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一群因紐特兒童從格陵蘭島的家庭中被帶走，被送往丹麥接受丹麥公民的教育。他們不得不被迫等待了 60 多年，丹麥政府才為這一項嚴重損害這批兒童的社會實驗而道歉。
上周梅特·弗雷澤裡克森（Mette Frederiksen）的政府正式向這 22 名「兒童」道歉。
現年 75 歲的海倫·蒂森（Helene Thiesen）是這群孩子中的一員，她表達說丹麥政府的道歉對她來說意義重大。2015 年，BBC 的「目擊者」（Witness）節目採訪了蒂森，下面是她的故事。
蒂森回憶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夏日，兩位丹麥紳士出現在我們家。」1951 年，她和家人住在格陵蘭島的首府努克。
「他們帶著一名翻譯，還有我的姐姐也在場。然後我在想：』他們在這裡幹嘛呢？』我們非常好奇。然後他們讓我們離開，開始與我的媽媽交談。他們問我媽媽是否願意把我送到丹麥，我將在那裡學習丹麥語，接受很好的教育。他們告訴媽媽這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的媽媽兩次拒絕了他們。但是他們繼續施壓，說我應該被送到丹麥，而且只是過去待上六個月。而我，將會得到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更多的真相
丹麥曾決心改善其北極地區殖民地的生活條件。那裡的許多人仍然以獵捕海豹為生，只有一小部分人會說丹麥語，結核病也很普遍。丹麥當局決定，使該島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建立一種新型的格陵蘭島。
丹麥當局給當地學校的校長和牧師發來了電報，要求他們找出 6-10 歲最聰明的孩子。這項計劃是與丹麥拯救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聯合制定的，目的是將這些兒童送到丹麥家庭，作為「小丹麥人」接受再教育。
許多孩子的父母不願意送自己的孩子過去，但最終有 21 個家庭屈服了。蒂森的父親在三個月前死於肺結核，留下了母親和年幼的三個孩子。
「我的母親跟我解釋道：』你將要去到丹麥。』我問媽媽：』什麼是丹麥？』』丹麥是一個遙遠的國家，但是很美麗，就像天堂。你不必難過。』我的媽媽這樣對我說。」
1951 年 5 月，名為 MS Disko 的輪船載著這 22 名兒童從努克出發。
「我從船上看著媽媽，我甚至都沒法跟她揮手說』再見』。我當時非常生氣」。「我只是聳拉著雙臂，在想』你為什麼要我遠去？』」
「我們都不理解為什麼要把我們送到遠方。那裡有什麼在等著我們？一切都不確定。我記得我們到達哥本哈根的時候，天漸漸黑了，那裡有一個非常大的港口」。
到達之後，這些孩子被送往各自寄樣的家庭中。但他們首先在一個被稱為「夏令營」的地方先度過了夏天，這個地方叫Fedgaarden。
「之後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是被隔離在那裡了，」蒂森說，「那裡非常偏僻，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別的房子。我們之所以被隔離，是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從格陵蘭來到丹麥的孩子，他們擔心我們有傳染病。」
「我一直在想我們在那裡要做什麼，什麼時候回家。我想念我的母親，也為我父親的死感到非常難過。」
女王的訪問
這些因紐特孩子的到來是一個享受聲譽的項目，甚至丹麥女王本人也想來參觀這個營地。但在孩子們與女王的合影中，沒有一個人笑。
「當然，我們也有快樂的時刻，比如我們去海灘的時候。但當我們被送去睡覺時，我們都默默地哭了。在那裡我感到非常的悲傷和不安全」。
1951 年 12 月，一家丹麥雜誌刊登了一篇報導，宣稱這項實驗的成功。
「丹麥的生活方式與這些孩子所習慣的方式大不相同，但他們的適應能力非常驚人。奇怪的是，他們對文明的反應導致了他們的不協調」，報導中如是說，「這些孩子丹麥語已經說得很好了，但是當他們被突然的喜悅或憤怒包裹時，便會突然出現大量的格陵蘭島詞彙，到處都充斥著俚語的聲音。」
「海倫·蒂森從來沒有對養父母說過一句話……她只是點頭或搖頭。但卻與養父母家的姐姐瑪麗安（Marianne）聊得來，瑪麗安正在教她編織」。蒂森在Fedgaarden營地中得了溼疹，所以那時候她認為自己應該和醫生住在一起。為了治療自己的溼疹，她的手肘和腳後跟被塗上了黑色的膏藥，由於擔心把家具弄髒，她被禁止進入客廳。
怪胎
「我從來沒有在那個家庭裡受到過歡迎，簡直說是一個怪胎。養母有精神問題，一直都躺在床上」。「對於大人，我從不相信他們。因為就是大人將我送到了丹麥。每次他們對我說些什麼的時候，我只是點頭或搖頭。我不想回答他們」。
