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年輕男女相擁沉屍河塘：「殉情論」，為何會走向「兩個極端」

媒體報導：男女相擁沉塘畫面

南通年輕男女「相擁沉屍河塘」事件，雖然警方還在進一步調查核實案情。但是，在媒體輿論的基調裡，已經直指「殉情論」。要知道，在確切的信息中，能實證「殉情」的有效信息並不多，最為具象的細節，大概也就是「相擁沉屍」的既視感。

當然，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具象細節」，才導致這對「年輕男女的沉屍」充滿話題性，起碼會成為媒體輿論發散想像力的催化劑。不過，就「殉情論」的探討，其實也並非鐵板一塊。在樸素的「殉情」認知中，人們更強調「悽美」的「殉情圖景」，認為二人雖死，但是死出美感。

於此，出現「總以為殉情只是古老的傳言」以及「第一次看到真實的殉情」也就不足為奇。只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看到的更多是情愛積極的部分，而對於情愛消極的部分始終是處於避而不談的。這導致，在「殉情論」中，人們非但看不到生活的無情，反而會以「相擁知己，死又何妨」的偏激去消解殘酷。

與此同時，也有人強調「只要活著就有希望」，所謂的「殉情」就是傻。只可惜，無論是肯定的「殉情論」，還是否定的「殉情論」，很大程度上，都沒有基於「當事人視角」去思考生死的問題。而這似乎，也是人們看待生死問題上，始終處於虛無狀態的主要原因。

按照斯賓諾莎的說法，生命中發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只要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就能與生命中發生的事拉開某種情感距離，它們將不再使我們沮喪。以這套邏輯上去看南通年輕男女「相擁沉屍河塘」事件，其實就是，他（她）們的死既然是必然的，那麼所謂的「殉情論」追問或許本身就顯得很無聊。

只是，回到繁雜的生活中，無聊本身就是常態。於是，談論他（她）者的生死就成為一種生命圖景。不過，就如謝利·卡根所言：「人只有身體，沒有靈魂，永生是壞事，而非賜福，自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既理性又合乎道德」。而這似乎在解構「殉情論」時，是絕對不可迴避的。

事實上，在傳統的「殉情論」認知中，基本的底色是悲涼的。要知道，只有人們認為現實生活殘酷無情時，才會去追求「死亡聚合」所塑造的美感，「這一點」應該無需爭論。所以，也就能理解，為何媒體輿論僅憑「相擁沉屍」就能篤定這是一起「殉情」事件。

一般來講，「殉情」泛指情侶和夫妻的相約自殺。因為，在所有的情感維繫中，唯獨婚戀關係最微妙。畢竟，它不像親子關係，有血緣關係的勾連，這種情況下，要想超越物質基礎的情感維繫，最真實的體現就是「用生命表忠貞」，當然，這也很好的實證了，其實多數人的婚戀都只是搭夥過日子而已。

於此，但凡出現「殉情的男女」，往往就會被推上「忠貞的神壇」。可事實上，這些認知，更多也只是一廂情願的裹挾，跟殉情的當事男女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就社交媒體上的「關注」，更多只是一種抽象的關注，而回到當事者的悲苦上，或許只有他（她）們的親屬才是真的在乎。

然而，媒體輿論從被「殉情感動」，以至於到「理解殉情」的過程，最終的落腳點一定還會回到真實的生活，只有如此，「殉情論」才能形成閉環，才能被人們普遍性的接納。要不然，較為單一的去談論生死命題，很大程度上就會陷入消費死者的困境當中。

很多人在談到這起「男女相擁沉屍河塘」的事件時，把「外來務工人員」的悲苦拿到檯面上說道，強調打拼不易，人生維艱，言外之意，好像是維艱的生活把這對年輕男女逼上死路的。這種說法雖然經不起推敲，可還是撬動很多人的情緒，並形成一定的「輿論渦流」。

只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生活過得容易呢？難道，就因為生活維艱就要走上絕路嗎？這顯然也是個答案不唯一的追問。當然，如果要是一個人活著的痛苦比死亡還多，可能死亡反而是一種解脫。但是，對於大多數自殺者來講，可能多半是對生活的誤判而已。

不得不承認，談到「殉情論」，自然就會牽扯「自殺論」。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的文化基質中瀰漫著對自殺的鄙夷，混雜著侮辱、恐懼以及不認同，因此人們很難心平氣和、一清二楚地討論這個話題。大多數人會認為只有瘋子才會「自殺」。

甚至，很多時候，哪怕有人只是考慮和自殺有關的事，就會被認為腦子出問題，如果不是出問題，顯然就是不道德的。所以，這也導致，在談論「自殺」的時候，一定也要儘可能的名正言順。於是，「殉情」的說法就被推廣開來，能往上靠儘量往上靠，尤其是男女一起自殺的事件。

因為，對於這種表達，既對死者尊重，也能給自己留足話茬。只可惜，對於這種得體的彌合，反倒是對生死不夠真誠。因為，回到「殉情論」本身，更多是借他（她）人的死亡，在註解自己的人生，而這似乎才是這起年輕男女「相擁沉屍河塘」事件最真實的「輿論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