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與柏楊，都是當代文苑風流人物，都是風雨如晦時代篝火之光。他們生前身後，各自勵教激志，各有名山事業，雙峰並峙，二水分流，本兩不相防。但因時代之故，也遺留下很多八卦、很多謎團，一直來為人所閒話。
其中最著名的話題，當然就是兩人為什麼會從好友衍為絕交，甚至仇敵相向。特別是李敖，從1980年代開始，幾乎看到柏楊二字必要醜詆痛罵，必要羞辱一番，為我們所熟知。我看到很有朋友的議論，也都指明柏楊德行有虧，有負李敖，所以該罵。我覺得這是不客觀的武斷。
在我看來，如果要一句話總結就是：二人分合之理，不是李敖瞧不起柏楊，而是互相看不上。而要推斷其原因，這裡面，有各自性格的因素，也有不經解釋而成芥蒂的誤會。
李敖與柏楊，本是同道中人，在臺灣最崎嶇的歷史之路上，有過很長的一段「蜜月期」，相攜顧盼，惺惺相惜。
他們之間，有著非常相似的境遇，都是朗然的漢子，也有極為投合的政治理念。柏楊要比李敖大上13歲，但他們都是從大陸渡海過去的北方人，都秉持「以罵世來救世」的心願，都是當時抗爭的知識分子，又都同時成名於1960年代，在那個惡劣而孤獨的小島中，他們會走到一起抱團取暖也是必然的。
他們入獄的時間點，都差不多在同時期。只不過，柏楊1968年身陷囹圄後，呆了10年才倉皇出來；而李敖呢，是從1967年開始，前後「三進宮」，累時6年兩個月，才僥倖得出。那時的他們，是互致欽佩，也是能推誠相與的。李敖回憶錄中說，自己待柏楊如同兄弟。
雖然都是狂人，但彼此之間，是同志，是戰友，為了共同的理想，互相支援，共同受難。這些情況，現在看他們彼此的書信，還不難按查的。
我的感覺，他們二人，會「情同手足」是理所必然，但最後會反目成仇，也未嘗不是各自迥異性格主導下的必然結局。
李敖對柏楊最大的不滿，在他「忘恩負義」，這一點現在看來也未嘗不能成立。但是柏楊的「忘恩負義」，又極可能不是人格上的，而是建立在誤會上的。總之，一個鬥志昂揚好罵，「你欠我的就要討回來」；一個性情溫和不爭不辯，「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又從來沒有坐下來好好談過，誤會越陷越深，最終成了彼此積存在內心深處的一個死結，雙方至死都無法澄清了。
我們從局外人看這段恩怨，反倒可能是清楚的：李敖當年確實對柏楊有恩，而他們最終兇終隙末，又確實源於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不是別人，正是柏楊的前妻艾玫。圍繞艾玫，兩人出獄後數十年互相猜忌，以至於老死不相往來。
話說，1968年，柏楊因文字獄坐牢，李敖是仗義執言大力援救的主力之一。據《李敖回憶錄》所說，他當時曾依靠美國朋友的幫助，把柏楊的答辯書傳到海外，使其冤情公諸於世，讓其時的蔣家有所忌憚，不敢置柏楊於死地。
最終，在眾多人士的奔走之下，柏楊從死刑被改判為12年徒刑，實際遭囚9年26天。
後來柏楊出獄，李敖自以為勞苦功高，柏楊該感激涕零才對。可沒想到，柏楊此後無論文字還是言語，幾乎都沒有提及他李敖的貢獻，甚至主動斷絕了和他的任何音訊往來，沒有說明一句說明。
李敖納悶，到處打聽，才是有人告訴柏楊，在他坐牢期間，李敖和他彼時的妻子艾玫有染，他覺得自己的尊嚴、情感受到重創與欺騙。而據李敖在數十年後的辯護，柏楊坐牢後，他為營救，是與柏楊之妻艾玫有較多接觸，但是艾雖美不是他喜歡的類型，況他李敖再風流，因有心理障礙，平生從不與朋友之妻通姦，為了自明，他甚至在書中指明「真正姦夫」姓名與地址。這些說辭，在《李敖快意恩仇錄》一書中是可以看到的。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出，如果李敖的敘述可信，那二人的分道揚鑣，實際起於一場風月誤會，只是這種瓜田李下之事，要辯清確實也不容易，何況他李敖確實風流成性呀，而柏楊的性格其實並不好爭辯。同時，熟讀柏楊書籍的朋友大概也會知道，當年妻子艾玫在他落難之時的離去，確實是他一輩子的傷痛。
而要落柏楊「忘恩負義」，大概也是說不過去的。在柏楊文集中，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他對另外一位參與營救的孫觀漢先生，是如何的感戴，念念不忘，至死彌篤，是非常感人的人間真情顯露。除了李敖的呶不休，我也不曾見過還有其他人指責柏楊其人「忘恩負義」甚至品德問題。
有些朋友只看李大師的一面之辭，又對柏楊的書籍沒怎麼看過，先入為主成見在胸，不問其它「口徑」，就貿然先判決柏楊「有罪」，多少是有失客觀的。這些問題，其實稍微翻翻他的雜文集，還有那本 《我本陋民――柏楊自傳》，都不難得到一些不同的印象。
