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秋白----楊之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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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秋白是在上海大學認識的。

1923年年底，我去投考上海大學。考試的地址在慶雲路慶雲裡。我懷著激動、興奮的心情，走進一座破舊的老式的裡弄房子，只見男男女女的學生擠得滿滿的。我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年輕和藹的姑娘----她就是張琴秋同志。在這些學生當中，後來有不少都成為我們親密的同志和戰友。

1924年的春天到來了，從此開始了緊張的政治鬥爭的生活。

上海大學共分三個系：社會學系、中文學系和英文學系。我在社會學系學習。我很喜歡這個新環境，這裡面的一些人給予我不可磨滅的印象。鄧中夏同志是我們的總務長，他的頭髮很黑，眉毛濃而長，眉心很寬。當他抬起頭來看人的時候，兩眼閃閃有光。他精神飽滿，做事機智果斷，使學校的生活緊張而有秩序。他常常喜歡講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故事給我們聽。他是我們敬愛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

在教師中間，有輕鬆愉快的張太雷同志，他教我們政治課；有循規蹈矩的蔡和森同志，他講私有財產和家族制度之起源。惲代英和蕭楚女同志講話富有煽動性，對問題的分析一針見血，並且善詼諧，常常引起學生們的哄堂大笑，新同學都愛聽他們講課。

秋白是社會學系主任，擔任的課程是社會科學概論和社會哲學。第一次聽他講課的時候，使我驚奇的是學生突然加多了。別的同學告訴我，大家都很喜歡聽秋白的課。除了社會學系本班的學生，還有中、英文學系的學生，其他大學中的黨團員或先進的積極分子，甚至我們的好教師惲代英、蕭楚女，上大附屬中學部主任侯紹裘等同志都願來聽聽。康生同志形容秋白上課的情況：「在慶雲路上海大學舊校址上課時，人都擠滿了。房子陳舊，人多了，樓房震動，似乎要塌倒下來，但是人們還是靜靜的聽，一直到下課為止。」……後來上海大學從慶雲路搬到西摩路，最大的課堂在敦厚裡。

當課堂裡開始安靜下來的時候，我看到秋白從人叢中走進課堂，走上了講臺。他穿著一件西裝大衣，手上拿著一頂帽子，他的頭髮向後梳，額角寬而平，鼻梁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與他的臉龐很相稱。他和藹親切地微笑著，打開皮包，拿出講義和筆記本，開始講課了。他的神態安逸而從容，聲音雖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課堂外的同學也能聽到。在他的講話中，沒有華麗的詞藻和空談。同學們的水平參差不齊，他為了使大家明白，引證了豐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淺出地分析問題，把理論與當前的實際鬥爭相結合。同學們都很珍重地記下筆記，萬一有人因為參加社會活動而缺了課，非要借別人的筆記抄下來，才能安心睡覺。當時康生同志的筆記最好，參加罷工中的同志晚上回來很喜歡抄他的筆記。

同學們都說秋白講得好，內容豐富極了，有的說他有天才，有的說他很用功，也有的人根本不去想是什麼理由。 當時我也不懂，後來才知道了，秋白是怎樣對待工作。他熱愛他的工作，為黨培養新生力量。

那時，秋白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工作。這項工作已經夠他忙了，又加上上海大學這一副不輕的擔子。在生活上，他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劍虹病重了。他們夫婦倆感情是很好的，王劍虹在病重的時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邊，不要離開她。秋白也很願意多照顧她。一回到家裡，就坐在她的床邊，陪伴著她，在他的長方形的書桌上，常常整齊地放著很多參考書，他就在那裡埋頭編講義，準備教材或為黨報寫文章。從王劍虹病重到去世，我們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與平時不同，但他從沒有漏過會或者缺過課，並且仍然講得那麼豐富、生動。這時，我們對於秋白也更加了解了。但是，秋白的身世，我是後來才知道的。

秋白生於1899年1月29日，江蘇常州市人。他的父親信道教，長期失業，流浪山東。他的母親是一個多子女的母親，在一個破落戶的大家庭裡，貧困和苦難磨折了她一生，於1915年2月間吃虎骨酒和火柴自盡。人們這樣責罵她:「把丈夫逼走了，把祖母搬死了，不給兒子中學畢業。」其實，丈夫出去找職業，久年瘋癲的祖母搬杭州，和秋白離中學畢業僅半年就去無錫國民小學當校長，這都是因為一家七八口吃盡賣光，典質無物，不這樣做就不能再維持生活的緣故。 秋白的智慧早被他的母親發現，她也最愛秋白。她擅詩詞，愛文藝，對秋白的教育很注意，親自講授詩詞；為了秋白進學校便利，她不顧族規，搬住祠堂。秋白有天才，但他的天才與他的母親是不可分離的。秋白也是最愛和最能體貼他的母親的。當他一談到他的母親的自盡，就沉默很久，回憶當時情景：「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此時饑寒無人管，落得靈前愛子身。」母親死後，秋白陪靈半年，稀粥難咽，孤苦極了。

