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後，俄羅斯各級政府機關的表現，在筆者看來呈現一種「有序的卡夫卡式混亂」。
俄羅斯在控制中國人員入境方面發生混亂。俄羅斯聯邦教育與科學部早在1月29日就發布了第146號命令，將中國學生的假期延長至3月2日，[1]隨後俄羅斯宣布關閉中俄之間的陸上邊境和口岸。[2]然而，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並沒有要求所有高校立刻阻止中國留學生和學者返俄，至2月20日全部禁止中國籍人士持因私護照入境前[3]，仍有大批中國學生返回。
雖然俄羅斯聯邦衛生部早在1月30日就發布了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診斷、治療和防疫指南[4]，但該指南並未在中國公民集聚的機構得到貫徹執行。在接到校方要求校醫院對自華返俄的學生、學者進行體檢並籤發健康證明的指令後，莫斯科國立大學、莫斯科國立師範大學校醫院籤發的部分證明不符合指南要求。
與此相對應的是，俄羅斯行政執法部門、立法部門和衛生行政管理部門三方對衛生機構的資質認定長時間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或是無法貫徹執行。莫斯科市警察與國家憲兵[5]機構在對返俄人員進行安檢時質疑過健康證明頒發機構的資質，認為普通高校校醫院無權籤發健康證明書，或其格式存在問題，不具備法律效力。甚至醫學院校校醫院出具的健康證明，執法機構同樣認定其籤發的健康證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各主管部門達成一致意見後，還有一些俄羅斯高校發現，由於各主管機構間的一致意見與現存法律存在衝突，發現先前已開具的、應當具有法律效力的健康證明實際上卻不具有法律效力，要求學生再次前往校醫院開證明。最令人費解的是，1980年版的蘇聯衛生部法令竟赫然出現在21世紀印製的新版健康證明上！[6]
在對返俄學生如何進行隔離的問題上，各市市政政府、執法機構和邀請機構[7]的做法存在較大差異，同一機構內部標準也不盡相同。以莫斯科大學為例，莫斯科大學在主樓宿舍區初期僅要求自我封閉式隔離。而同時期學生宿舍附樓則專門為返俄學生提供了單獨的隔離宿舍。位於維爾納茨基大街的宿舍區則先後變更過兩次隔離要求：先是自我隔離、後是提供專門的隔離宿舍。喀山聯邦大學則為返俄的中國留學生提供了療養院內的住宿隔離措施。
不同的學生在返俄時遇到了區別對待的情況，有學生在入境時直接被執法機構帶走送進指定醫療機構進行隔離。還有學生在居家隔離的過程中遇到了機械的行政執法，無視具體情況和個人生存需求，只要字面上違反防疫規定的任何要求，即被判定違法。還有在外租房的學生因俄羅斯法規的模糊之處被判定違反移民法規。[8]更有在俄學生雖長期未回國，卻被警察帶往警局進行登記。還有在外租房的同學遭遇「午夜驚魂」，在半夜被俄羅斯警察上門檢查。
基層工作人員防疫措施不到位。雖然俄羅斯政府高度重視防疫工作，各級政府中的總防疫師和衛生部門已經下發了新冠肺炎應對指南[9]、對防疫工作做出了具體要求，甚至俄政府也將新冠病毒列入到最危險的病原體列表[10]中，但基層人員並不重視防疫要求，在上門檢查居家隔離的各國公民時，部分基層工作人員不按規定佩戴口罩或其他防護用品。
受疫情的影響，莫斯科地區曾暫停頒發新的籤證。這一情況立刻製造了在俄，特別是在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群體中的巨大恐慌。當莫斯科市內務局移民管理處繼續頒發籤證後，有相當數量的中國留學生反應新頒發籤證的籤證類別與申請新籤證時所填寫的來俄目的不符。如籤證類別代碼005下有「學生」和「博士研究生」兩類籤證，有多位博士生表示自己收到的新籤證類別是「學生」。根據俄羅斯有關法律規定，此種籤證屬於錯籤，不具備法律效力。[11]
俄羅斯各級政府機關的表現，是蘇聯解體後過渡時期的一個縮影。蘇聯雖已解體近三十年，但其制度遺存卻仍深刻影響著俄羅斯的方方面面。雖然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蘇聯與俄羅斯的政治和法律思想都有深刻的區別，但其在實務中的表現卻很難區分。理論與實務、負責原則與負責方式、目的和手段的互相脫節，可以稱之為「有序的卡夫卡式混亂」。
異步（Asynchronous）是一個計算機科學術語，指不等待已發送的請求返回結果，就發送下一個請求的操作。俄羅斯政府的首身異步體現在高層頻繁更化改制、中下層依然我行我素。導致首身異步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國家管理」思維和「執行權」思想的衝突。這種衝突屬於理論與實務層面的衝突。
