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九型人格的描述，海倫·帕爾默的暢銷書《九型人格》中，已經描述得比較詳細。現在對於這個能準確地預見人格的某一方面的理論，正統心理學還沒什麼研究。也許是因為正統科學看不上這似乎民科或神秘學的東西，又也許是因為定量的研究方法對這理論沒什麼好補充的。這篇文章我按型號順序描述比較一些讓人感受深刻的型號的共同點，一方面是對各型號有更多的認識，一方面也顯示了該理論的驚人的準確性。最後會對理論本身的形成、存在問題等做一些討論。
首先說3號實幹者，也可以說是能力者，注意力重點是「能力」和認可。要舉的例子是川普和朱元璋。3號最基本的特徵-看重能力，認為沒有能力不能努力成功的人是沒有價值的-這一點在川普身上很明顯地表現出來，有時候太明顯倒顯得有點可愛的自大和自戀。除此之外，3號在對人關係中經常表現出最後翻臉收場，如川普的youarefired和一個個幕僚的退離，朱元璋和一個個開國功臣的決裂。還有一個很明顯的是3號通常對家人特殊照顧和絕對支持，如川普對子女的安排，朱元璋對家人的特殊包庇，這也許是因為海倫·帕爾默所說的「扮演」，更有可能是對於感情弱感的彌補。對能力的注意力重點還衍生出，有時候3號會執拗地「硬」做某事，如川普收關稅，朱元璋反貪官採取剝皮等一切嚴厲手段，雖然通常硬做往往會產生反效果，川普可能永遠也想不通硬收關稅會破壞自己，朱元璋也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採取剝皮那些嚴厲的措施後明朝的腐敗反而是如此嚴重。因為對能力和成功的極度渴望，3號在這個層面上通常是成功的，朱元璋開創了一個朝代，川普經濟搞得火熱，同時硬來的行為特性也會為其事業埋下隱患，如朱元璋的特務制度，川普的各種強硬措施。3號人格的形成接近海倫·帕爾默說的，源於父母引導孩子對能力的重視和強調，處處讓孩子「爭第一」。通常在有兄弟姐妹的比較或親戚的鼓勵競爭中形成。
4號。之後舉例會舉很多作家的例子，因為文字能最明顯地顯露出一個人的內心，而且大家也都容易看到。4號悲情浪漫者。你看到杜拉斯，你看到安妮寶貝，你看到張愛玲，然後你就知道她們像同一個人。就像海倫·帕爾默說的，我們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抑鬱的4號，遺失的美好、抑鬱、悲情，這些特點海倫·帕爾默都描述了。要補充的是，四號的注意力重點是可能性，「可能性」深刻地體現在4號的行為和觀念上，最典型的是強烈的愛情可能性思想。4號人格的形成源於徘徊在得到和失去之間。
5號。5號是孤獨的觀察者。5號有喬達摩·悉達多、王陽明、愛因斯坦、列夫·託爾斯泰、作家亨利·詹姆斯、周星馳等，這個名單還很長，中國很多名人及很多西方科學家都是5號。因為心的隔離，5號通常能清晰細膩的洞察這個世界，同時也在其行動反饋出那些獨特的事實點，像王陽明等的謀行等，託爾斯泰的寫作特點也是細膩而真實客觀的獨特，周星馳喜劇的最大特點也是能抓住那些就在每個人面前卻沒人看到的獨特。5號的基本情緒是恐懼，恐懼伴隨著5號心的一生，對5號來說，就算是森林裡的鹿鳴，聽起來也像是叢林猛獸。除了《叢林猛獸》，一些文藝作品也表現出了作者的觀察者傾向，不過印象裡最直白的還是動畫eva，它簡直就是一個觀察者的自白。恐懼導致心的隔離，因為心的隔離和不知，觀察者經常會導致感情上的失敗或隔離，即孤獨症；佛祖中年拋妻棄子離家出走，王陽明結婚當天和道士去打坐，愛因斯坦兩次失敗的婚姻和孤獨終老，託爾斯泰晚年和妻子決裂離家出走而亡，詹姆斯一生不娶，周星馳也是。就像泰戈爾形容愛因斯坦的，「一個孤獨的人」。隔離的心也導致不爭不涉和無所求的特點：佛祖的行為和大部分教義都是其5號人格的體現，王陽明交出寧王、愛因斯坦拒當總統，都是不爭的特質體現，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希望「抽離」的欲望。淡泊與其說是一種本能，不如說是一種心理欲望。生活上所求極少，像託爾斯泰雖是農場主出生但一生過著簡樸的生活。然後說一下5號人格的形成，這點我不同意海倫·帕爾默。5號的形成應該是幼年時期的不安全感，而且這種不安全來的越早越強烈，5號傾向就越強。佛祖出生後第七天失去母親，託爾斯泰1歲喪母10歲喪父，周星馳7歲父親離開；當然不只是失去父母，任何其他能導致強烈不安全感的事都能形成5號傾向，如愛因斯坦和王陽明幼兒時的語言障礙，亨利·詹姆斯強勢暴躁的父親和哥哥等。另外被控制欲強的父母強迫和幹涉會增強5號傾向，即精神分裂症中共情能力減少和情感淡漠的單純型。
7號。樂觀主義者。最典型知名的7號可能是法國作家薩岡，就算不知道其生平，單單看其成名作《你好，憂愁》的內容和書名，就能對7號有一定的認識。憂愁是7號生命中的盲點，所以正視憂愁可能是生命中最重大的事。就像帕爾默所說的，因為樂觀的心境，7號注意力集中，有很強的思考力。其他的7號例子我能想到的有《愛情公寓》可能的某個編劇，因為其中無論是人物還是心境都有7號的影子，有些劇情反應了7號一些獨特的行為體現。
