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出家門
文｜張北海
高二那個學期，我有天放學回家，剛進客廳，父親就對我說，「文藝，你現在就離開這個家！」
我收拾了一下書包，帶上所有課本，也不知道還應該帶什麼。出大門之前，母親上來給了我一疊錢。就這樣，我給趕出了家門。
出了我家那條街，上了和平東路，沒帶自行車，我有公共汽車學生票。
我先去找一個同學，說我給父親趕出來了，要他先告訴另外兩個哥們兒。我叫他不要同別的同學提，我會照常上課，就像沒事一樣。他問我晚上去哪裡睡，我隨口說公園、火車站。錢夠嗎？我說暫時還可以。
我當晚先去西門町吃了碗牛肉麵，之後去了新公園，才七點多，已經有人在一排排長椅上睡了。我找了一條，坐在那裡胡思亂想。
這半年多，我的生活是有點荒唐。下課之後，也不回家，找瓶酒在新店溪邊林中和朋友亂混。周末總有人開party。這些家庭好像沒人管，動不動就搞到快天亮我才翻牆回家。上學期還要補考數理化，給學校紀錄兩大過兩小過，留學查看。暑假又給罰去勞軍，還打槍，找個鄉下姑娘唱「賣餃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給四周的聲音吵醒。公共汽車，政府交通車，貨車，私人汽車，自行車……都去上班了。新公園裡有人在做體操……七點多了，我趕快找個水池擦了把臉，在地攤上吃了碗甜豆漿和一副燒餅油條，就去上學。
我的三個哥們兒都知道了我的事，中午其中一位拉我去他家吃飯。他父親在上班，母親很親切地招待我。他們家我很熟。飯後我去廁所，順便取了一疊手紙，在外邊流浪，我發現大便是件麻煩事。中華路上有公廁，又臭又髒，而且沒有手紙，火車站也沒有。
我那個星期在他們三家輪流吃了幾次午飯。有天，朋友的母親上了菜就出門了，我趕快在他們家洗了個澡，又向同學借了一條內褲，也把我穿了兩個多星期的給洗了。
我不但去上學，而且星期六下午，還去葉嘉瑩老師家上課，葉老師肯定知道我的事，介紹她給我補習的那位翟先生肯定跟她說了，可是葉老師從來不問我，我也當然不提。
我在想，紐約有上萬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政府有不少收容所，但他們大部分都不肯去那裡睡，經常被搶，情願在街頭和地下鐵找個床睡。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宗教會辦的收容所，也有人睡在那裡，但大部分只是每天排隊領飯吃。
不知道這些人沒潦倒流浪之前是幹什麼的，看樣子他們多半要這樣過一輩子。而當年的我，心比較不太恐慌，總覺得早晚會回家。只是錢很快就用光了。
哥們兒畢竟是哥們兒，一個當了他的夾克，一個當了鋼筆，一個當了手錶。我又靠這筆錢，中午吃了幾個攤上的生煎包，晚上一碗牛肉麵餛飩麵什麼的。幾個星期下來，我的流浪生活像是有了一個規律。
凡是有風有雨，我就去火車站睡。五十年代臺北，火車站從不關門，總有人在那睡，或是等一早火車，或是無家可歸的。天好，我就去新公園或植物園，那裡也總有人在過夜。但都有些麻煩，火車站候車室長椅臭蟲大且多，我經常睡在地上。而公園總不時有人找你說話搭訕。
這天上空一片烏雲，我從公園去火車站。突然聽見有人叫我。
看起來面熟，好像多年前上板橋中學的高班同學。名字不記得了。他問我去哪裡，我猶豫了一下，跟他說我離開家了，現在去火車站過夜。
他看了我一下，叫我跟他走。
我們一路無語，後來忍不住問他去哪裡。他說有地方睡。你家？他笑了說沒家，一指上頭說，我睡那裡。我抬頭，只看見一個小城門樓，離總統府不遠的南門（想是南門），今天有個高架鐵擦邊而過。
我們走到一個小門，鎖像是壞了，綁著麻繩，上了樓，空空的，只在一個角落裡有堆棉被。他有兩條，一條給了我。我就照他，一半鋪在地上，另一半算是被。我們並排躺在那裡，問他這裡住了多久了，他說兩個月，又問他上學還是工作。他半天沒說話，然後說早點睡吧。
我在南門睡了好幾天。頭一天他沒說什麼，之後幾天，他又說個不停。我這才知道他是個東北流亡學生。板橋念了兩年退學打工。這種臨時散工也都是短期的。東北同學會只幫他幾個月就停了，他去當了三年兵，才退伍。
