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陳洪捷，男，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
致謝：
北京大學沈文欽副教授和德國洪堡大學博士生張樂為本文的撰寫提供了諸多文獻方面的幫助，謹此致謝。
關於所謂「洪堡神話」的討論，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理解和分析洪堡的大學理念的現實影響，從更宏觀的層次看，這是涉及如何理解觀念與制度和行為的關係的問題。本文主要針對「洪堡神話」的基本觀點，嘗試分析洪堡的大學理念對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理念的影響以及影響的機制，提出了理解觀念與現實關係的「複印機」思維和「扳道工」思維，認為應當用動態的眼光來分析洪堡大學理念的實際影響。
關於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大學理念與德國十九世紀大學發展的關係，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通常的觀點認為，建立於1809年的柏林大學和創建人威廉·洪堡的大學理念是現代德國大學的開端，德國十九世紀大學正是在洪堡大學理念的影響和指導下迅速崛起，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代表性的文獻有Spranger, E. [1909]. Wildhelm von Humboldt und die Reform des Bildungswesens. Berlin. König, R. [1935]. Vom Wesen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Berlin. Schelsky, H. [1963]. Einsamkeit und Freiheit. Idee und Gestalt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und ihre Reformen. Reinbeck bei Hamburg.）但近來也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洪堡的大學理念並非德國十九世紀大學發展的指導思想，德國大學的發展與成就與洪堡的思想沒有多少關係，而且這種觀點在近十餘年中有所增多，有人乾脆認為，所謂洪堡的大學理念其實是後人製造的神話。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不僅涉及對現代德國大學發展過程的解釋，同時也涉及一個更為一般性的問題，即觀念與人們行為之間的關係，具體說，洪堡的大學理念是否對德國大學產生了影響，如何來理解和考察這種影響。
很早就有學者針對主流的關於洪堡大學理念的觀點提出過質疑。比如美國科學史學者本大衛(J.Ben-David)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提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把德國大學最後的科學生產率歸因於改革時期佔支配地位的哲學思想」。[1] 德國教育學者門策(Clemens Menze)早也提出，「洪堡的大學理念在現實中無法付諸實施，未及落實於制度，便已告失敗」。[2] 帕勒切克(Sylvia Paletschek)在1999年就提出了「洪堡神話」的命題，即所謂洪堡的大學理念其實是在二十世紀初才被建構起來的，並沒有對德國十九世紀大學的發展產生影響。（帕勒切克在1999年的「洪堡的國際影響」學術會議上的發言「洪堡模式是否影響到了其他德國大學」提出了此觀點。見Schwinges, R.C.[Hg.]: Humboldt International. Der Export de deutchen Universitätsmodell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asel, 2001。後來又在此基礎上發表了《洪堡式大學的發明》一文，見Paletschek, S. Die Erfindung der Humboldtschen Universität. Die Konstruktion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sidee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10, 2002。）還有一些學者如朗格維舍(Dieter Langewiesche)、藤諾特(Heinz-Elmar Tenorth)等也提出了類似的質疑，「洪堡神話」說一時廣為傳播。[3-4]
