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人文與社會」網站。 轉自：左眼的世界
1990年我回到(臺灣地區)美濃，從事環境保護、文化保存、青年培訓、農村調查及音樂創作等地方運動。十年後，我進入南臺灣的縣級"政府"工作，陸續在高雄縣、臺南縣及嘉義縣擔任"水利局長"、"縣長機要秘書"及"文化局長"。在這些地方工作，不管在野在朝，都得跟兩種人發生密切關係。對這兩種人的理解，對我來說非常關鍵。
這兩種人，一個是黑道，另一個是臺大人，這兩種人也是目前對全臺灣影響最深的兩種人。1988年蔣經國過世後，當"總統"的，一定是臺大畢業的，當"部長"的也大都非他們不可。但離開臺北，幾乎每個地方"議會"的"議長"都有黑道背景。
我坐在裡面，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假設坐在"議長"席上的"議長"不是黑道出身，他該怎麼辦？答案是，永遠擺不平，因為黑道或非知識分子思考模式的人，是非臺北地區的社會主流。
重新理解所謂的黑道
我曾經碰過一次鎮長選舉，兩個主要候選人，一個是地方上的黑道大哥，一個是驕傲的臺大人，他們都來爭取我們的支持。那時我們的選擇對後面的地方運動發展，將有關鍵性的影響。
我沒有選擇臺大人，為什麼？在多年的工作關係裡，我觀察農村地區出身的臺大人，尤其出身一般的小農家庭、小康家庭或貧農家庭的臺大人，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特質：在他們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裡，都是以他們為家庭、家族甚至村子的中心，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繞著他們轉。因此，他們看待事情，特別沒有辦法用同理心，或設身處地地站在他者角度。這不是因為念了臺大就會變成自我中心主義，而是源於臺灣社會對升學主義的集體崇拜。
那麼我們為什麼重新理解黑道？1997年，當局宣布一年內動工興建美濃水庫。那時我透過一些朋友得知，臺南、嘉義一帶的黑道，也就是臺灣所謂的縱貫線黑道，已經要準備進入美濃了。進到美濃做什麼？當然是著眼於水庫工程的龐大砂石利益。
我們開始想，萬一黑道進來怎麼辦？那就已經不是運動成敗的問題，而是身家性命的問題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縱貫線的黑道跟地方上的黑道結合，這在南部的砂石業裡，是經常發生的事。那時我開始覺得必須要團結地方黑道，把黑道拉到我們這一邊，讓黑道不跟當權者結合，不跟外面更大的黑道結合，才有辦法把地方工作穩住。
這是一次很關鍵的拜會：我打電話給鎮民代表會主席，想拜訪他。據聞他在南臺灣黑道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問，你要來幹什麼？我跟他說，主席，我們回來這麼久，一直都還沒有拜會你，沒有別的事情。去到那邊，才發現他對我們這種讀書人很客氣，聊了天才發現我們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第一，我們有親戚關係，反正在那種鄉下小地方，關係怎麼拉都會有，所以其實也不意外；第二，我們同一個國小；第三，他僅僅大我三歲。他講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他說他當年國中打架沒有畢業，後來被家人強迫去念士官學校，第一次從外面回家時，從公車站下來，不敢走馬路回家，而是走田埂路回家，多走了四五倍的距離。
我問，為什麼好好的馬路不走，要走田埂路？他說，沒有面子回家。他說他不喜歡念書，那種士官學校是大家看不起的，所以怕在路上被人看到。那時候我心裏面被重重打了一拳。我發現當年他們是在升學制度裡，被我們踩下去的人；他們的淪落跟我們的攀升有關係，我們不是絕緣的兩種個體。
接著，我開始想我所成長的美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為什麼會讓一個不喜歡念書的年輕人，有這麼大的羞愧、羞恥和自我否定？我當時把這個黑道跟我連在一起看，以社會學的方式，把黑道和我這兩種原來沒有社會關係的人，還原到很具體的社會過程和脈絡裡。
那一刻我開始體會到，其實也沒有黑道，不過就是人嘛！不過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動能裡，因為不一樣的順服程度，導致他們社會角色和身份不同而已。還原到社會脈絡中，我們的關係是非常深厚的；聽他講如何變成黑道的過程，其實也理解到自己了。
黑道的三個階段
那次之後，我開始對黑道產生興趣，不是因為他們作為黑道，而是他們的故事其實是有我的故事和社會的故事在裡面。
綜合臺灣現代黑道的歷程，他們有幾個階段：首先是他們必須要好勇鬥狠，讓各路人馬騰出存在的空間；
第二個階段是吸收兄弟，同時要與勢力更強的黑道形成一定的侍從關係，學習排解或處理地盤和利益衝突，還有訓練跟白道打交道的手法，才有辦法變成一個角頭大哥；這也是社會學修煉的一種。因此，熬過第二階段的黑道，在社會上大概都能生存下來，在黑道裡有一定地位，跟警察、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的共生關係，知道什麼事情幹到什麼地步，才是警察所容許的範圍，若侵犯界線，又應該用什麼方式處理等等。黑道在第二個階段，就技術面和道義面，業已整建好他們的生存方法論。
黑道其實不是在社會生存的邊緣人，也從來不是。我剛就任"文化局長"時，去"議會"報到，"議員"根本不鳥我，因為我對他們無利也無害，但當有一個人進到"議會"，一定會立刻產生波動，這個人就是"警察局長"。"警察局長"去"議會"報到的第一天，首先要把"議會"裡面的勢力摸清一遍，"議長"通常是這個縣市裡面的黑道大哥，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議長"穩住。