我突然感到，不管怎樣，我多半有家可歸。外面像他這種不幸的人可太多了。
像是五天後一早，我說有個朋友要我去他家去睡，感謝他收了我這幾天。我就這樣照常去公園或火車站過夜。我已經夠煩的了，實在沒精神再去聽像他這種更多的麻煩和傷心事。
第二天放學，天有烏雲，還有風。我走向火車站，上了和平東路，正要找個攤子吃點什麼，突然身後有人叫我「文藝！」是我大姐。她也沒問我什麼，只說「上我家去。」
姐夫張桐還沒下班。我先好好洗了個澡。穿上姐夫的睡褲汗衫。大姐把我的衣服全交給女傭去洗。她在炸醬，切麵條。我已經聞到了很熟悉的香味。
我在大姐家住了五天。那天晚飯之後，我們坐著閒聊。這幾天，他們從不問我這一個多月來是怎麼過的。我也不主動提。
電話響了，大姐去接，聽了幾句掛上了。回來跟我說，「帶上書包，走。」問她去哪裡，她說「回家。」
我問她剛剛那個電話是媽打給你的？她說是。是爸爸叫媽媽打的嗎？不是，是翟先生和齊先生。他們二人從重慶到臺北，一直跟我父親做事。他們這幾天都在和爸爸說你的事。最後他們和父親說，讓文藝回來吧。爸爸沒言語。他們就叫媽給我打那個電話。
進了家門，進了客廳。齊先生說，「三弟，好久沒見了。」那位介紹葉老師給我的翟先生也跟了一句「大鵬問你好。」大鵬是他兒子，重慶那會兒剛出生。我們兩家和齊家住在重慶同一條弄堂。
我爸沒看我一眼，母親也沒說話，大姐坐下同他們說話。我進了我的房間。
就這樣，浪子回家了。
高三那年，我開始準備臺灣公立大學五院校聯合招生。這可是一道大關。過不了，就要去當三年的二等充員兵。
我倒是考上了。大學四年，教書一年，金門服役一年。人也比較懂事了。直到我1962年出國，父親母親都沒有提我給趕出家門這回事。
回想我這一代和下一代在一個那麼嚴的管教之下，皮肉之苦可吃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不敢說下一代侄兒侄女如何看他們的祖父，但就我和尤其是二哥來說，我們可給父親打的很慘。可是二哥有料，中學勉強念完，就獨自逃離家庭，隻身從天津去了重慶，考上了空軍官校。只是抗戰期間，杭州筧橋空軍官校給日軍佔領，結果他是美國空軍官校畢業的。
他有這個料，我有我的料，只是不包括逃離家庭，而是，說來丟臉，給趕出了家門。
我後來沒有和二哥談過這些事。只是他回國之後，看到他如何照顧我們全家。我就知道，我們兩個都不責怪父親。
我們都明白，無論父親政治上多麼前進，十八歲就參與了反清起義，但他究竟生在清朝。再加上去日本上大學。傳統的保守儒家思想，加上日本的大男人父權意識，父親只能，也只知道如此管教子女。
後來我進了紐約的聯合國，請爸媽來美國看看。他們住了三個多月，我除了帶他們在東部幾個大城市跑了一趟，還開車去了趟中西部，拜訪我媽一位堂弟。無論在紐約家中，還是沿路說話，我發現這還是第一次和父親有了一個真正的父子交談。
我不清楚別的家庭父子關係如何維持，但我們父子關係是如此這樣正常化的。過去的事，無論好壞，誰對誰錯，都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也沒有電影那種戲劇化。可是我們父子二人最後可以像一般家庭父子那樣，我覺得這樣也好。
就像莎士比亞那部話劇，All’s Well That Ends Well（梁實秋譯為「皆大歡喜」。我這裡直譯），「結尾好，什麼都好。」
2015年02月05日，臺北，西門町。西門紅樓緊鄰西門町徒步區。共兩層高的這棟紅磚洋樓為1908年所建的臺灣三級古蹟，而該古蹟建築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其外觀為每正立面8m。也因此，該建物於日治時期通常被稱為八角堂。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 完 ——
題圖：莎士比亞話劇《皆大歡喜》劇照。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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