總之，這段故事，如果真要給個總結，我個人挺認同潘採夫所說的：二人交惡，與柏楊小心眼有關，可李敖的風流遠播也難脫干係。
此後近三十年，聽說此「內情」 的李敖，開始對柏楊口誅筆伐，甚至動輒人身攻擊，更是將此恩怨火上澆油，而柏楊還是一味沉默，本來也可以澄清的誤會就此永不可解開了。
而且，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有關二人交惡的記載和傳言，現在被搬來弄去的那些，證言也好，材料也好，罪狀也好，基本都來自李敖一方的筆下口中。柏楊對於此事，幾乎不置一詞。他晚年寫回憶錄，都不怎麼提及李大師，仿佛生活中、臺灣歷史裡，都沒這個人啥事。他什麼都隱約談了，對於曾經的「朋友」李敖、對於那個社會影響既深且巨的李敖，卻刻意忽略。
而李敖本就是三國禰衡式的人物，使酒罵座，快意恩仇，有恩湧泉相報，有仇睚眥必還。在他筆下，本來當世但凡出名的基本就沒一個好人，一生痛批人數超逾三千，更何況讓他感覺受到「背信棄義」之人，豈會輕鬆放過。於是他用了三十年痛貶柏楊，甚至為此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去料理這人。這些責罵，大部分就見於他寫於1989年、有近300頁厚度的題為《醜陋的中國人研究》的書籍。
這本書雖名為《醜陋的中國人研究》，但改為《柏楊人品之研究》似乎更合適吧。全書就柏楊的著作極少評論，幾乎都是就柏楊的人品大做文章，明眼人都會看出，這早已不是學術研究了，差不多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人身攻擊。比如，他認為柏楊是醜陋中最醜陋的中國人，是只會耍嘴皮子的，是忘恩負義的；說柏楊的文化水準不足以談歷史，更不配談「醜陋的中國人」這一命題，沒資格翻譯《資治通鑑》一書等等。
幾十萬字的書，拉拉雜雜來來去去，其實就是說了被柏楊誤會戴綠帽子，還有柏楊學問不行、人格這麼三件破事。
李敖說的都是事實嗎，柏楊真的有那麼卑鄙嗎？我自己閱讀過後的認知，當然不會全面否決，也不會完全認同。
有一些，看書中列舉的信件和資料，可推測應該是事實。比如，李敖確實在柏楊入獄之時無私營救，而柏楊後來的做法，不管是否誤會，確實對李敖有點忘恩負義了。但平心一點同樣可以看到的是，李大師又確實是明顯地在洩私憤，很多論據也有意混淆。比如，他說柏楊坐牢前曾跟他討教坐牢的經驗，而其實他忘了，那時他自己並無坐牢的經驗，而柏楊早在初抵臺灣不久的1950年就曾因「收聽匪區廣播」而入獄六個月過，何以會向他「討教經驗」；
再比如，他一再諷刺柏楊蹲獄十年後嚇破了膽，後來一心投靠權者，這也是不確的，因為柏楊後來也並沒有在此中撈取什麼好處，只不過是他的心態有了轉變，從一味地謾罵轉到了有所寄望。畢竟，權者以不是過去的權者，早已走在轉型的歷史之道上。可以說，從1980年代開始，兩人的政治態度、思想理念其實已經出現分歧。
而且，就為人處世而言，正如早先就有人指出的，雖然他們的筆鋒都那麼凌厲，對世界的批判那麼不留情面，但是實際生活中論為人大相逕庭。總體而言，李敖其人，東北漢子，凡事有仇必報，睚眥必較；而柏楊生平性情實有河南人的樸厚，重以德報怨，息事寧人。是以柏楊朋友多，怨敵少；李敖則朋友幾無，敵人遍布四海。
可以說，這兩人的為人、理念，有那麼多的不同，實際早已預告著他們之間的情誼終究會出現裂痕，只是世事弄人，他們應該都萬萬想不到，彼此裂痕的導火線，竟然是一個女人的「為情」問題吧。
只因一場誤會，造成這兩位「文壇英雄」反目成仇，「別有參商之闊」，老死不相往來，無疑是令人惋惜的悲劇。
人生之難，在「是與非」，誰對誰錯，真的難以說清。但我想肯定可以說清的是，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不該是柏楊，更不該是李敖，而是"權力之惡」。試想，如果因為他們不是動輒製造冤案，把柏楊投進監獄，還可能發生日後的這些事情嗎？
不過，如今這兩位大陸人，都已經魂歸西去，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更值得欣慰的是，最後的他們，一個新北白沙灣高塔上，倚窗真龍殿，面朝海峽，眺望故鄉哈爾濱，聊解思鄉之愁；而另外一位，骨灰則終於回到了老家河南新鄭，實現了百年之後葉落歸根安息於中原故土的遺願。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回家」了。
為了一個更好的中國，他們一生都如杜鵑泣血，家破人亡，歷經磨難。渡盡劫波兄弟在，倘若地下有緣邂逅，以他們的胸懷，想應該也能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