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電信詐騙：「零門檻」入行　「傻瓜式」作案

目前，我國各地傳統刑事案件大幅下降，但電信詐騙等網絡犯罪發案率居高不下，屢禁不絕、屢騙屢成、屢騙屢新，危害巨大。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網絡犯罪已經實現全鏈條「產業化」，上下遊的各個環節均有專業「黑灰產業」商家提供服務。這些商家並不直接參與犯罪，但為網絡犯罪提供難以估量的幫助，導致網絡犯罪門檻、成本極低，犯罪分子只需「購買服務」，就可以「傻瓜式」操作。

調研還發現，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網絡犯罪團夥所需的伺服器搭建、假身份信息、受害者信息、洗錢甚至詐騙「劇本」均有專業「黑灰產業」商家提供，專業團隊滲透到犯罪活動的每個細微環節。

公安部10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國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5.5萬起，抓獲嫌疑人14.5萬名；累計封堵涉詐域名網址21萬個，攔截處置詐騙電話5100萬餘次、詐騙簡訊6.3億餘條，成功止付凍結涉案資金1000餘億元。

電信詐騙全鏈條「產業化」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反詐專班民警馬天偉、趙忠義等介紹，目前有專門的軟體公司和技術人員為網絡犯罪所需的網站、平臺、APP等提供搭建等技術支持工作，價格並不高。「詐騙分子」直接購買、使用即可。

手法一：專業「軟體商」提供「搭建平臺」等技術服務

湖南省婁底市的文某強，在2019年6月糾集了16名文化水平不高的「90後」組成一個「殺豬盤」電信詐騙團夥，這個團夥成員以親戚、朋友為紐帶，聚在一起。他們無任何特長，文化程度也不高，通過購買各犯罪各環節的「服務」後，迅速實現了犯罪獲利。在今年5月底至7月的兩個月時間內詐騙「三盤」，獲利200多萬元，而其全部投入不過三五萬元。

「文某強案」中，「老闆」文某強安排「操盤手」通過境外加密聊天工具聯繫到軟體公司，以每個5000元的價格開發出「廣州新彩」等3個APP。

隨後，詐騙團夥「操盤手」接管APP並進行後臺操作，如修改資金額，封盤（關閉）等。「做這種東西技術難度不大，裡面的許多功能都是假的。三個APP內部功能也完全一樣，只不過是改了個名字，換了個『馬甲』。」馬天偉說。

太原市公安局萬柏林分局破獲的一起團夥藏身杜拜進行「比特幣投資」詐騙的案件中，涉案投資平臺網站和APP製作方為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該公司除了給這個犯罪團夥提供技術支持外，還向不特定群體出售服務。而深圳一家雲計算公司則向該詐騙團夥提供雲加速、雲防護等科技服務。

手法二：「作案工具」買賣有「成熟市場」

文某強組建團夥後，從其他團夥購買了數十部安裝有微信、流量卡的手機。民警介紹，微信對新開帳戶的管控力度逐漸加大，新註冊的微信號發布敏感信息等容易被封號，於是專門的「養號」團夥就針對性地出現了，即提供活躍了一段時間的老微信號供詐騙團夥使用。

「時間特別短，直接拿來就用，手機裡面有數據流量卡，有登錄好的、已經設置好的微信號，傻瓜式操作。手機一般都是智慧型手機，一般都是國產品牌，五六百塊錢一個。」馬天偉說。

警方介紹，在一些地方，已經有了專門的成熟「手機市場」，專賣這種手機，以及電話卡、流量卡等。

手法三：甚至有專門培育「詐騙對象」的「菜商」

準備工作完成後，文某強團夥開始蓄謀作案。警方介紹，詐騙團夥作案時間很短，如文某強團夥的許多人都是「老手」，並不需要長時間培訓。少數人簡單培訓一下就可以「上崗」。

「剛開始文某強團夥會在QQ貼吧、股票投資群物色想要投資的人，單對單跟他們進行溝通，說掌握一個平臺，收益率好，然後把他拉進預先設置好的微信群裡，逐步開始『養』。」專案民警說。

將前期尋找到的「潛在」受害者拉入微信群之後，2020年5月底至7月間，文某強團夥開始在湖南株洲、江西等異地，短期租賃房屋，準備「殺盤」。這期間，犯罪分子聚集在一起，集中生活，不準使用生活手機，每人操縱一些「詐騙手機」，分工作案。

在微信群裡，犯罪分子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一人分飾多個「角色」。除了客服外，還有公務員、教師等不同的投資者，他們還會塑造很懂股票投資的專業人士，稱之為「老師」。老師定期在群裡講課，發布一些高回報高收益的股票種類，讓人感覺到他很厲害。