這些觀點雖然角度不同，說法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否認洪堡大學對德國大學的發展產生了實際的影響。這裡包括三個具體的觀點。首先，洪堡的大學理念與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的實際狀況相去甚遠，洪堡的大學理念只是一種未曾付諸實施的觀念。或者說，德國大學的成就另有原因，不能歸功於洪堡的大學理念。其次，洪堡本人關於大學論述的關鍵文本是在二十世紀初才被發現的，在整個十九世紀並不為人所知，所以不存在一種基於洪堡自己闡述的「洪堡大學觀」（洪堡大約於1809—1810年間撰寫了《論柏林高等學術機構的內部和外部組織》一文，從這篇未完成的文稿可以看出洪堡對大學的基本思想。但此文長期被淹沒在其個人檔案之中。大約一百年後，歷史學家格哈特 [Bruno Gebhardt] 才發現了此手稿，並在1896年出版的《洪堡傳》中刊用了部分內容。全文在1903年的洪堡文集中第一次公布於世）。第三，柏林大學並非德國現代大學的起點，也從未發揮過示範的作用，因此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的崛起與成就不能歸功於柏林大學。
以下將根據德國大學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來分別回應以上的幾種觀點。
第一，眾所周知，洪堡的大學理念與後來德國大學的實際發展之間有些距離，當初的有些想法未能實現，比如洪堡並不重視自然科學，但自然科學後來則被看作德國大學最為自豪的成就；洪堡的大學理念推崇純粹的知識，但德國大學不僅在科學方面，而且在技術和知識應用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現；洪堡希望大學能有自己的基金，由此獲得財務上的獨立，但這一想法從未實現。如果簡單地根據洪堡的大學理念與現實不一致，否認洪堡的大學理念的實際影響，這就忽視了理念所產生影響的方式和機制問題。理念與現實之間具有一種複雜的關係，正如大學史學者布魯赫(R.V. Bruch)所言，「洪堡大學理念的許多方面在十九世紀只是緩慢地被落實在制度上的；但這種理念的存在對現實中大學構成了一種持續和有益的批評；同時，(洪堡大學理念的)許多基本原則由於頑固和慵懶的現實而大打折扣。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其實，理念中的洪堡大學與現實中的十九世紀的德國大學從來都不是一一對應的……，但洪堡的理念基於其觀念體系卻產生了一種動力機制」。[5] 這裡所說的動力機制，其實是理解觀念的作用方式的關鍵所在。比如洪堡的大學理念雖然是以哲學和人文學科為基礎的，但自然科學學仍然可以在洪堡的科學觀念、教養觀念、學術自由觀的指引下得以發展。就這一問題而言，如果從簡單對應的視角出發，就會否認洪堡的大學理念的作用，因為洪堡的說法與事實上的後果是不一致的。只有從動力機制的視角，才能認識洪堡大學理念的真正影響。
第二，所謂洪堡的大學理念，並非洪堡個人的大學理念。洪堡的大學理念其實是以洪堡為代表的當時一批德國知識分子關於德國特色大學的集體思想，費希特、施萊爾馬赫、謝林、斯泰芬斯(Henrik Steffens)甚至康德、席勒都是洪堡大學理念的作者。而且我們也知道，洪堡本人對大學並沒有太多的個人經驗，沒有關於大學的專門論述，在建立柏林大學時，主要依據的是施萊爾馬赫的大學理念。而且在二十世紀關於德國大學理念的討論中，學界除了關注洪堡本人的論述，同樣也非常注重其他相關人物對大學的論述，斯普蘭格(E. Spranger)在柏林大學建校一百周年之際，編輯出版的《大學的本質》一書，就收錄了費希特、施萊爾馬赫、斯泰芬斯三人對大學的論述文章 [6]，1960年由安立希(Ernst Anrich)編輯出版的《德國大學理念》一書，除了斯普蘭格所選三篇文字，增加了洪堡和謝林的兩篇文獻。[7] 顯然，在人們的心目中，所謂洪堡的大學理念，其實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洪堡作為柏林大學的實際建立者，被視為德國大學理念的集大成者，並被賦予了符號意義。把洪堡的大學理念完全看作洪堡個人的思想，無論出於肯定的想法還是出於否定的態度，都是有問題的。如果僅僅根據洪堡關於大學的某篇文獻發現於二十世紀初，而否認洪堡的大學理念在十九世紀的存在和影響，應當說有些偏頗。
