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教授是著名的社會學家、美國兩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他在社會分層、研究方法與統計、人口統計學、科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等領域建樹頗多。近日，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他主講「當代中國的家庭變遷」。此次講座在Zoom平臺、Bilibili網站和「學術志」公眾號同步直播，有超過三萬名觀眾參與。
結婚年齡和所在地房價明顯正相關
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們發現了「第二次人口轉變」。如果說經濟發展導致了第一次人口轉變，觀念變遷則是第二次人口轉變的主要動力。對女性社會角色的認可、性解放、個體主義的興起等會造成初婚年齡的推遲、結婚率的下降和離婚率的上升，還包括生育率的下降等一系列變化。
謝宇指出，家庭向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扮演著決定性作用，主導著個人的生活安排。如今，家庭文化受到個人主義觀念的衝擊。因此，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並存的複雜特徵。
數據顯示，中國人的結婚年齡不斷推遲，不婚率也在提高。現在許多男女到了30歲還沒有結婚，甚至將來也可能選擇不婚。
謝宇認為，經濟壓力尤其房價，是中國人晚婚的原因之一。
謝宇團隊經過研究發現，人們的結婚年齡和所在城市房價呈明顯的正相關。不因此房價越貴，越需要時間攢錢，結婚年齡就越大。房價一直在漲，這便是結婚年齡推遲的一個原因。
「所以沒結婚的人沒房子就很緊張，尤其是男方壓力很大。當然女方壓力也大，女生找不到有房的男生怎麼辦？因為沒房，男女朋友吹了的也有。大家都問你，沒有房子怎麼辦？人家有房，為什麼你沒房？」
沒房，結不了婚，晚婚，怎麼辦？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暫時的同居。
數據顯示，中國現在有約30%的人有過婚前同居經歷，也就是說，每三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先同居再結婚。
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同居主要有三種功能：第一，同居是婚姻的前奏；第二，同居是單身的替代；第三，同居是婚姻的替代。
對於大部分中國人而言，同居主要出於第一種原因。人們出於實用性的考慮，在沒有滿足結婚經濟基礎，比如還沒買到房、分到房的情況下，先同居，再結婚。中國同居的伴侶大多數都還是走向了婚姻。伴侶的平均同居時間為10個月左右，之後要麼結婚，要麼分手。
從普遍婚姻轉變為基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婚姻
研究還表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初婚年齡上呈現差異。
在現代中國，貧困的、社會地位低，往往也是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到了40歲還有接近20%未婚。以前，不同教育程度的男性雖然存在結婚早晚的差異，但最後都實現了婚姻——這在今天已經無法實現。
「我們認為，這一部分人可能就成了一輩子的光棍。」
女性和男性的狀況相反。男性當中是教育程度低的結不成婚，而女性當中，反而是教育程度高的，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可能到了40歲還不結婚，也有可能終生不婚。
由此，謝宇團隊提出一個觀點：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從普遍婚姻轉變為基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婚姻。
「以前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可以結婚，窮的窮結婚，富的富結婚，人人都結婚。而這種狀態已經慢慢改變。」在教育方面，學歷低的男性和學歷高的女性出現了不結婚的現象。
有觀眾問到，由於社會地位低而無法結婚的男性是否會引發社會問題。謝宇認為，中國社會儘管存在不平等，但並不構成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原因包括社會較強的心理忍受能力、對不平等機制的認同、對經濟發展代價的認知等等。
「我是一個實證主義者，我想法很多，興趣很廣，但我最終還是要看數據。現在沒有任何數據讓我擔憂，有一部分人結不成婚會對中國社會的穩定造成威脅，我還沒看到。」
女性向上婚是出於對育兒的重視
為什麼「剩女」都是學歷高的，「光棍」都是學歷低的？因為女性向上婚姻的偏好仍然存在，即女性更願意選擇條件比自己更好的男性作為配偶。
但是隨著婦女解放，男女教育漸趨平等，同齡男女間的向上婚姻變得更難實現。謝宇團隊提出，年齡差有可能成為新的替代性方案——女性可能轉而選擇比她年齡更大的配偶。因為年齡的增長往往伴隨著工作經驗和收入的積累，更加年長可能意味著相對更高的社會地位。
