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九月，六子打發了母親，關於母親的最後一樁心事了結。而兩個孩子，一個念高中，一個念初中，學雜費、生活費每年幾千塊錢，愁得六子快上吊了。指望種地那點收入能做個甚？除了交農業稅，已所剩無幾。看到村裡急溜（腦子活泛）的人都進城了，六子沒別的出路，只有攜妻帶子背井離鄉進城打工尋找前途。
天藍個茵茵的，幾朵白雲掛在遠方，偶爾聽到南歸的大雁「嘎嘎」的叫聲，風個沉沉的，陽婆婆暖暖的，就像知道六子要出門似的。六子兩步一回頭，眼淚往下流，告別了生他養他幾十年的故鄉，坐上客車到了呼和浩特市。
別說，城裡就比村裡強，夫妻倆在郊區租了一間南房，在工地上幹活，起碼能掙個活兒錢。拋轉(除去)生活費，供倆孩子上學還過得去。
命苦不要怨政府。第二年，國家政策變了，大部分土地改種草植樹，留下一小部分口糧地，也不收農業稅，還給補貼，補得還挺多，每人好幾千塊呢。六子打聽到這個消息，想回村要地，村長說：「沒地了，你把地扔下不管，村裡給你繳了農業稅，地也眾人分了。"六子說：「我剛走了沒一年，有多少稅，我補交了還不行？」村長說：「不行，村裡人不讓，」村長忽然瞟了一眼六子拿來的一袋香蕉，又說：「不過我給你問問鄉親們。」六子死磨硬泡，鄉親們絲毫不給面子，楞是沒個結果。
六子垂頭喪氣地回到城裡。
第二年，國家又給糧、油、炭等補貼。六子再次踏上回村的路。去二大爺三嬸嬸家串個門，吃個飯也算熱情，一提要地人家的臉就拉下來了。六子心事重重地回了城。
第三年，六子聯合村裡出去打工的五六個人到了縣政府說要地的事。信訪辦的兩個人接待了他們。一個幹部說：「你們要地，回村裡要，村裡給，政府同意。」六子說：「村裡不給，村長說他們給交了農業稅，自己扔下不種，別想要地了。」幹部說：「那我們就管不了了。」
六子他們撲了一鼻子灰只好又回了家。
第四年，六子又叫了幾個人去縣政府要地。這次他們要見縣長。問上次見到的那個幹部：「麻煩問一下縣長在哪個辦公室？」幹部說：「做甚了?」「要地。」「縣長開會去了。」「多會回來?」「沒準。」
他們又問了好多人，人家一看打扮，一聽口音知道是告狀的，就說，縣長不在了。
幾個人只好回家。
六子怎麼也想不通：「我們出來打工實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才走的，剛走了，地就被村裡人分了，國家的好處一點也享受不到。我們祖祖輩輩都是種地的，不知道給國家納了多少稅，繳了多少糧，怎麼國家有好事就忘了我們？不能啊！政府應該想到我們這些打工人的難處啊。」
國家在農村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修路、蓋房、上自來水、興修水利、醫保、社保、精準扶貧……六子年年回去要地，年年空手而歸。還是租的那間南房，是城裡人吧，沒有戶口，沒有房屋；是村裡人吧，沒有土地，沒有補貼。這就叫一一農民工。
六子死心不歇，今年秋天要回去見見大疙蛋(大官)，聽人家說縣裡最大的官是書記。六子他們六七個人想拜訪一下這位書記大人，看怎地個。
大青山北麓的小鎮，雖說是秋天，吹過來的風已經是涼嗖嗖的。六子他們下了客車，坐上小公交到了縣黨政大樓下了車，已經是十一點了。
雄偉的辦公大樓威嚴挺撥。前面是寬闊的廣場，一面五星紅旗在廣場中央迎風飄揚，一枚國徽在大樓中間最上方掛著，熠熠生輝。五顏六色的花花草草長得喜笑顏開，好像迎接六子他們似的。中間是一條大理石鋪的人行道，六子他們沿著人行道向前走去，快上臺階時，兩側停著好多小汽車。六子心想：「這麼個豪華地方，這些大疙蛋應該不賴吧。」進了大門，問信訪辦的幹部：「請問書記在不在？」「哪個書記？」「最大的書記。」「不在了！」「哪個啦？」「去市裡啦！」「唉……多會兒回來？」「不知道！下班了！」六子心想：「怎麼我們一來就不在了？大官不在找個小官也得問問。」想到這裡，六子攔住一個圓頭杏腦、梳著背頭的人，長得好像個大疙蛋，於是，急忙掏出一包蓯蓉煙，抽出一支，說：「領導，來，抽菸，」「不會抽。」「閣人是什麼官？」那人一楞，「咋啦？」「我有個事問問。」「甚事？」「回村裡要地。」「要地的人每天有，你們向村裡的人要吧，我們管不了，人家要是給我們同意，人家不給我們也沒辦法。」「我們要不上，想請領導幫我們要。」「不可能，我們也要不上。」圍過來幾個人也幫那位說話：「這是咱們的李副書記，專管農業的，你們就回去吧，好好幹活，國家不會忘記你們的。」
幹部們都下班了。
六子出來，點了一支煙狠勁地吃了幾口，陷入了沉思：「國家甚時候能想起來俺們？』』
坐上回城的車，六子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夢見自己住上了新樓房，再不用租房子了，寬大寬大的，家電、家俱應有盡有，正在請親朋好友慶賀，一家子其樂融融……
顛波了三四個小時的車，終於回到了城裡。
「六子下車了！」一聲喊驚醒六子一一原來是個夢。
看著一座座林立的高樓大廈，六子心酸地回到了那間小南房。
作者想說：政府免除農業稅確實是好事，但在這裡邊無形中製造了兩個農民群體的矛盾。好事變成了尷尬事，既然有了矛盾，政府就應該站出來認真解決，而不是推脫、躲避，把棘手的刺蝟扔給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