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收據毀了日本反戰派
1931年9月19日，日軍衝進大帥府，砸開保險箱，驚奇地發現，裡邊竟然只有一塊銀元和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
大帥府遭到浩劫
1931年9月18日，陣陣槍炮聲過後，日軍突破城垣，逼近大帥府。
大帥府經歷了張氏父子兩代近二十年的積蓄，府內有著數不清的金銀珠寶，自然為日軍所矚目。佔領瀋陽的日軍不等硝煙散盡，便急不可耐地衝進了大帥府。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災難，大帥府沒有絲毫準備，帥府內二十年來的珍藏完全來不及轉移，張氏父子多年積攢的家底輕易地落到日本人手裡。
上百個日本兵在帥府裡東走西竄，一會兒抱倆瓷瓶出來，一會兒又抬出兩箱金條，忙得不亦樂乎。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僅在帥府內抄走的金條就有 20多箱，至少有56,000兩，另外還有銀元40多箱，古玩字畫無數。張學良晚年回憶說：「我從前沒有別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畫。我有一幅字，王獻之的。是我當年是花三萬塊錢買的，現在這幅字，有人看見了，在日本橫濱博物館裡。 」
曾親歷了那場浩劫的邊業銀行員工孫競寰老人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前，邊業銀行剛剛從上海購進了一批黃金，數量達7,000兩之多。日軍在佔領大帥府的同時，也佔領了張家的私家銀行——邊業銀行。此後，這一批黃金便不翼而飛。另外，張家有許多貴重物品都存放在銀行裡，如張學良曾存放在銀行幾個樟木箱子，裡面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畫，這些珍品也一併落入日本人手中。
關於張家財產的損失情況，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當記者問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後，聽說本庄繁將您所有的個人財物運去北京，送還給您，這是不是事實？ 」張學良說：「不是所有的財產，送來兩列火車，他派一個人見我，我對那個人說，我絕不收。我說，我倆雖是朋友，但現在等於敵人。這樣待我，等於羞辱我。我對本庄的人說，你把我的東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車站燒了，後來，他們真的運回去了。 」
整整兩列火車的財物，仍不是張家全部財產，但就是這兩列火車的財物也在返回瀋陽途中，被沿途的日軍搶劫一空。
神秘的保險柜
混亂中，一小隊日本兵衝進了位於大青樓二樓的張學良臥室，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盯上了位於屋角的一個大保險柜。這個保險柜，完全是鑄鐵打造，櫃門上上了一把碩大的鎖頭。一看到這個保險柜，幾個日本兵欣喜若狂，這裡是張學良和于鳳至的臥室，保險柜中一定鎖著帥府內最最貴重的寶貝。於是，日軍一哄而上，一陣亂砸，將鎖頭撬開。當一個士兵顫抖著雙手拉開櫃門時，所有人都傻了眼，他們實在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原來，偌大個保險柜裡既沒有古玩字畫，也沒有金銀珠寶。仔細一看，才發現櫃中一個角落裡靜臥著一枚小小的銀元和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
這塊銀元就是張學良六次拋擲，決定楊、常生死的那枚「袁大頭」。而打開信紙後，發現它實際是一張收據，上面寫有「收到現大洋五十萬元整」的字樣，署名是「赤冢、鶴見」，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這張普普通通的收據背後又隱藏著怎樣一段故事呢？
張學良盯上「政界夢遊症患者」
皇姑屯一聲巨響，使張學良背負了對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審時度勢之後，張學良寄希望於「堡壘從內部攻破」。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內閣換成親華派或者和平派，中日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大大縮小。所以，當日本在野黨——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竹二郎準備參加日本第十七屆大選時，張學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上。床次竹二郞，是跨越大正、昭和兩代的日本政界實力人物。他做事雷厲風行，有鐵腕之稱，是一位權力欲極強、在政治上慣於縱橫捭闔的政客。為了謀得大權，他曾多次轉換政黨，被人戲稱為「政界夢遊症患者」。
在權力爭奪中，為扳倒田中內閣，床次竹二郞還不惜背上叛國的罪名，協助張學良的情報人員蔡智堪獲取《田中奏摺》。
床次欲向張學良借款兩千萬
1928年11月，為推翻田中內閣，取得中國政界的支持，床次攜助手赤冢等人來華訪問。他先後在南京、北平會晤了蔣介石、閻錫山等政界要人。最後，他來到瀋陽，希望得到張學良的資助。床次一行的到訪受到張學良、楊宇霆(當時對日外交主要由楊主持)二人的隆重歡迎。床次雖年逾七旬，但仍精神煥發、談笑風生，頗具政治家風度。
在與張、楊會談中，床次極力攻擊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表示要率領政友本黨聯絡民政黨，共同打倒田中義一領導的軍閥內閣，組成政黨內閣，屆時他將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並且向張學良明確表示，一旦執政就將著手解決中日懸案問題，改善兩國邦交。
床次的話深深打動了欲與日本和平發展的張學良，他決定支持床次參加競選。