民警介紹，這個微信群中一般會有四五十人，多的時候高達八九十人，但是基本上受害者只有十多人，其他都是犯罪分子冒充。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去年破獲的一起類似案件中，一個微信群裡有40人，只有1人是受害人，其他39人都是由六七名犯罪分子操作不同的微信號冒充。這39個人中，有冒充的教師、公務員等角色，每天他們會發符合相應身份的朋友圈，騙取受害人信任。

在「養」的過程中，犯罪分子通過冒充的身份開始誘導受害者進行小額投資，起初他們會按照一定比例，5%到10%不等，如文某強團夥按照投資5%的比例進行回報，即投入100元，給受害人返回105元。慢慢地，受害人越來越多，投資的數額也越來越大。

總投資額到了四五十萬或者八九十萬的時候，數額大概到了或者時間大概到了，他們就會把軟體關掉，迅速「封盤」，當天把作案手機直接扔到河裡或者其他地方，馬上離開當地。這便完成了「殺一個盤」。隨後換地方，換APP「馬甲」重新「開盤」。就這樣，文某強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連開三盤，獲利200多萬元。

民警介紹，「培養」詐騙對象的犯罪過程，也在逐步精細化，為了規避風險，他們將一個階段分成了「吸」「養」「騙」等不同階段。不同於文某強團夥自己「養」詐騙對象，有的詐騙團夥可直接獲得「半成品」詐騙對象，「封盤」詐騙收割即可。

太原警方近期從東北抓獲一個「吸粉」團夥，該團夥即是專門為下遊環節進行「吸粉」，他們接收到「養號」團夥發來指定的群二維碼之後，團夥成員冒充證券公司利用購買來的股民信息，單對單聯繫，將一個股民拉入指定聊天群24或48小時後，這名成員獲得佣金13元，超過10個人頭後每拉一個人獲得佣金25元，成員每拉一人入群，該團夥老闆獲佣金七八十元。拉入群之後，「吸粉」團夥就不管了，由下遊團夥對這些「準詐騙對象」進行下一步「套路」。

手法四：「跑分平臺」「水房」「地下錢莊」等提供洗錢服務

詐騙團夥不直接進行資金結算，而是通過專門的「跑分平臺」「水房」等團夥以掙取佣金的方式，將錢洗白，轉給詐騙團夥。

太原市公安局反詐中心負責人張虹說，網絡犯罪「洗錢」也經歷了幾個階段：起初為銀行卡取現模式，在銀行卡多級流轉後，僱傭「車手」將錢取出來。現在則多通過第三方、第四方甚至第五方平臺等進行流轉，即錢入卡之後迅速轉帳，然後以購物、購買基金、股票等方式，進入資金池，或者通過對公帳戶，以企業交易的方式進行資金流轉。

民警說，洗錢團夥通過多張銀行卡互相轉，一級卡轉到二級卡，二級卡再轉到三級卡，轉到七八級的時候，有些會購買股票基金，或者偽裝成商戶轉帳。「經過幾個層級以後，錢有可能充到境外賭博網站，或者是購買基金、股票等。這樣錢就進了大資金池子裡，再出來的時候，就分不清楚哪一筆錢是詐騙款，相當於洗白了。」

文某強團夥與上下遊「服務商」交易往來全部以「電子加油卡」作為支付手段，1000元額度一張的加油卡，將條碼拍下來發過去即完成了交易，搭建一個APP只需要5張卡。

山西警方偵破的羅某勇「跑分洗錢」案中，羅某勇將自己團夥的支付寶帳戶二維碼掛到境外賭博網站，賭資全部進入羅某勇團夥支付寶中，該團夥收帳轉帳「洗錢」，最後通過中間人，將錢轉入賭博網站指定用戶，完成「跑分」。僅2018年3月的5天時間內，該團夥5人「跑分」600多萬元，佣金約為8%到12%。

手法五：虛假身份信息和受害者數據找「卡商」

無論是詐騙團夥，洗錢團夥還是提供作案工具、詐騙對象的「菜商」，他們使用的均是假身份信息，這部分「服務」提供者被稱為「卡商」。他們尋找相應的人購買身份信息「四件套」或者對公帳戶「八件套」。

「四件套」為身份證、銀行卡、手機卡和銀行U盾，每套第一手價格約500元到1000元，流轉到詐騙使用者手中每套可達七八千元。「八件套」則包括營業執照、印章、對公帳戶、U盾等。第一級價格為每套1500元到2000元，到使用者手中每套高達上萬元。

山西晉城25歲男子王某傑在今年3月，組成團夥，以本人或他人名義大量註冊公司辦理營業執照，註冊對公帳戶。同時也通過微信群在網上收購銀行公私帳戶，通過網絡和物流寄遞方式賣給境外詐騙和賭博團夥。王某傑甚至親自偷渡境外指揮，以每個對公帳戶10000元至18000元的價格販賣給境外的犯罪分子。

