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到臺灣後，由於西伯利亞超強寒潮的波及，南港幾乎每天都籠罩在陰雨綿綿中，見到我們，臺灣「中研院」的老師直嘆氣：「你們太不走運了，遇到了一年中臺北最差的天氣……」不過可能是因為從北京過來，我倒沒有這樣的感覺。住在四分溪泮的活動中心，每天去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會議室上課，可以看到堂堂溪水從山間流出，偶爾有白鷺在水中佇立捕食。胡適紀念館、傅斯年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這些原本只在書上讀到過的地方，都在雨後凝翠的山腳下鋪展開。
四分溪某天早上在哲思軒，和幾個大陸同學圍坐在昆士蘭大學黎志剛教授旁邊，邊吃邊聊。吃到一半，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先生推開門進來，黎教授立即放下叉子，和老者打招呼，待其慢慢踱過後，才對我們說：「這位是袁同禮的公子袁清，現在做明清史。」
今年「中研院」史語主辦的第25屆歷史研習營主題是「『物』的歷史」。研習營由前所長杜正勝創辦於1990年，原稱「國史研習營」，只招收臺灣地區高校的研究生，講學切磋，反響非常好。幾年後，北大歷史學系鄧小南教授訪問「中研院」，得知有此研習營，建議也應該開放大陸學生參加，翌年遂有4名北大學生入選，後來在大陸招生範圍擴充到清華、南大、人大等校。在已經民主化的臺灣社會，任何官方活動都必須接受輿論監督，歷史研習營也不例外。人民群眾最大的質疑就是，研習營怎麼只招名校學生，是否太重視brand name？為此，有人向「中研院院長」投訴，還有人甚至直接告到「立法院」，抗議研習營招生不公。
我瀏覽了一下今年的學員名單，總共有大約50名臺灣學生，20名大陸學生，另有三位馬來西亞華僑及一位日本學生。大陸學生的來源集中於7所高校，臺灣學生的來源則非常多元化，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最年輕者是大三本科生，最年長者頭髮已花白。在課後閒聊中我了解到，大陸學生都是由各個高校內部推薦，臺灣學生則不論出身，統一向主辦方提交申請，根據申請書的質量擇優錄取。在為期9天的臺灣之行裡，這可以說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文化衝擊」。
杜正勝的讀書卡片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正是研習營的創辦者杜正勝院士，題目為《漫談「物」的心態史研究》。其內容是通過對「物」的考證，來還原傳統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即葛兆光所說的「一般思想史」。老實說，由於仔細閱讀過課前資料，我感覺杜先生講的內容基本不出其範圍，而且我也不做這一段。但正如黃興濤院士所說：「這次研習營老師講的題目，不一定是你所關心的內容，對你寫碩士博士論文也不一定有幫助，所以重要的是學習他們找材料、串聯材料，連綴成一個有意義的問題的方法。」
杜先生度與人的金針，就蘊含在他講課時用的ppt上——幾十年間積累的讀書卡片。餘生也晚，雖然聽不少老師在上課時提過這種前輩學者的傳統治學方法，但「卡片」究竟長什麼樣，從來就沒見過。在電腦時代之前，抄卡片對於釐清一個學術問題非常有用，一些老派海外漢學家亦偷師此法，比如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國古代地理時，據傳就積累了「5000多張卡片」。沒想到這次來臺灣，終於在投影幕布上看到了。
杜正勝院士的「卡片」杜先生試圖從「物」切入，研究秦漢時期中國普通人的觀念。我們一般所談的「思想史」都是言說的思想史，多屬於精英階層，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資源和條件，將其言說留傳下來。至於底層百姓、愚夫愚婦們怎麼看待周遭的世界，只能從筆記小說、史書的隻言片語裡點滴拼湊，辛苦勾稽。很明顯，由於材料限制，這非常困難。