同時，地方這些小黑道，也一定要來跟"警察局長"打招呼，通常是透過代理他們的"議員"，兩邊的關係很快就合諧了。
黑道在第二個階段之後，他們有時會想進入社會主流。有兩種舉動，一是開公司，把自己的事業合法化，二就是參與政治，就是報紙上寫的"黑道漂白"。
但當他們一入政治圈，與主流價值、輿論及品位打交道，卻發現不安、自卑和恐懼無所不在。有些黑道意識到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進入質變的第三階段。
那次回鄉和夥伴討論鎮長選舉，我覺得這個地方的黑道，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開始渴望跟知識分子合作了。我的觀點是，臺大人若當選，他即世界，不需要任何人參與討論。但是另一個候選人，已經懂得要跟地方知識分子合作了，將來的可能性最大。後來，我們決定支持這個黑道，後續發展也證明沒錯。
我念了兩年社會學研究所之後，回鄉擔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組織幹部，第一個發現是，"社會"不是一個限於某時某地的東西。如果在一個固定的工作關係中，社會了不起只是一些片面。
我們透過報紙、電視、書本或網絡去想像社會，但我們自己在社會中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怎麼樣的存在，通常很模糊。想像的社會和真實的社會不見得有關係，並非否定社會學裡討論的社會；真正的社會，是在人與人的串連過程中，包括跨地域、跨階級、跨性別、跨年齡，展現動態的立體，這跟我們以靜態觀察出的社會，其實並不相同。
如何成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
1990-1994年我待在美濃時，最興味盎然的一件事，就是到處聽人講話。語言表現一個人的知識面、精神面和人際關係。從一個人的語言，我們讀到社會關係的交會，讀到他的認同、社會關係中的位置，還有讀到他在社會關係裡的理解，以及對自身的評價和詮釋。比如一個老婦人、一個樁腳、一個地方代表、一個地方士紳階級、一個地方剛回去的年輕人、一個老農民，他會去怎麼看事情，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分析，用什麼觀點來講，都是很精彩的社會劇本閱讀。那幾年的社會調查或串門子，語言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延伸到我後來的文學與音樂創作。
通過語言，慢慢聯繫社會學和文學，對於我的運動方法與寫作，影響在於：社會學的知識如何變成社會的語言，又如何從社會的語言提煉文學與社會學。因此，進行社會學論述與文學寫作時，會有多元和多層的對話想像：寫一個公共政策的文字給農人時要怎麼寫，給一般市民要怎麼寫，要說服記者、政治人物又該怎麼寫？只有把社會學觀察和對社會公義的堅持，通過有對話想像的語言傳達出去，才會產生社會對話。
社會運動如果沒有對話，是不可能產生的，只能變成一種專制，真正的運動要能產生，便來自對話的有效性。
換句話說，要下鄉成為社會運動的組織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識分子化而已，還必須把自己有機化。所謂有機化，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是服務於某一個社群，某一個階級，而是為了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因此，知識分子必須讓自己有機化，讓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間要怎麼對話、串連。
在運動過程中，要能有機化，首先必須看到自己本身或社會組織內部的問題，這牽涉到組織和領導的關係。簡單說，作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他在組織裡面的領導工作，不是努力影響運動決策來領導運動，而是透過自己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媒介，讓一個好的領導體制能夠出來；並透過這個領導體制，讓社會力量形成，對話能夠擴散，對抗能夠有效。
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場域裡面非常關鍵的角色：知識分子的有機化與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實現更好的有機民主。
總結我的下鄉經驗，最重要的，是讓我努力成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能把自我客觀化，不以本質論看待社會中任何角色。我們通常喜歡強調主體，強調個性，強調情緒不能被忽視。但是當你越堅持己見，不斷強調自己主體性，其實是把自己權利化，不再與人有對話性，自我不斷萎縮和空洞，沒有辦法形成更大的自我。對一個知識分子而言，唯有把自我客觀化、有機化，才有可能把自己當作變化生成的媒介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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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公平貿易店裡，看到此文，有感於最後一段，特別推薦。
最近常常渴望的兩件事：一是大智慧，能讓我看破迷霧，去除浮躁，堅信之前確定的意義；第二還是大智慧，能讓我走出自我，如本文最後那一段話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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