第三，根據帕勒切克的說法，在關於大學的話題中，洪堡的名字並不被人所提起，洪堡建立柏林大學這一事件也沒有被賦予重大的意義。這一說法似乎也經不起推敲。歷史學家蒙森在1874年就任柏林大學校長時的就任演說中就明確地指出：「威廉·洪堡所建立的柏林大學在(德國)歷史中之地位，只有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的軍事改革和關稅聯盟可與之相比擬。」[8] 再比如，出版於1881年的《德國名人傳》中，對洪堡建立柏林大學的貢獻和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確了洪堡作為柏林大學建立者的重要地位。（《德國名人傳》[Allgemeine Deutsche Bibiographie, Leipzig 1881] 是由普魯士科學院編輯出版的權威性人物傳記。詳見第13卷第351頁。）哈姆(R.Hahm)在其出版於1856年的洪堡傳記中，特別強調了洪堡對柏林大學建立的貢獻。作者說，「柏林大學的創立，是洪堡一生活動最大的紀念碑，也是其使命之精神最完美的體現」。按照作者的說法，這種精神就是人文主義的修養(Bildung)理念。作者還指出，洪堡是從普魯士的角度出發，站在德意志民族的高度來構建其大學目標的，他要建立的柏林大學，應該不同於當時的德國大學，而是一種創新，是一所「樣板大學」(Muster-Universität)。[9] 僅舉幾例，足以說明洪堡建立柏林大學一直被視為德國大學歷史、甚至現代德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柏林大學所體現的大學理念以及洪堡的大學思想在當時已載入史冊。當然，斯普蘭格對洪堡大學理念的評價或許言過其實或主觀因素太重，但這並不影響洪堡在創建德國現代大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帕勒切克等學者指出，柏林大學在組織和制度方面基本沿襲了傳統的大學模式，沒有什麼創新，所謂柏林大學模式是不存在的，更沒有在德國大學發展中發揮引領性的作用。對於新建的柏林大學在制度方面是否有創新的問題，筆者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討論。
首先，帕勒切克認為，柏林大學的章程與此前的大學章程相比，沒有什麼新的變化，德國十九世紀大學最有特色的幾項制度(如研究所和編外講師)也是此前已有的制度。所以說，柏林大學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制度創新。但是這裡忽視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創建於中世紀的大學瀕於淘汰和專業教育正在興起的時代，柏林大學保持了大學的傳統，主張大學應當覆蓋所有的知識，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制度創新。這與其說是保留傳統，不如說是重新建構了傳統。當時關於柏林大學的方案有13種之多，但大部分都採用了「高等教育機構」(höhere Lehranstalt)，而不用大學的名稱，因為大學這一機構在十八世紀已經瀕於消亡。普魯士政府的官員們更主張建立實用的專業型的學院，以此來替代傳統的、僵化的大學。[10] 所以，洪堡、施萊爾馬赫等人建立了一所大學，看似繼承傳統，其實是一種重要的創新。另一方面，柏林大學其實也並非簡單地承襲了當時通行的大學模式，而是在大學這一傳統框架下整合了科學院和若干專門的研究機構。這更是一種創新。哈姆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提到了這一創新，他認為柏林大學的重要創新在於將大學與科學院和各種研究所融合為一體，這是一種新的大學模式。[11] 洪堡本人就明確地說過，雖然採用了傳統的大學這一模式，但新建立的大學「清除了所有過時的陋習弊端」(von allen veralteten Mißbräuchen gereinigt)。[12]
其次，在柏林大學的實際創辦過程中，主流的觀點傾向於沿用既有的大學模式，不做制度性的改動。大學在開辦時尚無大學章程，更無所謂制度創新。施萊爾馬赫領導的章程起草委員會經過數年的努力才完成了章程的起草，柏林大學的章程在1817年才正式頒布。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當時關於柏林大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大學的觀念性問題，而不是組織和制度問題。柏林大學的創新之處，當然更應該表現在精神和理念層面。對於洪堡來說，建立柏林大學的關鍵，不在於建立一套複雜的機構，而是選拔合適的學者。用洪堡自己的話來說：「只需聘任有能力的學者，新的大學會逐步形成其制度。」[13] 在柏林大學的組織制度方面，施萊爾馬赫的地位很重要，而他是穩健派，主張應當儘量保持傳統。[14] 從整個柏林大學建立的過程看，這是一個「舊瓶裝新酒」的過程，是一場以理念為主導的改革，其意義主要在於提出了若干新的大學原則和觀念，這些正是柏林大學留給後世最主要的遺產。（關於洪堡大學理念的獨特性質，可參見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關於洪堡大學理念的爭論，其實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觀念如何影響制度的形成和人們的行為？從更宏觀的意義上看，這裡涉及如何理解觀念與現實之間關係的重大問題。