手法六：部分新技術成為犯罪「黑科技」

隨著網絡技術更新，一些不法之徒也不斷使用新技術、新應用來逃避警方打擊，比如Goip網絡電話就是近年來詐騙分子的「新寵」。

山西省公安廳打擊網絡電信詐騙犯罪工作專班的任鑫峰介紹，Goip設備是網絡通信的一種硬體設備，支持手機卡接入，能將傳統電話信號轉化為網絡信號。一臺設備可供上百張手機SIM卡同時運作，還可以遠程控制異地的SIM卡和Goip設備撥打電話、收發簡訊，實現了人與SIM卡的分離，達到隱藏身份、逃避打擊的目的。

手法七：「犯罪套路」也能購買

生活中，各種類型的電信詐騙手段和套路層出不窮，卻又似曾相識。民警介紹，「黑灰產」中還有專門製作詐騙「劇本」的團隊，這些不乏心理學、文學、偵查學背景的專業人士，編造「套路貸」「殺豬盤」「冒充公檢法」等各種犯罪套路。

「『殺豬盤』原本是通過冒充談戀愛等感情手段誘使受害者投資或賭博，在文某強案中，談感情的階段直接省略了，上來就是投資詐騙。」民警說，詐騙套路也在變化。

農民工、大學生等淪為詐騙分子「工具人」

網絡犯罪分工的日益精細化，導致一些農民工、大學生等弱勢群體成為犯罪的「工具人」，淪為犯罪「幫兇」。

有民警表示，從近年來破獲的案件看，受僱開卡的群體呈現年輕化趨勢，輟學的社會閒散人員、外出務工人員、在校學生成為主要目標。這些群體欠缺社會經驗，愛貪小便宜，法律知識淡薄，受利益驅動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晉中市民郝某某因大量出售個人信息被抓後，警方發現他名下的公司有五六十家，分布在全國各地。他交代，一些中間人會提供機票安排他到各地註冊公司，開對公帳戶。

今年8月，鄭州警方公布一批230人買賣帳戶、冒名開戶的人員信息，其中「90後」佔比超過一半；溫州警方同月公布的一批涉嫌買賣銀行帳戶、冒名開戶的160名人員名單中，「00後」佔比一成多，「90後」82人佔比約一半。

除出租和出售銀行卡、帳戶等信息外，警方介紹，目前大學生向犯罪分子出售或出租微信號現象愈發普遍，用過1年的微信號一手出售價格約180元，三年以上的則達到500元。

在這種畸形的犯罪鏈條中，也不乏「黑吃黑」的現象存在。郝某某在手頭緊張時，會將自己名下出售或出租的銀行卡進行掛失，偶爾也能截住部分往來資金。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公訴的一起電信網絡詐騙「黑吃黑」案中，嫌疑人假意賣卡，將售出的銀行卡掛失補辦，截住的詐騙款由此被據為己有。

電斬斷「服務」鏈條　剷除「黑灰產」土壤信詐騙全鏈條「產業化」

山西省公安廳打擊網絡電信詐騙犯罪工作專班負責人賈勇生表示，遏制網絡犯罪不能僅依靠打擊，要消除其屢禁不絕的現狀，必須加強源頭控制，斬斷「服務」鏈條，剷除「黑灰產」土壤。

首先，通信運營商必須切實加大通訊卡「實名」管控力度，斬斷「兩卡」販賣產業。比如，目前可以單位等名義批量辦理的流量卡、物聯網卡等被犯罪分子慣常使用，成為管理的薄弱環節。

2020年10月10日，國務院召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　「斷卡」行動，提出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嚴厲打擊整治非法開辦販賣電話卡、銀行卡違法犯罪，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態勢，切實維護社會治安大局穩定。

其次，加大對對公帳戶等的金融監管、治理力度。目前一些對公帳戶凍結難度很大，有民警反映，發現涉嫌犯罪的對公帳戶後，一方面難以查到具體開戶銀行，另一方面向開戶行提供相關凍結手續後，有的銀行也存在配合問題。他們建議，金融系統需要加大監管力度，對開戶人員進行核實調查，堵塞虛假開戶，對頻繁轉帳的異常現象加大風險控制。同時，銀監系統應出臺規定，實現對公帳戶中犯罪資金快速凍結。

再次，完善法律法規，對「黑灰產」從業者嚴打重判。民警反映，目前《刑法修正案（九）》雖然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網絡犯罪各「服務商」行為單獨入罪，但現實中操作難度大。

受訪者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首先量刑過輕，難以起到威懾作用，此罪最嚴重情形才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對許多「黑灰產」環節並不適用，如打擊對公帳戶買賣，警方主要以倒賣國家機關公文罪立案。而且，為網絡犯罪「提供服務」的環節鏈條愈發細化，難以形成證據鏈。此外，此類犯罪隨著時間推移證據滅失極快，許多犯罪分子被輕判或判緩刑，這些人出來後不少人「重操舊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