杜先生從《左傳》、《周禮》等典籍中摘出相關內容於卡片上，重新解讀，指出「物」原本是指那些造型可怕、難以名狀的鬼物。它們最初被繪在旗幟上，後來被鑄造於鼎等重器之上。這些圖案既是氏族圖騰，也是國家的象徵。當時人們相信，誰只要控制了「物」，就能掌握政權。這也能解釋，為何先秦青銅祭祀禮器上，會出現那麼多造型可怖的圖像。春秋之後，以「物」代表國家的觀念漸漸式微，鬼怪轉而滲入中國文化底層，成為底層民眾觀念的一部分，在後世以不同形式出現。
一個半小時聽下來，我感覺杜先生對於先秦時期「物」之原意的闡發非常有新意，但對於鬼怪從上到下的滲透過程，卻似乎並沒有過多證明，有突兀之感。課後討論時，小組導師許博士亦說，如果把卡片上的材料從另一個角度解讀，說成從下到上滲透，其實也能說得通。對此我深為認同，感覺「物」可能只是一種榮格（C. G. Jung）式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某種上下相互耦合而成的文化基層而已，很難嚴格地說從上到下或從下到上。
邢義田與王明珂談「物」的歷史第二天早上邢義田院士所講的「物」，則是有觸覺的。在名為《漢簡的體積與重量》的演講中，邢先生先討論紙張出現之前，可以用作書寫的材料。一邊講，他一邊從隨身帶來的大袋子裡，依次拿出莎草紙、紅柳、竹片、胡楊枝、松板等書寫材料，向下傳閱。
來臺灣之前，我便已讀過邢先生那本《立體的歷史》，知道中西比較、圖像考證，乃其兩大絕技。當天的演講也使用大量圖片，通過對竹簡重量的計量，重新證明章學誠、餘嘉錫等人已經提出的觀點，即古代的典籍，如《莊子》《禮記》等，由於受限於書寫載體的重量，一開始都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在輕便的紙張出現之前，這些單篇從來沒有以一部完整的「書」流傳過。了解到這一點，便知道像胡適那樣通過子書中個別篇目出現時間早晚辨偽，是沒有意義的。從簡牘到紙張的變革，是一場「物」的革命，其影響非常深遠，所以我們不能以後世的「著者」，抑或現代的「版權」觀念，投射回先秦、兩漢。
邢義田院士後面幾天，主講老師王明珂、黃銘崇、林美香、林志宏、李貞德、劉益昌、趙金勇、戴麗娟等，內容也非常精彩，但這篇小文篇幅有限，只能忍痛略過。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珂的《物、社會與歷史：以玉器與青銅器為中心的探討》。王先生以研究羌族知名，最有趣的一個例子也是關於羌民與蕎麥的。
在北川地區，蕎麥原來被認為是「蠻子」的食物，口味不佳，製作出的面也偏黑，顏色和常年在地裡的體力勞動者的膚色相似，所以北川鄉民能不吃就不吃。但建國後，由於大陸的民族政策，尤其1980年代後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很多北川居民開始以「羌族」自居，雖然他們在此之前連這個名字都沒聽過。蕎麥的象徵作用此時發生改變，被當成民族的象徵，原來不吃蕎麥的人，忽然都開始吃蕎麥。王先生藉此闡明，物的意義表徵（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的改變不是憑空而來，它反映的往往是社會結構的變遷。
黃進興談治學經驗周五那天早上，主辦方忽然通知我們，今天中午，黃進興所長要與我們二十多位大陸及外國學員便餐座談。這原本不在主辦方安排的日程內，於是我們就拿著各自的臺式便當，去史語所三樓的會議室與先生見面。
黃先生是餘英時的學生，他在哈佛讀博期間，大陸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赴美研究生剛入學，所以對於兩岸學術都有透徹理解。在他看來，今天大陸的著名學者，如葛兆光、陳平原、陳來等人，年輕時被「大躍進」、「文革」耽誤過，個人體驗深刻，所以做的都是生命的學問。再加上他們的老師都是民國時的老先生，還能接上傳統的治學套路和學者風骨。1949年時，大部分優秀學者都留在了大陸，來臺灣的比較少，所以相較而言，臺灣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更大，就像一個淺盤子，歐美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反應。