理念與現實的關係頗為複雜，不是一種簡單對應的關係。所有在不同程度上否認洪堡大學理念對德國大學產生了影響的觀點，通常是將洪堡的大學理念、而且一般是文本上的理念與德國大學現實進行比照，並以兩者之間表現出的差異為根據，而否認洪堡大學理念的實際影響。比如認為洪堡看重哲學和人文學科，而自然科學在德國大學卻得到空前發展，成就顯著，或者認為洪堡關於大學理念的表述沒有被直接引用，據此認為洪堡的大學思想沒有被接受，未能產生影響。這種觀察視角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理念與現實存在一種類似「複印機」的關係——有一種理念，必然有一種相應的現實。這種「複印機」式的思維模式很難成立。
關於理念與現實的關係，韋伯提出了「扳道工」模式。他指出，「直接決定人們行為的是(物質和觀念的)利益，而非觀念。但是觀念所創造的世界觀往往像扳道工那樣規定著利益驅動行為前進的軌道」。[15] 韋伯在這裡用扳道工的比喻說明觀念與行為的關係，很有啟發。按此思路，筆者有理由認為，洪堡的大學理念發揮了「扳道工」的職能，為柏林大學乃至德國大學確定了發展的方向。我們不必過於關心洪堡對大學理念的表述與德國大學現實是否完全吻合，或者看洪堡的名字是否被人提及，而應當去分析洪堡的大學理念與德國大學發展在方向和精神上是否一致，是否有延續性。
筆者曾撰文將洪堡的大學理念一分為二，一種是洪堡等人在圍繞柏林大學的建立所提出的大學理念，可以稱之為原本的大學理念，另一種是在十九世紀實際支配德國大學發展的大學理念，這是實際的大學理念。（陳洪捷：《什麼是洪堡的大學思想》，載《中國大學教育》2003年第6期，收入陳洪捷：《觀念、知識和高等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這兩者都可以冠之於洪堡大學理念之名，但又是有區別的。原本的大學理念是當時包括洪堡在內的一批學者關於大學的一些觀點和主張，這些主張本身未必是系統的、一貫的，其中有現實可行的成分，也包括一些理想化的成分。原本的大學理念對於柏林大學的建立當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柏林大學建立者和最初一批學者共同的信念和追求。但是理念落實到制度和行為的過程中，往往會由於種種現實的原因有所變形，有些理念想法與制度和行為不可能一一對應。洪堡本人對柏林大學開辦時的現實狀況並不十分滿意，因為現實中的柏林大學與洪堡設想中的大學有較大的距離。而現實中的大學理念本身就來自原本的大學理念，是經過了加工消化之後的大學理念，其核心原則就是學界耳熟能詳的一些表述，如教學與研究統一、教學和學習自由等。這些理念與原本的理念在內容上是一致的，但卻並非出自洪堡等經典論者的筆下。
兩種大學理念的關係可以說是神似而形異，即具體表述和所指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核心的思想和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拘泥於具體的不同表述和差異，則會忽視其內在的聯繫，忽視洪堡大學理念的實際影響。
在1879年柏林大學的一次大學紀念會上，策勒(Eduard Zeller)教授做了題為《論大學教學和學習》的報告。他說：「學術的教養(wissenschaftliche Bildung)只能在心無旁騖、探求真正的學術和純粹真理的地方獲得。基於科學(Wissenschaft)的教養只能在一種地方獲得，在這裡，知識不是僵化的傳遞，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力量，一種需要不斷爭取的擁有；在這裡，科學訴諸人的身心，科學的精神貫穿於對世界和生命的全部認識當中，科學使人生的目標澄明而高貴，並外顯於個人追求、感受以及思維之中。」他還引用康德的話說明大學教育的精神，學生在大學不是學習哲學，而是學習哲學思考。[16]
策勒的演講是十九世紀德國大學中一次常見的演講，所闡述的內容也應該是當時大學中耳熟能詳的內容。這些話語基本上能反映出當時德國大學對於大學教學和研究共同的理解和觀念，不妨稱之為普遍認可的並實際支配當時大學教學和學習的觀念。他雖然沒有引用洪堡或施萊爾馬赫的原話，但他所講述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符合洪堡或施萊爾馬赫的口吻。或者說，雖然具體表述不同，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普通大學教授所奉行的大學理念與洪堡等人半個世紀之前所表述的大學理念基本一致。這說明，洪堡等人的論述已成為德國大學教師(乃至學生)集體的價值觀，同時也說明，柏林大學建立之初的大學理念的確在影響著大學教師的行為和思想。
