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胡美琦：下跪和中國人的尊嚴

（錢穆先生和他的夫人錢胡美琦）

這幾天在報上看到有關一北商專校長痛於學生犯錯不知慚愧，自己帶頭，向國旗及國父遺像下跪懺悔一事引起社會不同議論。報導中說：「有人認為這事有傷學生自尊心及體面，有人認為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學校體罰學生，校長的作法無異是一項嚴重的錯誤，採用下跪更是錯誤。」讀後感觸良多，引起我們夫婦「閒話」，特以「人的尊嚴」為題，談談我們的管見。

人的尊嚴，應該分三層講，一是「生命」的尊嚴。生命賦自天地大自然，飛禽走獸，對其生命，各有尊嚴，人有他的生命，即有他的尊嚴。我們不能無端抹殺某一生命的尊嚴。但在人的世界裡卻更有一個「人格」的尊嚴，照中國人傳統的講法，這是「人性」的尊嚴。

「人格」二字是西方人所使用的，實際上，人格尊嚴是緊接著生命尊嚴而來。有一個人格即一個生命，我們要保障其生命，連帶及於其財產等一應具體事項，其保護方法，則憑法律。所以西方人講「人格」，實際上是一法律名辭。每個人都有他的人格尊嚴，如果他犯了罪，損害了他人的生命及財產等，定要經過審判由法律來裁決他的罪，這是西方文化傳統如此。但我們東方傳統並不認為每一人格都有他「無上」的尊嚴。中國人在人格尊嚴上更看重「人性」的尊嚴，這與西方人講人格尊嚴有所不同。

「性」是天生的，一個生命有一個性。可是生命是發展的，從嬰孩到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生命發展，人性也隨之發展。發展人性，應有一更高的理想，要待「人性」的發展達到了某一個階段，才始完成他「人格」的尊嚴，亦完成了他「生命」的尊嚴，這是有關教育上的問題；因東西雙方對人生看法不同，所以西方人從開始就看重「法律」，而東方人從開始就看重「教育」。可以說，法律是保障生命的，教育是培植人性的。培植人性，也可說即是培植生命，培植人格。因為人性就在人的生命裡，就在每一人的人格裡。

例如一盆花，一棵樹，一枝一葉須我們的修剪，甚至一枝上三朵花苞，有時得修去兩朵，好使這棵樹這盆花長得更像樣，開起來更悅人，難道這會違犯了花樹生命的尊嚴嗎？毋寧是說，相反的，這是要更完成花樹生命的尊嚴。因為在修剪過程中，加進了人的一番理想，即所謂「文化的理想」，中庸上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中國人說這一番理想，也即是天的理想。在天的理想下，要經過人文來培植，來成長。換言之，天的理想要經過人的培植與完成，才見其尊嚴。有天無人，一任自然，即無尊嚴可見。

譬如我們布置一個園林，栽了這棵樹，旁邊別的樹便該取消。種了這棵花，旁邊別的花也要取消。其它的雜草雜樹都要取消，要使所培植的每一棵樹，每一棵花都完成了它的尊嚴，這一個園林也有了這一個園林的尊嚴，不該任雜草叢生地亂長，一任自然，甚至可無花樹，也無所謂園林布置了。

栽樹種花布置園林如此，人的教育也一樣。在學校教育之前，先要有家庭教育。小孩生在家庭中，有他生命的尊嚴。他雖是一小孩，也有他人格的尊嚴。但是這個「生命」與「人格」，還需要人類的文化教育來培植，來完成。譬如說，小孩在家應懂得「孝」，這不是父母私心要小孩如此。「孝」是一種天性，小孩懂得如此才像樣。

子女生在一個家庭裡，懂得對父母盡孝，這個家才是一理想的家，這個小孩才是一理想的小孩。孩子不孝，做父母的就得指點他，教訓他，要他孝。這孝道，從小就需培養。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飯，這小孩不顧父母兄姊，一人肆意先吃，這便是不孝不悌，父母兄姊就該加以制裁，要教他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子才跟著吃；這並不是損害了孩子的尊嚴，正是要培植完成他的尊嚴。

孩子不聽命，父母嚴詞訓斥沒有用，只有罰他下桌，不許吃，這是一種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小孩受了教，才慢慢會懂得做人。教育須從小培植，就很省力。待他年齡大了，習久成天性，他都懂了，在家做一孝子，入則孝，出則悌；進入社會，也是一個舉止合度的人。這種生命，這種人格，才是最尊嚴的。好多孩子，生來不就懂得孝悌，不就懂得坐上桌子吃飯該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這是要家庭教育來培植的。

孩子長大了進入學校，當然有他的生命尊嚴，有他人格的尊嚴，但更重要的，在其「生命」、「人格」的尊嚴之上，更應有一個「人性」的尊嚴。中國人說，這是「人品」的尊嚴。「品」是有高低等級的。

學校的重要，在教育學生有「品」，不是僅教學生有自由。教育是有理想，有選擇，有標準的。教他這樣，不教他那樣；培育他這一面，不培育他那一面，背後有教育理想。不講理想，何必辦學校，何從施教育？學生從樓上扔東西向樓下，此事應否管教？學校講教育，此等處自該管教。如果說管教學生便會損害學生的尊嚴，則不知樓上扔東西的學生有尊嚴，樓下過路的人是否亦有他們的尊嚴？