謝宇團隊最近還開展了一項網上的調查，詢問受訪者對結婚對象的期待。謝宇表示，雖然樣本量較小，但還是能得出一些初步結果：好的相貌、高的收入、城市戶口、擁有房產仍然是擇偶的重要標準——而且這種標準存在性別差異。
這種差異類似傳統文化「郎才女貌」的某種延續。女性對男方的收入有期待；男性則對女方收入沒有要求，而對女方的長相更在乎。
「有人認為，是不是女性很自私，希望依靠男性來獲得社會地位？我覺得這個就看得太簡單了。」謝宇認為，
這背後實際上是女性對育兒的重視。女性對男方收入的要求並非一己之私，而是出於對教育成本的考量。
「在中國，女性工作是一個普遍現象，她們自己的工作收入、經濟地位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結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孩子，而中國家庭對下一代的教育的培養非常重視。」
中國離婚率被高估
另一件大眾感興趣的事情是離婚。謝宇指出，大多數媒體報導使用的「粗離婚率」數據具有誤導性，高估了中國的離婚率。
「粗離婚率的算法是簡單地用離婚人數除以總人數，這並不科學，因為它沒有從一個歷時生命過程的角度來考察離婚率。」
謝宇表示，科學的做法應當是考察從結婚走向離婚的生命過程，統計在結婚後多久有多少人離開了婚姻的隊列。
結合國際對比，可以看到中國的離婚率相較於美國、日本仍然很低。
觀眾問及謝宇對最近設立「離婚冷靜期」的看法。謝宇表示，自己尚未做過調查，從直覺上估計，中國家庭本身就呈現出較低的離婚率、較高的穩定性，政策的影響可能不會很大。
謝宇也提到，家庭問題的私人屬性讓政策的直接調控變得十分困難，人與人之間的異質性也常常使一刀切的政策難以見效。因此，要制定出一個符合人性、符合國情、符合社會需求的政策並非易事。
「多數人只要結婚，就有孩子，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雖然和其他國家一樣也正在經歷第二次人口轉型，但傳統文化的影響仍然不可忽視。這集中表現為子女中心主義的延續，孩子在家庭中仍然十分重要。
本文圖表由講座方提供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與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以2010年統計結果為例，大約99%的45歲到49歲婦女只要結了婚，都已經有了孩子。謝宇認為，這是中國家庭在世界範圍內的獨特之處——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只要結婚，就有孩子，只是時間問題。孩子和婚姻是緊密相連的。「現在的年輕人剛結婚不一定有孩子，但實際上到了一定的年齡還是生了孩子。」
謝宇還指出，中國的未婚生育、已婚未育都很少。即便是婚外生育，也通常只是懷孕時還未結婚，最終往往走向婚姻。
「在今天的中國家庭中，孩子還是至上。所以他們考慮很多事情都是從孩子的角度考慮。所以沒有結婚就會生孩子——哪怕他們很想要孩子，也不一定生。他們找朋友也為了孩子，他們的經濟地位的考慮也是為了孩子，他們離婚不離婚也是考慮到孩子。」
謝宇認為，正是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文化導致了很低的婚外生育率和不育率，而且離婚率的增加也是有限的。作為個性化的體現，未來中國選擇不結婚、結婚而不生小孩的人群比例會增加，但也應該看到，文化還是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
啃老語境下，重男輕女還合理嗎？
其他研究也發現，中國的家庭文化和其他西方國家很不一樣。相似的還有韓國，這都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
儒家文化向來主張「學而優則仕」，強調通過教育和個人奮鬥實現代際流動；但歐美沿襲的是貴族文化，所以更加強調家庭的出身和代際傳遞。
中國所有的家庭，無論貧富，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都相當高，投資也大。西方則不同——在父母教育程度低、社會地位低的西方家庭，孩子往往缺乏上大學的動力。
中國的家庭文化有時也幫助年輕人延長了逃避現實的時間——中國的年輕人有時到了25歲，在已經完成基本學業的情況下，既不滿足於學歷，也不願意參加工作，而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下選擇依賴父母。這在國外是非常少見的。
以子女中心的家庭文化還可能影響婚姻的質量。對社會經濟條件的看重，不一定就能收穫高滿意度的婚姻。不排除許多中國人雖然沒有離婚，但婚姻並不幸福，處於一種「勉強婚姻」的狀態。
不過，文化不只體現為慣性，也存在轉變的可能。謝宇提到的另一項研究表明，重男輕女觀念可能和養兒防老的目的相違背。
由於大城市經濟壓力大，「啃老」的代際補償十分普遍。在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下，兒子啃老更為理所應當，也更為普遍；而女兒則容易被趕走，而且有收入之後還要給父母更多的錢。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城市家庭養兒子比養女兒代價更大，得到的回報也更低。
在這樣的語境下，重男輕女的觀念在經濟上就顯得不那麼合理。