8號。8號是憤怒的保護者，注意力重點是反應的強烈程度。比較典型的名人有毛主席、魯迅、賈伯斯、李敖等。8號是憤怒的，在魯迅、李敖的文章中你能鮮明的感受到。比如李敖，年輕時瘋狂反毛，中年後瘋狂推崇毛，其實，無論是瘋狂地反還是推崇，都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於強烈反應的欲望。攻擊性產生了對爭鬥的渴望，賈伯斯把公司的人分成兩個陣營，讓他們相互爭鬥，毛則是發動文革。當毛會見基辛格時不停地呢喃「會有大事發生，會有大事發生」時，晚年的他已經無法控制心中8號的欲望。因為強大的心理能量，8號在做事上通常是成功的，不僅是因為果斷主動等特點，更主要是因為對反應強度的注意力，使8號能更清晰地看出可行與不可行、成與敗，在量上的邊界和差異，在一鈞間取得成功。最典型的要數毛的四渡赤水，他能在萬千敵軍中看到幾公裡窄的缺口，並且果斷通過它。賈伯斯商業上的成功也得益於他能清晰地看到行與不可行的邊界。在謀行上，5號與8號相比，因為謹慎而傾向於留出最大的安全餘量，採取儘可能多的措施以取得最大的勝利，如王陽明攻克徐州城，用了各種措施後攻城，結果不費一兵勝利。這在手中的戰略資源充足時能使勝利更大，使雙方傷亡最小，但是如果手中資源不足則可能貽誤戰機。而8號則可以在手中戰略資源不足時踩著紅線一步步取得勝利，如中國革命這種九死一生的過程中，毛的領導能極限地避開一個個危機，使革命力量壯大，最後取得勝利。在大腦中，憤怒、攻擊性、性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強勢的性傾向也是8號的一個很明顯特性，就像帕爾默描述的和很多8號表現的一樣。8號的成因應該是幼年時感受到不公平。幼年毛看到了當時地主和農民強烈的不公，使他成為了8號，並且這種不公變成了他的心結，使其成為中國農民的保護者。賈伯斯是因為被親身父母拋棄感到不公而有了8號傾向。魯迅則可能是因為家道中落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不公。既然這是篇討論心理學的文章，那我們也來談一下心理學的兩個重要人物-弗洛伊德和榮格。弗洛伊德童年時父親對他講述猶太人遭到的不公這件事使其成為8號，所以他的理論中總是涉及「性」，這是8號人格的一種體現。榮格幼兒時父母的缺失和隔閡，則使其成為了5號，所以能更客觀地看待世界。
關於九型理論本身。對於九型人格的形成，我們已經很清楚，來自童年的經歷引起的感受。第二個問題是，是否真的存在九型人格這種體系，就算上述單獨某型的描述非常準確，但那也許就像人體的某種疾病，有明確病因和表現，但是彼此之間相互獨立，並沒有形成「體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各類型在安全和壓力狀態下的相互轉化，因為存在這個轉化體系，所以我們可以相信九型這個體系是真實存在的。第三個問題是九型人格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大部分的內容是九種分類的因數，或者說維度是什麼？為什麼是9種？雖然帕爾默的書中提到很多這理論相關的東西，但是像對應於人體器官之類的回答顯然不能算是答案,這並沒有真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另找答案或自己探索。有些資料提到美國的亞歷山大和史黛拉在1977年的《氣質和發展》一書中嬰兒有九種氣質。我無法得到資料，所以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分離出9種氣質的。不過我覺得他們很有可能是先知道了九型理論，然後按其給出了九種注意力。當然，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很可以從他們的文章中找到那個「分類依據」。另外，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亞和史說嬰兒就已擁有九種氣質之一和我們之前明確的九型形成於幼童時外界事件引起的感受這一點是相互矛盾的，這可能有以下一些解釋：一種是他們確實是先知道九型理論，然後進行套用，還有一種是任何外界刺激都會使九型中的某一型傾向加強，所以無論多麼小的嬰兒都有九種中某種傾向，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又涉及到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一個人是只有一型還是有很多型的問題。
我們這樣思考，如果只是單獨解釋一種人格的話，可能是簡單的，如5號和8號可以說是腦中的杏仁核的異常或者說是「病變」，但是其他的類型呢，如果能夠找到其他類型與大腦中某些部分的對應或聯繫的話，我們就可以說是找到了答案。這也許有，也許沒有，因為我覺得九型也可能只是某種「事理」，反應了人對於外界事物可能採取的九種方式，而且剛好只有九種。
接近尋找九型本質的途徑還有上面提到的各型之間的相互轉化，如果能明確相互轉化的原理，可能就可知道最後的答案。還有其他一些旁敲側擊的問題，如「一個人是否必須屬於一型？」，「一個人是屬於唯一一型還是同時擁有多型？」，我覺得這些問題尚未有明確的答案，部分原因是很多人無法辨清自己，現在的測題式方法太模糊，每個情況和理解都不同。當然，如果是強烈的5號傾向者，能輕易分辨出那些明顯的型號者。上面兩個問題的答案的「是」與「否」意味著巨大區別的內涵：一個人必須屬於一型，意味著外界刺激除了會使九型中的某一型傾向加強外，形成的心理防禦機制還會自我加強，加強到人格形成某一型的程度，反之則不會有這種自我加強；一個人只能屬於唯一一型意味著心理防禦機制存在競爭和抑制機制，當一種防禦機制佔據主導時，其他機制會受到抑制，反之則像人生病一樣，可以同時得好幾種病。以我的觀察，現實中似乎有些人並沒有明顯的九型傾向；如果有傾向，則只有一種。
總之，對於九型人格，我們已經明確了其表現和形成，但不清楚其本質，而要做到可以改變，則有更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