果沒有大學夢，就不會有今天。高中的時候我就跟他說，那清華北大我們不能不去想，那就是第一夢想，你要往那個地方去努力，全力以赴後沒有達到，你還有第二個夢想。做人都要是這樣的。
閱陽考上大學，我們確實增加了自信，現在我管青臣比以前要用心多了，也更有把握了。青臣的決心不得了，說我超過二哥怎麼樣啊？我說行，有這個精神，我很讚揚，不過你要踏踏實實地努力。
說實話，現在很多報導把我們捧得太高了。我們只是做了一點點成績，就被這樣去說，感到受寵若驚。有記者問閱陽有什麼發光點，我說我的孩子渾身缺點，上哪兒找發光點？閱陽那麼好，我沒有當面誇過他，怕他驕傲。作為一個父親，能有很多理由找孩子的缺點、不足，不是說他非得犯了確確實實的大錯誤才要檢討，所以我經常讓閱陽寫檢討書、保證書。現在，他只是邁進夢想的門檻了，以後還要考研究生、考博士，前面的路還特遠、特長。
我感覺，自己的變化，也是一個社會的變化。疫情期間，老師讓讀《駱駝祥子》，青臣說這書有意思，想讀給我聽。平時他要給我讀書，我心裡有壓力，沒心聽，這段時期不能出門，我心裡沒有那麼多雜事兒，就聽他讀，一整本書都聽完了。我真有感慨。駱駝祥子是當時的一個強者，因為他人高馬大、有力氣，最後卻混不下去了，這讓我好悲傷。有啥事兒，我都容易聯想到自己。我是一個弱者，慢慢地能有一個家庭，再有幾個孩子，雖然負擔挺重，但心裡還是高興的。新飛的病不是人能控制得了的，剩下兩個小孩那麼爭氣，我感覺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還有一次，我回家祭祖，一個老家人說的叫我掉淚。他說以前一個村子都上南方逃荒，最後有的一家人回來一個，有的一個也沒回來，就死在外面；我也逃出去了，還領回來個大學生。人家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年人，字都不識，簡簡單單一句話，他就說得那麼真。這就是社會的變化。
我現在的願望就是，新飛能找個工作，青臣也能考上大學。等到那時，我都60多歲了，低保夠我吃飯了，小孩不向我要錢了，我就不幹乞討了。我對哪個記者都說，我們是普普通通的人。閱陽考上大學，只是他一個人的夢想開始了。我還沒有成功，還得面對現實、好好努力。改變家庭命運還任重道遠，前面還有好多路要走，好些苦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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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鄭可書
編輯 | 左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