蘇聯法學界對一切政府-社會具體事務進行規範的行為稱之為「國家管理（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делами）」。蘇聯行政法學者瓦西林科夫認為，國家管理目的是「調整組織起國民經濟、社會文化、行政和政治活動的社會關係」。所以，蘇聯行政的基本指導原則是對社會關係進行精細規範，是「需要依據管理學來研究國家管理的問題」。蘇聯國家管理理論的特點是「注重國家管理權設定的廣泛性」，同時還「注重國家管理中自由量裁權的寬泛性」。可以說，蘇式「國家管理」活動的出發點，是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對各類社會關係進行直接而且明確的調控，強調管理權限的廣泛性和自由量裁權的寬泛性。國家管理機關有很大的自由度去處理在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僅需形式上合法。
與蘇聯時期的國家管理理念不同，俄羅斯行政行為的理論起點是執行權，是基於分權制衡原則中的行政權。俄羅斯現行憲法較蘇聯憲法形式上更加重視個人權利和自由，因此在行政權方面更重視形式上的公民權利保護和國家行政機構權力的互相制衡。行使執行權的過程是受到立法機關通過行政法法律體系規範的，不能夠根據需要新創行政規範。
但問題是，蘇聯在70年曆程中制定了海量的國家標準、部門規範、法律法規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俄羅斯聯邦在長時間內都無法通過新的法律文件對這些蘇聯舊貨一一更換。[12]因此，在現代俄羅斯就出現一種滑稽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縫合怪」現象。雖然行政原則已從蘇聯時期的國家 管理過渡到當代俄羅斯的執行權，但在實務中，國家管理原則仍佔據重要地位。[13]雖然俄羅斯立法機構為行政機構制定了法律規範，但由於大量蘇聯時期遺留法律規範和行政先例仍然有效，因此出現了奇特的錯位現象-用俄羅斯的頭指揮蘇聯的身子。
第二重脫節：責任原則與負責方式蘇聯黨政機構，奉行的責任原則是無限歷史責任。根據蘇聯相關法律，蘇共是蘇聯境內唯一的合法政黨，蘇共上臺執政沒有任期限制。由於不存在政黨輪換執政，所以蘇聯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在制度上沒有通過下臺而承擔責任的選項。當下所有的責任，都是蘇聯共產黨來負。歷史上的所有過錯，也都有且僅有蘇聯共產黨負責。這是無限歷史責任原則的具體內容。
蘇聯共產黨的理論認為，布爾什維克贏得內戰是俄國人民的選擇。這是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基石。俄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投票選出蘇維埃，賦予蘇維埃議行合一[14]的權力，由蘇維埃代表俄國人民管理國家，蘇維埃通過指揮政府來實現人民的訴求。蘇共理論研究人員認為，人民的意志能夠通過各級蘇維埃反應、通過蘇聯共產黨匯總，從而形成對政府的績效考察。這種制度，實際上將籠統的「執政」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黨的執政周期和政府的施政周期。前者僅受廣義上的蘇聯人民在不固定周期內的立場（如歷史意義上的支持與拋棄）所決定，是無限期的歷史性考核，其考核標準是政權的存續。而後者是受專職機關進行考察，其考核標準是行政效率（如五年計劃的完成情況）。
基於蘇聯共產黨理論上承擔的無限責任，和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只對歷史考核負責兩個大前提，可以得出結論，蘇聯政府對責任的認知原則是基於「無限歷史責任」的。因此在處理緊急狀態時，蘇聯政府傾向於採取必要卻過度的手段來避免承擔負面的無限歷史責任。也正是因為「無限歷史責任」的認知，才會重視管理權限的廣泛性和自由量裁權的寬泛性。所以，蘇聯在責任原則和負責方法上不存在脫節現象。