人們所接受的觀念當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賦予人們日常行為以特別的意義。從「扳道工」的視角出發，原本的大學理念可以說定義了新大學的目標和一系列基本價值。在制度的層面上，新大學或許沒有什麼創新，更多是延續傳統，但新的理念為柏林大學注入了新的精神和目標，包括新的學術信念、新的職業倫理和新的培養理念。柏林大學的建立者以及最初一批教授對這種新的大學精神有著高度的認同，並且也是這種精神的身體力行者。施萊爾馬赫、費希特等第一批教授既是洪堡大學理念的貢獻者，也是其實踐者，他們的行為本身就顯示了洪堡大學理念的實際影響。
如果說柏林大學在建立之初，在具體制度方面沒有明顯的創新舉措，但是新的大學理念顯然改變了(至少是)柏林大學教師乃至社會公眾的大學理念。在新的大學理念影響下，不但大學教師和學生的行為開始發生變化；而且，與新的大學精神相吻合的相關制度也相繼形成。柏林大學的教授資格制度(Habiltatio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教授資格制度通常被視為柏林大學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德國研究型大學建立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制度。但帕勒切克說，柏林大學並不是第一個設立此制度的大學，只是延續了傳統的做法，因此也談不上柏林大學對其他大學的影響。不錯，德國大學的確早有這一制度，但柏林大學在新的大學理念指導下，對傳統的教授資格制度進行了重塑。施萊爾馬赫在建立新的大學章程時，強調要按照新的大學理念來構建其制度，依靠制度約束教師的行為。舒伯特(Ernst Schubert)對德國大學的教授資格制度進行了分析，指出Habilitation一詞古已有之，在十九世紀之初並無專門的含義，而且在其他幾所大學中並非一種嚴格的學術制度，自從柏林大學1816年頒布教授資格制度之後，教授資格才作為一種學術的資格制度得到確立。按照舒伯特的說法，柏林大學的教授資格制度一方面是一種繼承，但同時又是對傳統的一種重新定義。[17] 在新的教授資格制度確立的同時，編外教師這支青年教師隊伍才得以形成，而編外講師對於新型學術人才成長、新的大學教師角色的形成以及教學與科研的密切結合來說，形成了一種制度性的推動和保障因素。可以說，教授資格制度的產生本身，其實就是洪堡大學理念的產物，就是理念影響制度的一個案例。
總之，洪堡的大學理念是一個特定群體的理念集體，洪堡不過是一個符號，不可將分析的焦點完全局限在洪堡個人身上。洪堡式的大學理念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原本的大學理念和現實的大學理念，在十九世紀德國大學中，這兩種大學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我們看出原本的大學理念的長遠和深刻的影響力。原本的大學理念不僅賦予了新大學以新的價值觀念和學術認同，同時也為與這些理念一致的種種制度開闢了道路。儘管某些學者或在某個時期對洪堡的大學理念有「神話」的傾向，但這並不足以否認洪堡大學理念對柏林大學乃至德國大學的長遠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扳道工」的思路，洪堡的大學理念應該是一種開放性的觀點，它會包含一些核心的理念，但這些理念具體的呈現的方式卻可能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所謂影響，主要是方向性的規定和基本價值的指向，而不一定體現在具體的內容和表述方面。具體的表述會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所以，洪堡大學理念的實際影響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用靜態、固定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複印機」的思路把洪堡的大學理念視為一種不變的理念，將理念與現實的複雜關係簡單化了。從這個角度看，洪堡的大學理念所包含的核心因素，比如學術至上、研究和教學的結合、研究和學習的自由等，貫穿於整個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的發展過程之中，並進而成為世界範圍現代大學發展的主導觀念。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直到今天，洪堡的大學理念並沒有完全過時。從更廣泛的角度看，洪堡的大學理念奠定了整個現代大學的思想體系、話語體系和制度基礎。直到今天，我們關於大學的思考，可以補充、可以詰難，但卻無法繞開洪堡大學理念所呈現出來的觀念體系。
（責任編輯 範皚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