秋白自小就用功。張太雷同志是秋白的同學，他常向我們說起秋白在小學、中學都是個優等生。他們當年對時事很關心。辛亥革命時，鼓動同學，練習刀槍，對革命滿懷信心。 但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反動分子篡奪了，袁世凱喪權辱國的罪惡行為，使他們深為痛恨。秋白十四歲那年的雙十節，他的故鄉----常州縣城各學校機關都掛紅燈慶祝辛亥革命；而秋白卻提了寫著「國喪」二字的白燈籠。這個故事證明秋白從小就愛國，從小就有見解，有勇氣。1916年，他的舅母當了當頭借給秋白川資到漢口，進武昌外國語學校，後又隨堂兄純白到北京，進俄文專修館。熱愛祖國的秋白，就在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凡爾賽和約的運動中，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籤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

等口號下，捲入了1919年5月4日天安門集合的示威遊行，由於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當時就被推選為俄專出席學生代表大會的代表，當第二次請願時，全體代表三十餘人被捕，秋白也在裡面，但在全國學生的要求下獲釋了。這時候的秋白，正式參加了李大釗同志領導的社會主義研究小組。在北大圖書館，在青年會或在秋白的住所秘密集會，學習和討論問題。1920年10月16日，秋白作為晨報的新聞記者，離開北京，到蘇聯去了。這個時期秋白一方面報導蘇聯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向中國人民傳播馬列主義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幫助中國同志的學習。1922年2月，經張太雷同志介紹，秋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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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了秋白以後，覺得他和鄧中夏、張太雷等同志不同。鄧中夏和張太雷等同志精神愉快活潑，學生們很容易接近他們，可以常常和他們一起談談笑笑。而秋白卻是嚴肅沉靜。在講臺上，他滔滔不絕，把問題講得很透徹；在會議上，他的口才像快刀利刃，能說服人。但在平時，他不肯多講一句廢話。有人說，秋白是「驕傲的」，「冷酷的」。

不久，有一件事情，改變了我對他的初次印象。

在上海大學，我和其他進步同學一樣，擔任了很多社會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當時還是國共合作的時期，我被分配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工作，辦公地址在上海環龍路44號。在那裡，我認識了向警予同志，以後，我們就經常在一起工作。有一天，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支部轉給我一張上級的通知，說孫中山先生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夫婦要了解一些上海婦女運動的情況，指定我去談談。那時，向警予同志因事離開上海了，所以只得我去。我深怕自己講不好，懷著不安的心情到鮑羅廷家去。

在鮑羅廷家中，出乎意外地遇見了秋白，他是來為我做翻譯的。一見了他，我覺得有了幫助，心情開始平靜下來。 秋白以流利的俄語和鮑羅廷夫婦談著，他們向他提出許多問題，他翻譯給我聽，並且教我說:「你先把這些問題記下，想一想。」大家都是以同志的態度隨便座談，我的拘束也逐漸消失了，後來愈說愈有勁，秋白滿意地笑了，把我的話翻譯給他們聽。接著，他又把鮑羅廷夫人向我介紹蘇聯婦女生活情況翻譯給我聽，唯恐我聽不懂，又加以詳細的解釋，使我初步了解社會主義國家婦女生活的真實情況。

當時懂俄文的人還不多，秋白還給其他許多同志當翻譯。這工作，在他說來是一件「小」工作，但他從不輕視這類「小」工作，每次都很認真地去做。從這次工作接觸後，我覺得他很誠懇，很願意幫助別人。他不但不驕傲，而是很謙虛；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熱情。他的熱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蘊藏在內心，只有當人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才能深切地感覺到這種熱情的力量。1924年5月5日馬克思誕生紀念日，秋白在上海大學的紀念會上，作了很有說服力的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他與任弼時同志還在大會上熱烈地高唱「國際歌」，那種革命的熱情深深地感動了臺下的同學們。

在學校裡，秋白是一位有威信的導師，也是黨的負責人之一。同學們都願意把自己的要求、困難或不幸的事情跟秋白談，取得他的幫助和指導。秋白也經常主動地找學生們談話，了解他們的思想、學習、工作以及生活方面的情況。