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說：「床次先生說，假如我能夠執政，很願意著手解決中日懸案。他說，現在要競選政友會的總裁，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我問他，你競選總裁得要多少錢，他說，大約需要兩千萬，我說，我送你兩千萬。他說，這兩千萬我不能要，假如你借我兩千萬，將來我有力量時償還你。後來就這樣決定了。 」
床次得到張學良的欣然應允後，並沒有立即借款，而是約定待日後真正需要時再來提取。
殺楊常求得床次諒解
床次離開瀋陽後不久，即發生了「楊常事件」。在處理完善後事宜後，張學良突然想起，床次的心腹赤冢與楊宇霆私交甚好，現在楊宇霆被殺，如果不趕緊把事件內情告知床次，取得他的諒解，恐怕會影響日後合作。
為免發生誤會，張學良派長官公署外交處的胡俊赴日。
胡俊來到東京後，把張學良的親筆信交給了床次。床次把信看完之後，面顯不快之色。但楊宇霆已死，而他本人的競選還需要張學良的支持，乃嘆口氣說道:「好吧，楊宇霆已死，現在不再說他了。張將軍既願意繼續與我們合作，我們甚是歡迎。」並請胡俊向張學良轉達：將來遇有必要時，還要派人到中國與張學良接洽，為後來的借款之行打下伏筆。
得知此事得到床次的諒解，張學良甚感滿意。
床次派人拿走五十萬
1929年的初秋，競選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鶴見來到瀋陽。到沈後，二人先求見了負責東北對日外交的王家楨，向其吐露了他們此行的目的——籌集選舉經費。
赤冢介紹說，日本本次大選，無論從人心向背上說，還是從政黨人物的號召力上說，都非政友本黨莫屬，他們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就是選舉經費問題。
王家楨馬上將與二人會談的詳細內容報告給張學良。張學良認為：「假如支援一筆競選費，政友本黨一旦能夠在國會中取勝，將來組成內閣，日本政府將會對東北外交採取友好態度，以避免軍事威脅或發生暴力，這是值得的。 」張學良讓王家楨代表其進行具體交涉，赤冢提出：「這次選舉只要能將政友本黨系統的人選出九十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組閣，競選經費大概需要四五百萬元，希望貴方負擔三分之一。 」此數折合中國大洋約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
鶴見補充說：「我們主要的讓步是，日本允許將南滿鐵路公司逐漸改為名實相符的中日合辦公司，像中東鐵路那樣。 」
張學良聽完王家楨的匯報後，興奮地說：「多少錢都可以，不用說二百萬，就是再多也可以。」但為慎重起見，決定先支付其五十萬元，其餘的在王家楨日後去日本面見床次後再說。
但在付款時，卻出現了一個小插曲。當王家楨拿著張學良籤了字的領款條子到官銀號去取款時，官銀號卻沒有那麼多現款。王家楨找到官銀號總辦魯穆庭，魯穆庭向來辦事嚴謹認真，覺得王家楨此次用錢太多，又不肯說明用處，不願一次付清。幾經周折，王家楨才將這五十萬元現款領出。不知道是官銀號故意為難王家楨，還是真的沒有大面值票子，付的全是5元以下的小票，50萬元裝了整整兩大柳條包。赤冢、鶴見兩人當時傻了眼，這得點到啥時候啊？不過，他們估計張學良也不會騙他們，於是找張紙，草草打了一張收條。
這收條就是後來惹下大麻煩的那個收據。
事發床次一命嗚呼
年底，王家楨奉張學良之命，帶錢赴日本與床次見面。床次生病剛剛出院，王家楨回憶說：「我和他見面時，他像會見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很熱情地歡迎我。他很自豪地說，他雖已70多歲，傷口縫線好得非常快，醫生都覺得吃驚。他暗示他的政治生活前途還很遠大呢！他以他的政治抱負和他的政治綱領能吸引海外人士的共鳴和贊助而感到自豪。 」
床次說了這麼多，無非是為了增加張學良支持他的信心，但興致上來，談話卻開始信馬由韁，使王家楨嗅到了別樣的氣味。王家楨早年在日本讀書時，床次給王家楨留下了能幹、正派、進步的良好印象。去年的東北之行，也讓王家楨覺得他精神矍鑠，談吐不凡。但此次一長談，卻發現「在政治上，他沒有什麼遠大的抱負，並不能代表日本的進步力量。他所糾合的一幫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津津樂道的，也只不過是誇耀其過去罷了。所以，我這次來日本幫助政友本黨選舉，由於和他的這次談話，失去了不少信心。 」
事關重大，務需謹慎。於是王家楨遍訪舊友，並與駐東京辦事處人員審慎研究日本的政局。最後一致認為：政友本黨這次獲勝的機率小之又小，資助政友本黨很可能會竹籃打水，王家楨便把錢帶回。
日本第十七屆大選前夕，不肯放棄最後希望的張學良再次派王家楨到日本會晤床次。正如王家楨預料的那樣，此次大選，政友本黨與民政黨均未獲得預期的勝利，政權仍掌握在田中義一軍閥內閣手中。後來，政友本黨與民政黨聯合起來，在議會裡揭發田中內閣的貪汙罪行，田中內閣才告垮臺。民政黨與政友本黨遂共同組成聯合內閣，以民政黨的總裁濱口幸雄為總理大臣，床次竹二郎僅以副總理大臣的資格兼任遞信省大臣，床次企圖組閣掌權的目的未能實現。張學良寄希望於日本更換內閣，從而改變對華政策的努力宣告失敗。
張學良收買日本政友本黨，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進行中，雙方都採取了極謹慎的態度。努力失敗以後，張學良為慎重起見，便將赤冢和鶴見寫下的那張50萬元的收據收藏於臥室的保險柜中了。
誰料想「九·一八」事變突發，一夜之間，大帥府為日軍佔領，根本來不及處理，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險的地方。這件收據被日軍發現並上交，直至出現在日本內閣的會議桌上。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以叛國罪，將時為眾議院議員的赤冢和鶴見逮捕，並在日本報紙上公開揭露此事。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軒然大波，鬧得滿城風雨。受此打擊，不久，床次竹二郞病故，政友本黨也從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