黃院長言自己就經歷了好多波海外思潮，隨之浮沉，後來自己總結出了規律，就是歐美大概15年左右就會出一個學術聖人，然後就形成學派，輪迴一次，包括存在主義、現象學、闡釋學等等。臺灣每次都跟風，但做得都不怎麼樣，而且很快就過時了。大陸改革開放後，有些步臺灣的後塵，但那種炒外國人冷飯的做法其實是要不得的。
這一時期，將西方社會科學應用到中國研究做得比較好的，一是何炳棣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用統計方法研究帝制中國的社會流動性。二是餘英時，他先跟錢穆學，後來又負笈美國學習西方社會科學，所以才能在很多方面超過老師。有時候跟一個大師讀書並不見得是好事，因為大師往往有一個很強的思維模式（mode of thinking），學生很容易被它框住。比如康德、黑格爾、韋伯，哪個有特別出色的學生？在這個情況下要超過老師，除非自己絕頂聰明，或者像餘英時那樣轉益多師。
但是，黃先生忽然話頭一轉，西方社會科學1980年代以前偏思辨，歷史學色彩較弱；但後來歷史人類學等學科興起後，西方社科開始有了時間維度（time dimension），對我們治中國史幫助就會比較大。所以你們這代學者做中國史研究，還是一方面得看西方史學史，從中尋找靈感；另一方面也得懂中國傳統學問，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朱彝尊《經義考》這樣的書，應該常備床頭。這樣兩邊作戰，雖然分外辛苦，但民國大家就是這麼來的。狹間直樹曾指出，梁啓超學問中有大量日本的痕跡；陳寅恪留學德國時，史學界正在研究北方蠻族入侵下的羅馬帝國，陳受此啟發才寫出那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傅斯年的藏書中，外文書也極多，雖然反映在著作中的，只有那麼一點點。
現在還有一個好的條件，就是中國研究的中心已經回到了中國。黃院長說自己那一輩都是被西方強勢文化打壓的，在當時的臺灣學界，即使做中國研究，也得發表過幾篇英文論文才能站得住，但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問題。至於日本，年輕學者已經沒有了那麼好的漢學功底，以後恐怕難以超過前人。但必須指出的是，最近紅火的「新清史」，起源是20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基本問題都已經被田村實造等人研究過，只是被美國漢學重新包裝了而已。所以做中國史，日語也應該要懂。
傅斯年圖書館參觀傅斯年圖書館聽完黃先生提及傅斯年的大量外文藏書，當天就有機會到傅斯年圖書館入庫參觀。入藏品最珍貴的頂層書庫時，除了恆溫恆溼、禁止拍照、不能手觸圖書外，進門前我們還得在門口有強粘性的塑料膜上踩踏一番——為了保護圖書，連灰塵也是不允許的。傅圖裡最珍貴的，當然是其檔案、拓本、善本書，但由於研習營裡有不少大陸學生，館員還特地向我們展示了「解嚴」之前入藏的大陸書籍，每本都印著「匪偽書刊，不得借閱」的藍印，並且介紹到，在「白色恐怖」時期，來「中研院」看大陸書籍，是要受到情治部門嚴密監視的。
作為古代史專業的學生，我最關注的當然是善本古籍。傅圖的善本書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南京鄧邦述之「群碧樓」，二是原日本北平東方研究所之藏書，三是傅增湘之「藏園」，四是李鴻藻之孫李宗侗的舊藏。很多海內外孤本今天都已經數位化，只要憑學生證、護照等證件便可瀏覽。由於研習營結束後我們只能多停留三天，所以我後來只抽時間看了《南京戶部志》一種，至於其他的藏書，就只能等下次來「中研院」時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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