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戰爭離我們很遠嗎？」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回答：「是的，很遠。」
誠然，我們覺得戰爭離我們很遠，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過度。
但，當你把視野放大到整個世界，你會驚訝：原來令人窒息的絕望時時刻刻都在上演。
還記得2008年印度那次一場「無差別殺戮」嗎？在十年之後，安東尼·馬拉斯導演將這場悲劇拍成電影，這是對那些已逝生命的致敬，更是對歷史的敬重——《孟買酒店》。
影片開篇十分平靜，在水面上飄蕩的小船即將靠岸，船上的十位年輕人戴著耳麥，背著包裹，神情嚴肅。他們看起來和其他人沒什麼差別，卻似乎又與人群格格不入。
此時，印度孟買的五星級酒店泰姬陵酒店依舊如往常一樣有序進行。
青年上岸了，去了各自的目的地。
同時悲劇也開始了。
中央火車站，他們帶著機槍，沒有感情的掃射著周圍的人群。他們像機器一樣，只是重複著單一的射擊動作。而此時的泰姬陵酒店依舊一片和諧，工作人員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貴賓做著準備。此時，兩條線索還未交織。
接著，利奧波德咖啡館、奧貝羅伊大酒店和納裡曼大樓相繼被攻擊，在大街上只有人們的尖叫聲，他們在尋找著避難所——泰姬陵酒店。一瞬之間，酒店門口聚滿了人，善良的經理打開了酒店的大門迎進這些避難者。
就此，兩條線索重合。
在這些難民中，兩個年輕人也趁機進來了。他們只是短暫的感嘆了酒店的富麗堂皇，便拿出機槍開始掃射。他們不分年齡的大小，不分貧窮，只要看見活人就殺。
屍體橫貫在各個角落，整個酒店陷入一片絕望。
沒有任何鋪墊，沒有任何準備，只有殺戮。電影塑造的衝擊感來得猝不及防，這也讓觀眾能更深層地體會到那種驚恐，無助，害怕，給觀眾帶來了身臨其境的感覺。畢竟，在真實的事件中，恐怖分子也不會給我們時間去準備。
在接下來，導演用緩慢的節奏，讓大家置身這場悲劇之中，體驗那種無助，絕望以及無能為力。
影片中並沒有英雄主義、絕地反擊的主角光環，也沒有像救世主的英雄出現，有的只是穿著圍裙的酒店員工。
《華盛頓郵報》形容這部影片流淌著一種安靜的英雄主義。在電影中，沒有英雄，因為在場的每個人都是英雄。因為孩子從嬌弱的貴婦變得堅強；為救人解下視為榮耀和勇氣的頭巾的員工；危難時刻團結大家的主廚；即使身在危難之中也心系顧客的前臺小妹等這些默默無名的人都是英雄，他們在自己的崗位做著令人驕傲的事件。
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導演為了能儘可能地還原當時的場景，花費了好長時間去採訪當年恐怖襲擊的倖存者和目擊者，並且將當時的監控以及影視資料在影片中插入，這些插入也讓影片在戲劇中和紀實性中找到微妙的平衡。
雖然影片的地點是孟買，但其實影片的拍攝地在澳洲，對當時的泰姬陵酒店做到最大程度地還原。為了音響達到最好，導演播放真實的槍響和爆破音響，力求最真實。
導演講了自己對影片的看法，並沒有反對誰，只是想指控這些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因為他們最極端的做法，在2008年那煎熬的60個小時裡，至少造成至少195人死亡，313人受傷。任何極端的做法不論出發點怎麼樣，結果一定會是悲劇。
影片重點圍繞了幾個人物——員工阿瓊，他像我們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樣，出門丟三落四，因為生計向上級「求情」。而他的扮演者戴夫·帕特爾跟這個出事的火車站還有一絲聯繫。
2008年，是這個少年的轉折之年，他拍攝《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在影片的結尾還在這個火車站歡樂的舞蹈。但三個月之後，這個火車站被襲擊了。十年之後，戴夫·帕特爾參演了這部電影，紀念這段悲慘的歷史。
在影片中出現的主廚奧拜羅就是事件的原型，當時的倖存者之一，也組織了客人逃離。真實的事件中名媛扎赫拉和她的丈夫在那次事件中都被殺害了，只有保姆和孩子存活了下來。而影片中扎赫拉很幸運得以地存活。她原型其實是一位老太太，她就是因誦真經而被免於殺害。
那十個恐怖分子是真的無情嗎？其實並不然，他們還那麼年輕，就像警官說的，他們還是個孩子。他們會因為害怕而唱歌，也會想念家人，會在受傷後給家人打電話，也會哭泣，也會好奇。
那他們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其實還是貧富差距，這雖不是電影的主題，但我們在影片中從他們的對話中知道。因為貧窮，他們被家人送到這個所謂「牛老大」身邊被特訓，而家人會得到一筆錢。貧富差距這個問題在每個國家的存在，這是發展中的必然產物。我們沒有理由去評判它的對錯，只能希望這種現象能儘快得到改善。
這場慘劇在緩緩流淌的鋼琴曲中結束了，剛開始輝煌的酒店已是滿目瘡痍，屍體更是隨處可見。120分鐘的影片結束了，在槍戰中沒有特寫鏡頭，也沒有跟拍，只有中遠景鏡頭的切換。緩慢的節奏給我們壓抑到窒息的感覺。曾經像天堂的酒店，在此刻就是地獄。
槍響之後沒有贏家。電影還原真實，這是對逝去者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