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resonance)是化學中一個常用概念,用來描述單個路易斯(Lewis)結構無法準確描述的分子結構。對於具有閉殼層電子結構的分子,所有的電子都自旋配對,Lewis用孤對電子和共價鍵來表示這些電子對,其中前者位於單個原子上,具有單中心-兩電子(1c-2e)的特徵,而後者則共享於兩個原子之間,具有兩中心-兩電子(2c-2e)的特徵。因此,一個合法的Lewis結構都是由1c-2e的孤對電子和/或2c-2e的共價鍵構成。顯然,對於某些「非經典的」具有多中心鍵(即成鍵電子對離域在三個或更多原子之間)的分子,就無法用一個Lewis結構來確切描述了。為解決這個問題,Pauling提出一個自然的想法:可用多個Lewis結構來描述非經典成鍵的分子。一個「教科書式」的例子就是苯分子,其6c-6e的大Π鍵無法用單個的含三個雙鍵的Lewis結構(稱為苯的Kekulé結構)來描述,但可以用兩個這樣的Kekulé結構來描述——可認為苯的離域Π鍵是兩個Lewis(Kekulé)結構的「共振」平均的結果(見圖1)。在共振理論中,把這種由多個Lewis結構共振平均後的結構稱為共振雜化體(resonance hybrid)。因此,具有非經典成鍵特徵的分子就可以由共振雜化體來合理描述。
圖1. 苯的6c-6e大Π鍵可認為是兩個含三個2c-2e π鍵的Kekulé結構的共振平均
此外,共振理論和共振雜化體還可用來描述極性鍵。根據Lewis最初的理論假設,Lewis結構中的共價鍵是一對被兩原子所平均共享的電子。兩個異核原子間成鍵時(如H—Cl),電子對會偏向於電負性更大的原子(如Cl),因而也無法用單一的共價共振結構(H:Cl)來描述,但可由一個共價共振結構(H:Cl)和兩個極化共振結構(H+ Cl:– 和 :H– Cl +)組成的雜化體來描述。也正因為此,D. G. Truhlar等[1]認為共振的概念並不完全等同於電子離域。
共振理論自提出後被廣泛用於解釋很多化學現象,並作為一個重要的基本化學概念引入教科書,然而迄今為止共振理論的應用大多仍停留在定性的分析上。其原因大概因為定量的共振分析一般需要通過價鍵(Valence Bond,VB)理論[2]計算來實現,以獲得各共振結構的貢獻比例、相對能量以及共振能等信息,而價鍵理論的計算比當前普遍使用的密度泛函理論(DFT)的計算要複雜很多,也耗時很多。因此,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思路是:首先進行快速高效的DFT計算,然後在DFT波函數的基礎上進行定量的共振分析。根據這一思想,人們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定量共振分析的理論,下面就先簡要介紹一下。
1. 基于波函數的共振理論(WFRT)
基于波函數的共振理論(Wave-Function-based Resonance Theory, WFRT)植根於量子力學的態疊加原理,假設真實體系的波函數是所有可能的Lewis共振結構所對應波函數的線性疊加:
其中 是真實體系的波函數, 是第 個共振結構的波函數, 是其組合係數, 是所有可能的共振結構數目。
我們知道,DFT或Hartree–Fock 計算得到的波函數由單個的Slater行列式來表達,對於含 個電子的閉殼層體系可寫作:
其中 是第 個佔據的 分子軌道, 是相應的 自旋軌道,符號 代表Slater行列式。為了能簡化問題,我們在做共振分析時往往沒必要考慮體系中所有的電子,而是將發生化學共振的子系統分離出來進行單獨研究。例如,對於苯分子,我們只對其π電子進行共振分析;對於乙烯和1,3-丁二烯間的Diels–Alder反應,我們只對參與協同反應的[4+2]電子感興趣。為了能從整個體系中分離出共振子系統,我們不用正則分子軌道(Canonical Molecular Orbitals,CMOs,是直接從Kohn–Sham方程或Hartree–Fock方程求解得到的,一般在空間上離域在整個分子中)來組成Slater行列式波函數,而是用定域化的分子軌道(Localized Molecular Orbitals,LMOs)來組成Slater行列式。由於CMOs → LMOs是一個酉變換(相當於旋轉了坐標系),因此,無論將 取作CMOs還是取作LMOs,體系的Slater行列式波函數是不變的(這一結論稱為Fock定理)。分子軌道的定域化有很多種方案,但對於共振分析,一個較好的選擇是採用Pipek–Mezey方案,因為相對於其它方案,它不但算法高效,而且能自然實現σ–π電子的分離。在EzReson程序[3]中,我們以自然原子軌道(Natural Atomic Orbital,NAO)為基來進行Pipek–Mezey定域化。