有一天，秋白對我說:「你要求入黨的申請書，我和支部的同志都看過了，我要向警予同志與你面談，因為我最近很忙，但我也想和你談一次。」

我又高興又害怕地說:「我有資格加入共產黨嗎?你能介紹我入黨嗎? 我知道，我的水平很低，對馬列主義的理論更生疏，有時你講的社會科學哲學問題，我聽不懂，這是實在的話。」

秋白說:「你是青年團員，已經是黨的積極分子，只要你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把理論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一定能進步的。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只有在實際的階級鬥爭中才能領會。書是要講的，但不能脫離實際。你要是讀書聽課有困難，可以提出來問我，或是問其他同志。向警予同志是最關心你的，她跟我談過你的情況。」

最後，秋白約我在一個星期日到向警予同志家裡談入黨問題。

的確，警予同志是很關心我的。警予同志不是上大的教師，也不是上大的學生，那時候她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是一位很有學問、有本領、有毅力，熱愛革命事業的女政治家。 她不講究穿，不講究吃，是只知道埋頭苦幹，以身作則的好共產黨員。她不但口才好，文章也寫的好，甚至連敵人都得承認她有才幹。我和她除了一起工作以外，她還常到我的宿舍裡來，一談就是幾個鐘頭，談工作，談工人、婦女、學生的各種情祝，不斷地幫助我，把我當作培養的對象。我很佩服她，尊敬她，希望自己能學她的榜樣，作一個共產黨員，人民的好勤務員。

星期日上午8時半，我在法租界蒲石路下了電車。 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天氣，春風溫暖了我的心，充滿了愉快的感情。我到警予同志的家裡去過不止一次了，但這一次卻格外興奮和激動。

那時，黨的機關沒有正規的辦公室，蔡和森和向警予同志的家就成為黨的活動場所。我從後門進入樓下一個廂房間，很高興地看到和森和警予同志都在家。和森同志因氣管發炎躺在床上看報，警予同志坐在一旁，不高的身材，穿著樸素的短布衫、黑裙子，態度誠懇大方。我很快地告訴她:「秋白約我來談入黨問題。」她站起來說:「早應該這樣做。」她開朗地笑了，額上飛舞著一對秀麗的眉毛，雪白整齊的牙齒，從薄薄的嘴唇裡露出來了。

這時，秋白走進來了。他很關心地詢問和森同志的病況。 然後，警予同志要我談談絲廠裡罷工的情形。我在旁邊坐下，告訴他們說，我到幾個罷工工人家裡去，她們把我帶到「公會」辦公室去了。那裡很講究，門外掛著「上海絲廠同業公會」的招牌，會客室裡的長桌子上，還鋪著白色桌布，桌上擺著很漂亮的茶壺茶碗。後來進來了一個胖胖的年約四十歲左右的女人，穿著綢衣服，與工人的襤褸模樣恰成明顯的對照。工人們見了她，都站了起來，稱呼她「穆會長」。這個穆子英是上海灘上的女流氓，顯然是資本家僱傭的工賊。 而這個「公會」，也不是工人自己的組織。最後，我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今天首要的問題是工人應該有自己的組織。

秋白接著說:「你們的工作應從底下做起，鑽到群眾裡面去，少與這些資本家的走狗打交道；同時要把工賊們的陰謀詭計在群眾面前及時揭露，使群眾不相信他們，而相信工人群眾自己的力量。」

警予同志說:「今天來說，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基礎，在婦女們既沒有文化，又不懂政治的時候，只好用社會上慣用的結拜姐妹、交朋友的方式進行工作，然後逐步建立工會組織。」

和森同志也指示我們要站穩工人階級立場，並且向我講了西歐資本家如何以欺騙手段利用工賊來緩和工人的鬥爭。

當談到我的入黨問題時，秋白對和森同志說:「你身體不好，多休息。」和森同志站起來，他是個高個子，比較瘦。 他沉重地呼吸著，走到門口，躺在躺椅上繼續看報去了。警予同志那發亮的眼睛在注視著我。秋白抽著香菸，誠懇的說:「我和警予同志都願意聽聽你入黨的動機。」

我敘述了個人的遭遇，黨和團對我的培養、教育，以及我對黨的認識和獻身於黨的決心。警予同志是知道我在生活上的挫折的。秋白聽完我的話，冷靜地分析了我的思想認識，並且解釋和闡明了列寧主義對於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定義。最後，他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真理! 你要求加入共產黨是完全正確的。我願意介紹你入黨。」

警予同志培養我已有半年了，雖然在入黨表上沒有寫著她是介紹人，但實際上她也是我入黨的促進者，有力的幫助人。 當她聽到秋白同志的這幾句話，忽然活潑起來，緊緊地擁抱了我。

（未完待續）

《紅旗飄飄》 第8期 195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