有人說，扔東西沒有打傷打死人，照法律規定，只應罰六百元。但任何一個社會，不能只有法律、沒有教育。每一個人的一生，可以不進法堂，可是不能不要家庭，不進學校。縱然法堂裁判扔東西的學生可以一元不罰；但學校教師對此學生仍應管教，仍應處罰，這是教育。

中國人講「人性」，孟子講人性「善」，荀子講人性「惡」，後來又有人講人性善惡混。究竟人性是善，是惡，是善惡混，在此且不討論。但孟子講人性善，說人應該教，荀子講人性惡，也說人應該教。性善要教他不向惡，性惡要教到他懂向善。孟子因主性善，所以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因主性惡，所以說每一個人要「守禮」「守法」。要教人懂「禮」，也懂「法」，在家庭，在學校，在教育。我們不能只講法，不講禮。

法庭與法官警察只講法，在家庭，在學校，就應多講禮。家庭學校講了禮，人人跑進社會，懂得講「禮」，「法」也可退處一旁。這個世界才是一個理想的好世界，這個社會才是一個理想的好社會。如果大家只看重法，不講禮，這個社會永遠不會好。

講「法」也該從廣義來講。一種是政治上所規定、法堂上所執行的，另一種是學校教師也有法，更一種是家庭父母也有法。一個家庭該有它的家法，不能任從孩子來自製法，也不該讓孩子無法無天。行為不端，只望警察來管，父母不能管，學校師長不能管，說管了就損害了孩子們的尊嚴。這道理說得通嗎？

我們對一件事，應先辨是非。就商專這件事來說，商專校長至少懷有一番教育的心情。這不僅對扔東西的學生，即對全體學生，也都有一番教育意義。假如教育當局認為校長處置不對，應提出一方法，使每一學校負責教育的人都有一方法可守，使學生們不致如此放縱。然而人事是很複雜的，古今中外也都沒有一套死的方法來限制負責教育的人。施教者與受教者，各有其不同的處境，與其不同的性情，所以不能用一套死的方法來教育。有的學生，只需好言相勸。有的學生，非嚴厲管制不可。不僅學校，乃至於宗教團體也一樣，教會也一樣可以開除神父牧師或修女。

孟子說：「不屑之教誨也者，亦教誨之也」。這仍是一種教育，只是一種嚴厲的教育。中國古人說：「摒之四夷，不與同中國。」這個人實在太壞了，縱不殺他，須趕他出國，這也是一種嚴厲的處罰，但也同樣是一種教育。我們現在，則學校不許開除學生，又不許處罰學生，試問對於一些不守秩序，不遵規矩的學生，有甚麼更高明的方法來貢獻給學校的師長們，也教師長們保留得一些尊嚴？

中國古人講「天、地、君、親、師」，法律只是政府所定，我們不能只要有君，再不要親與師。現在大家反對專制，要講民主，家庭與學校不是比政府法堂更接近民主嗎？若在家要顧到孩子尊嚴，而不顧父母尊嚴，那家又如何存在？在學校，要顧到學生尊嚴，而不顧師長尊嚴，那學校又如何存在呢？似這樣的社會，不尊父母，不尊師長，只尊法官與警察，試問社會尊嚴何在？整個國家民族的尊嚴又何在？難道民主精神便是如此嗎？

至於講到「下跪」，有人認為處罰學生下跪，更是校長的過錯，但下跪也是一種「禮」，比較握手、擁抱、鞠躬更顯得莊嚴虔誠。中國人自古對祖先對父母表示最上情感的方式都下跪。對不孝子孫罰令下跪，也是一種教育方法。現在人認為封建。但下跪之禮也不是只有中國人用。西方人對上帝下跪，天主教也對神父下跪，我們沒有人敢批評，難道我們對國旗、國父遺像下跪，便該批評嗎？

每當在殯儀館看見孝子們也和弔客們一般，只向死去的父母行鞠躬禮來表示他們最後的敬禮，我心裡就自然泛起無限悲傷，畢竟父母不同於一般人，三鞠躬不足以表示我們對父母逝去的哀思。鞠躬下跪，固只是一種形式，然而人的無限情感卻可依靠此形式來表達。那下跪至少也表達了我們私人人性的尊嚴。商專校長教學生們對國旗、國父遺像下跪，也只要教青年學生們接觸到一種「人性尊嚴」的肅穆心情。所以校長親自下跪，並不損傷校長之尊嚴，又何嘗損傷了學生們的尊嚴，更何嘗是用來作一種體罰呢？

本章選自錢胡美琦的《樓廊閒話》

內容簡介

《樓廊閒話》以關懷社會和人生問題為主旨，探討在西方文化強烈衝擊下，中國人應守和必守的常道。涉及教育、做人、幸福等方面，包含諸如守舊與開新、獎勵與懲罰、人的尊嚴、職業精神之類的話題。

《樓廊閒話》中內容由作者錢胡美琦與錢穆先生在日常閒居中交流切磋而來，其觀點也映照出錢先生後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疼惜與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