作為一個主攻量化的社會學家，謝宇認為數據背後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仍然非常重要，「我們不能看了、拿了數據就跑出去，而不管它數據後面的背景。」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詮釋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謝宇關於中國家庭的研究涉及家庭的縱向歷史變遷，也提供了橫向比較的國際視野。本次講座主持人南京大學陳雲松教授認為，謝宇近年來對階層、家庭變遷的研究結論，改變了很多人特別是西方學界對中國社會、中國治理模式的刻板和不公正印象，為客觀、準確理解轉型中國社會，提供了非常紮實可靠的證據。
【對話】
女性的經濟能力也會成為男方擇偶的標準
澎湃新聞也就家庭研究的相關問題採訪了謝宇。
澎湃新聞：
統計數據中的中國家庭似乎比日常經驗中的要更「傳統」。離婚、不婚、丁克家庭的數量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多。您認為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偏差？
謝宇：
我們平時關注到的周圍的人或者是媒體故事、文學作品等是有偏的，媒體更願意報導離奇的、與眾不同的現象，文學作品也多是誇張的手法，但這些數據是沒有代表性的。沒有代表性的、沒有科學指導下的數據不僅僅是有偏差，甚至會誤導民眾，對社會是有害的。統計數據反映的結果和日常經驗之間的差別正體現了在科學方法指導下收集數據的重要性和定量研究的價值。
澎湃新聞：
您提到中國家庭以孩子為中心，但是孩子成人後要建立自己的家庭，這個時候孩子和父母的關係會有怎樣的變化？這方面有相關的定量研究嗎？
謝宇：
文化是有慣性的，價值觀會代際相傳。中國家庭是有很強的代際關係的，儘管過去的孝道強調養老、強調對老年人的經濟支持，現在社會發展變化很快，很多老年人經濟狀況好了，也不需要子女的支持，但是這種文化上的慣性和代際聯繫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社會處於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過去的文化傳統有一定的慣性，不會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馬上變化。以子女為中心的文化，比如對子女過分投資慢慢地在一些家庭會有所改變，但對很多家庭而言還會持續下去，現在這一代孩子將來自己成為父母后，他們也會重視下一代，以孩子為中心。
澎湃新聞：
您的研究發現，夫妻的教育水平趨於平等，而年齡差距逐漸擴大。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對於家庭來說意味著什麼？女性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家庭的核心？
謝宇：
隨著社會市場開放、人口流動性增強，婚姻市場在不斷擴大。慢慢地，婦女的經濟能力也會成為擇偶的標準，男性擇偶時也會考慮女方的經濟能力和收入能力，這會造成同質性婚姻的增加。而女性經濟角色重要性的體現會造成家庭之間經濟的不平等，或者說，同質性婚姻會造成家庭經濟之間的不平等，進而也會造成小孩之間家庭資源的不平等。另外，現在的居住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更多的是核心家庭，不跟公婆居住，慢慢擺脫了上一代對家庭的管制；加上女性對家庭收入貢獻的增加，女性的地位會提高。
澎湃新聞：
您認為中國家庭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那麼中國人口的轉型是否可能反過來改變中國傳統的家庭文化？孝道、世代同堂等傳統在今天是否有了新的表現？
謝宇：
文化永遠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的傳統、文化遺產也會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孝道在過去有很強的物質性、經濟性含義，而今天在向感情聯絡轉變，具有感情和社會支持意涵，這就是變化。過去孝道主要體現在兒子身上，現在跟長輩的關係更好的可能是女兒，這都是變化的表現。過去的家庭關係多體現在對長輩上，而現在家庭重視下一代，這也是傳統家庭關係的文化遺產，子女中心主義是傳統家庭文化的體現。
澎湃新聞：
子女「啃老」、晚婚少育等現象一方面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和經濟原因密切相關。在您看來，當代中國家庭的這些特徵更多的是傳統文化的延續，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謝宇：
兩個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一方面，中國家庭代際聯繫緊密，代際有強烈的責任感，幫助子女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共識，父母也認為是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在今天現實條件下，住房很貴，經濟壓力大，年輕人不可能完全獨立。所以這些現象是傳統文化和當今經濟現實混合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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