幾個月後，當她的溼疹得到控制時，蒂森被轉移到了另一個家庭。「與第一個家庭相比，第二個家簡直就是一個童話世界。那裡的人非常熱情」，蒂森說道。
重返格陵蘭
隨後在第二年，22 個紐因特兒童中有 16 人，其中包括蒂森，被送回格陵蘭島。「拯救兒童」基金會安排剩下的 6 個孩子進入寄養家庭。
蒂森說：「當船在努克靠岸時，我拎起手提箱，穿過樓梯就投入媽媽的懷裡。我一遍又一遍地談論我所看到的一切，但媽媽沒有回答。我困惑地看著她，過了一會兒，媽媽對我說了些什麼，但我沒有聽懂，一個字都沒有聽懂。我想，』這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能和我媽媽說話了，因為我們說著兩種不同的語言』」。
也是在那時，另一個震驚的消息來了。就在蒂森前往丹麥的時候，另一個基金會來了——丹麥紅十字會，在努克建立了一個兒童之家。根據該機構的說法，那些曾住在丹麥富裕家庭的兒童，不應該與自己的家庭一起生活在糟糕的條件下。
「我們的新』媽媽』——兒童之家主任，摸了摸我的肩膀說：』來吧，上公共汽車，你要去孤兒院。』』我為什麼要被送到兒童之家？』沒人回答。在我飽含淚水的眼中，我幾乎看不到自己的城市」。
在兒童之家，孩子們想要重新學習格陵蘭語，因為這樣他們就能跟家人交流，那裡的許多員工會說當地的語言，並開始幫助這些孩子。
「但是後來主任出現了。』你們在幹嘛？你們不能教他們格陵蘭語。這些孩子需要接受教育才能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所以他們只能說丹麥語』」。
從此，蒂森與媽媽的關係再也不同了。
「我對媽媽把我送出去的決定感到非常痛苦，非常生氣，因為她不僅讓我走，現在還讓我進入了孤兒院，儘管我們住在同一個城市」，蒂森說，「那是丹麥人成為格陵蘭島殖民地主人的日子。他們是最壞的』教師』，他們控制著一切」。
直到 1996 年，當蒂森 52 歲的時候，她才明白為什麼她會從母親身邊被帶走。這個消息不是來自丹麥政府，而是來自一位作家，她在丹麥國家檔案館發現了一份文件集。
「她打電話給我說，』你坐好了嗎？你只是實驗的一部分。』我跌坐到地板上，所能做的只有哭泣」。
失敗的實驗
這些兒童非但沒有成為格陵蘭文化變革的榜樣，反而成為了一個沒有根基的小群體，被自己的社會所邊緣化。他們中的一些人，因為鬱悶而酗酒，結果英年早逝。
「有些人成了乞丐，有些人只是永遠被貼上了標籤。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說母語的能力，也因此失去了生活的目的」，蒂森說道。
1998年，蒂森收到一封丹麥紅十字會的來信，信中說對於蒂森在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表示「遺憾」。最後，在 2009 年，丹麥「拯救兒童」基金會也做出了道歉。但根據一項內部調查顯示，一些詳細說明該組織參與的文件已經消失，「拯救兒童」基金會承認，這些文件可能是故意銷毀的。
「發生的事情顯然侵犯了兒童的基本權利」，丹麥「拯救兒童」基金會秘書長米米·雅各布森（Mimi Jacobsen）說道，「他們的本意是好的，但一切做得卻非常糟糕。我想，他們當時的想法是想教育和改善格陵蘭人，讓他們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10 年，格陵蘭當局要求丹麥政府道歉。當時的反對黨，丹麥社會民主黨呼籲進行獨立調查，但在 2011 年上臺後，卻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了。
蒂森說這次經歷產生了一些積極的結果。
「儘管我發誓永遠不會嫁給丹麥人，因為我對殖民統治感到憤怒，但我還是嫁給了一個丹麥丈夫。我們兩人與我們的孩子一起在丹麥過著幸福的生活。」蒂森全身心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們。
「對於丹麥政府，我感到非常失望。我不明白他們是如何將我們變成一次實驗的，這真的難以理解。這讓我非常痛苦，並會讓我一直痛苦下去，直到我離開人世。」
今天丹麥的回應
「我們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我們可以承擔責任，向那些本應得到關心卻沒有得到關愛的人道歉，」丹麥首相弗雷澤裡克森在一則通告中說道。她說，她曾給那 6 名留在丹麥上學的孩子每人寫了一封信，一封毫無保留、期待已久的道歉信。費雷澤裡克森說：「多年來，我一直關注這個案件，它所包含的人類悲劇仍然深深地震撼著我。」
格陵蘭現在是丹麥內的一個自治領土，在貨幣管理、外交關係、國防以及每年的大量補貼方面依賴於哥本哈根。
格陵蘭總理基爾森（Kim Kielsen）說，丹麥和格陵蘭之間的合作關係已經發展起來，他還補充說：「今天，我們是平等的，我們共同回顧歷史。」
海倫·蒂森說自己「終於得到了道歉，這讓她如釋重負」。
「這非常非常重要，這意味著一切，」蒂森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