類似於真實體系波函數 ,各Lewis共振結構的波函數 也用單個Slater行列式來表示:
其中自旋軌道 或 代表第 個共振結構中的第 個Lewis單元軌道(Lewis Unit Orbital, LUO),它要麼是定域在單個原子上的佔據軌道(1c-2e,對應於該原子上的孤對電子),要麼是定域在兩個原子之間的佔據軌道(2c-2e,對應於這兩個原子間的共價鍵)。因為Lewis結構完全就是由1c-2e的孤對電子和2c-2e的共價鍵來搭建的,所以才有Lewis單元軌道(LUO)這樣的命名。
通過求解下列線性方程就可以直接得到展開式(1)中各共振結構的係數 :
其中 是各共振結構間的重疊積分矩陣,向量 是各共振結構的展開係數,向量 是各共振結構波函數在真實波函數上的投影。可見,WFRT的求解非常高效精確,不像自然共振理論(NRT,見下文)那樣需要採用數值迭代求解的方法。例如,萘分子一共有45 297個可能的共振結構,其中線性獨立的有19 404個,EzReson的Python程序可在合理的時間內給出其WFRT的精確解。
為保證方程(4)具有確切解, 矩陣必須可逆,這就要求各共振結構波函數 彼此是線性獨立的。事實上,對於多於兩個電子的體系,總有一些共振結構是線性相關的。一個簡單的確定線性獨立的共振結構的方法是使用Rumer規則[2]:在所有可能的Lewis結構中,只要存在共價鍵相交的Lewis結構就被排除掉,那麼剩下的所有Lewis結構就都是彼此線性獨立的。例如,苯共有215個可能的π共振結構,其中純共價的Lewis結構(即原子上不出現形式電荷)有15個,包括2個Kekulé和3個 Dewar結構(見圖2a),以及10個其它純共價結構(見圖2b)。由於Kekulé和Dewar結構中的3個π鍵都互相不相交,所以它們都是遵循Rumer規則的共振結構;而圖2b所示的每種結構中,都至少有兩個π鍵彼此相交,因此都違背了Rumer規則。離子性的共振結構也可能違反Rumer規則,如圖2c所示的那些結構。對於苯而言,一共有40個共振結構違反Rumer規則,因此我們選取所有剩下的175個共振結構作為線性獨立的完備基組來展開真實波函數。
圖2. (a) 苯的Kekulé和Dewar結構都滿足Rumer規則。(b) 苯的其它純共價Lewis結構都違背了Rumer規則。(c) 苯的一些違反Rumer規則的離子性Lewis結構。
一旦求解出係數 ,就能得到各共振結構所佔的權重 。然而,由於共振結構之間一般不是正交的,權重 的計算就有一定的任意性(類似於分子中原子布居數的計算)。常用的權重方案有Chirgwin–Coulson(均分交叉項方案,類似於分子軌道理論中的Mulliken 布居)、Bickelhaupt (對交叉項按一定比例來分配)、Ros–Schuit(完全忽略交叉項)、Norbeck–Gallup(使用重疊矩陣的逆陣)和Löwdin (對共振結構進行對稱正交化)權重等。這些方案一般會給出大體一致的結果,但有時也會存在明顯的問題。比如Chirgwin–Coulson和Bickelhaupt權重可能會出現負值或大於1,而Löwdin權重則可能高估了共價共振結構與離子共振結構之間的混合。為此,筆者新近提出了PWSO(Projection-Weighted Symmetric Orthogonalization,即投影權重對稱化)權重方案[4],它克服了上述的那些問題,能給出更為合理的共振結構權重,因此強烈推薦大家採用PWSO權重。
對於存在巨量共振結構的體系,有時我們只需考慮其中某些重要的共振結構就能比較合理地描述該體系。例如,萘分子有多達19 404個線性獨立的共振結構,但實際上只需考慮其中的純共價結構和單離子結構(即Lewis結構中只存在一對正負形式電荷)就能重現90%的真實波函數,而所用的共振結構總數則降到了1 302個,大大提高了計算效率。還有一些應用場合出於獨立考察某些效應的目的(如衡量氫鍵強度、預測苯的取代基效應等),也需要選擇特定某些結構來對真實波函數進行展開。對於上述這些情況,我們對方程(4)求最小二乘解(可採用對 矩陣求Moore–Penrose偽逆的方法),得到的係數給出的是近似波函數 ,因為共振雜化體是由不完備的共振結構組成的( )。我們通過真實波函數的重現度 ——即近似波函數 在真實波函數 上的投影——來衡量該雜化體對真實體系的接近程度,其計算方法如下:
其中 表示將列向量轉置為行向量。
從能量角度考慮,我們還可以把各共振結構的哈密頓矩陣 的對角元定義為各共振結構的能量,即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定義的能量並非共振結構的真實能量,因為 矩陣對應的是在真實波函數下的單電子Kohn–Sham(或Fock)算符 ,而並不對應於該共振結構的變分能量,所以 要高於共振結構的實際能量。儘管如此, 可以用來衡量不同共振結構之間的相對穩定性,仍具重要的參考意義。類似地,共振雜化體的能量可由 給出,展開之後可得到如下表達式:
其中 是Chirgwin–Coulson權重。上式中第一項是組成該共振雜化體的所有共振結構的平均能量,它顯然要高於共振雜化體的能量,因此必定是第二項才使得共振雜化體的能量要低於任何單個共振結構的能量,這樣WFRT就合理地解釋了共振穩定化能的來源。由於第二項是對所有不同共振結構之間的兩兩求和,如果認為兩個共振結構之間的共振作用能是 ,那麼共振穩定化能就是所有這些共振作用能的加和。
2. 基於密度矩陣的共振理論(DMRT)與自然共振理論(NRT)
順便介紹一下另一套定量共振分析理論——自然共振理論(Natural Resonance Theory,NRT),它是在量子化學圈中長期流行的共振分析理論。與WFRT相比,它屬於基於密度矩陣的共振理論(Density-Matrix-based Resonance Theory,DMRT),其核心假設是認為真實體系的一階約化密度矩陣(以下簡稱密度矩陣)可以表達成各Lewis共振結構所對應的密度矩陣的線性加和:
其中 是真實體系的密度矩陣, 是第i個共振結構的密度矩陣, 是第 個共振結構對雜化體的貢獻權重, 是所有可能的共振結構數目。按照NRT的框架,密度矩陣 是在NAO基下進行表達的,因為NAO是正交規範的基組,這樣密度矩陣的物理意義就非常明確:其對角元等於各NAO上的電子布居數,非對角元反映出兩NAO間的成鍵作用(更確切說,其平方等於兩NAO之間的Wiberg鍵級)。當通過DFT計算得到體系的波函數後,就能很容易得到相應的密度矩陣 ,同時根據所考慮的各Lewis結構也能很容易確定出它們的密度矩陣 。然後,只要能夠找出一組滿足方程(7)的權重 就能確定出各共振結構的貢獻比例了。NRT採用的是數值迭代方法來求解方程(7),由於權重 不可能取負值,所以屬於凸優化問題。二十多年以來,NRT一直使用比較低效的算法,能夠考慮的共振結構數目非常有限,直到近兩年才提出了新的優化算法,可處理的共振結構數目一般可達幾百或幾千(NBO 7.0程序的默認上限是1萬)。
然而,筆者最近證明[5] DMRT和NRT的基本假設(展開式(7))在數學上是不可能成立的,除非允許權重 取負值(但卻失去了物理意義)。如果再退一步,即便在限定所有 非負的前提下對式(7)近似展開,那麼得到的近似密度矩陣則必不滿足密度矩陣的冪等性,因此也是不合理的。此外,從能量角度考慮,NRT也無法給出共振穩定化的本質和來源。
綜上所述,我們強烈不推薦使用NRT或類似的DMRT來進行共振分析,而推薦使用WFRT方法,因為後者不但具有可靠的理論依據,而且具有算法高效(無需進行迭代的數值優化)、能考慮所有可能的共振結構、可對大分子進行局部共振分析等優點。WFRT共振分析的一些高級應用可用來解決諸如預測苯的取代基效應、衡量氫鍵強度、分析Diels–Alder反應中電子流向等較複雜的化學問題(詳見文獻[4])。
本篇主要介紹了定量的共振理論。後面我將通過一些具體實例來介紹一下如何使用EzReson程序進行定量的共振分析。
參考文獻:
[1] D. G. Truhlar, J. Chem. Educ. 2007 , 84, 781.
[2] S. Shaik and P. C. Hiberty, A Chemist’s Guide to Valence Bond Theory, John Wiley & Sons, Hoboken, New Jersey, 2007 .
[3] Y. Wang, The EzReson Program, 2020 , https://github.com/yangwangmadrid/EzReson.
[4] Y. Wang, Phys. Chem. Chem. Phys. 2021 , In press (DOI: 10.1039/D0CP06207C).
[5] Y. Wang, J. Comput. Chem. 202 1 , 42, 41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