而俄羅斯則恰好相反，俄羅斯的國體和政體組織是以分權制衡原則為指導的，立法、司法、行政權分別屬於議會、法院和政府。在此原則下，政府的任務僅僅是在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框架內行事，所以俄羅斯的政府僅負擔執行民選最高領導人和議會決定的職責。因此，根據權責相等原則，俄羅斯政府最多僅承擔行政權下的全部責任。同時，俄羅斯政府的公務員理論上是非黨化的，只在違法時才會被追究責任，並不對因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失誤造成的惡性行政結果負責。所以和蘇聯時期相比，特別是在普京提出「法律專政」思想後，俄羅斯政府和公務人員對法律流程的形式尊重遠大於對良好施政結果的追求。
第三重脫節：目的和手段的脫節蘇聯時期，政府執行蘇維埃和蘇共命令，是實現具體政治目的的行政手段。在蘇聯「議行合一」的制度框架下，黨、立法機關、政府是一體的。而在俄羅斯，分權制衡原則在制度上就將俄羅斯各級政府行為的目的和手段都設定為執行命令。俄羅斯各級政府被捆綁了手腳，不能夠通過自由量裁權去靈活的制定和執行政策，同時蘇聯「議行合一」制度下的重要協商和溝通機制——由分散在各個機關部門中的各執政黨委員會在上級黨組織的組織下召開跨部門聯席會議——又被廢除了。因此在制度上，俄羅斯各級政府的目的就只是執行命令。實務上，俄羅斯各級政府又受到來自各政治派別、議會、輿論和傳統的壓力，在沒有有效反饋政策執行情況制度的前提下只能去利用蘇聯遺留下來的行政慣例去差強人意地執行上級命令，同時又能夠依靠非黨化原則合法化自己的行為，為自己行為的不足脫罪。所以，在實務中出現的過度執法、選擇性執法和各種合法但不合理的操作就不足為奇了。
搖擺中的政黨-政府關係政出多頭和集體性不負責（或集體性形式主義）是當前俄羅斯防疫工作中「有序的卡夫卡式混亂」的主要表現，這是蘇聯解體後傳統政黨-政府關係範式崩潰和建立新關係嘗試的結果。
俄羅斯的政黨制是多黨制下的一黨優勢制。能夠佔據議會席位大多數席位和贏得最高領導人選舉的政黨，是作為政權黨[15]的統一俄羅斯黨，而非單一執政黨。在制度層面，存在政權黨失去政權的可能性。因此統俄黨不會像蘇共那樣承擔無限歷史責任，但統俄黨卻又是實際上的政壇「巨無霸」，它控制了國家杜馬和大量地方杜馬的席位，這也意味著它實際上也控制了俄國議會上院-聯邦委員會，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優勢。
但在政黨組織上，統一俄羅斯黨不是一個奉行「列寧主義」的列寧式黨。統一俄羅斯黨既沒有明確的政治理論、鮮明的意識形態，也沒有嚴密的組織架構。它所擁有的權力優勢僅僅表現在紙面上，並不具備列寧式政黨所具有的動員力和組織力。它只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具有社會民主黨特點的普通政黨。它嘗試利用很多布爾什維克式的方法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組織力：建立青年政治組織、建立定期的代表大會制度、出臺黨紀約束黨員行為、建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黨的僱員常態化等。但最關鍵的是，統俄黨無法在不修憲和不違憲的條件下建立起如同蘇共-蘇維埃-蘇聯政府一樣的三位一體制度，因此也無法將政黨在立法和司法系統的權力優勢帶入到行政系統中去。雖然統俄黨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開始解決此問題，但仍需時間。[16]
防疫工作的各自為戰、政出多頭、步調不一致和互相拆臺現象，反映出的是政黨和政府在決策層面上爭奪主導權的問題。統一俄羅斯黨中的部分成員試圖在「民主」、「自由」、「人權」原則的基礎上對蘇聯制度進行改良，是政黨-政府關係搖擺不定的關鍵。他們既想有符合他們理念的現代化政治制度，又想要蘇聯式的高效決策，和決策制定和執行的政黨化、集中化。而政府之所以有能力和政黨爭奪決策權，與政府的非黨化進程又密切相關。這就陷入到類似「忒修斯之船」的奇妙問題中：如果我先用西方的零部件替換蘇聯的零部件，再用蘇聯的零部件替換西方的零部件，那麼這條船究竟是西方船還是俄國船？由此不難看出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三十年仍然處於過渡時期的關鍵原因所在：尚未找到理論完備、符合國情、同時具有前瞻性和接受度的新意識形態來組合和動員複雜且巨大的「俄羅斯」。
「百年孤獨」中的俄羅斯無論是政治制度的頻繁調整，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左右互搏，都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困擾著俄羅斯近兩個世紀的問題：選擇西方派的路徑，還是走斯拉夫派的老路？或者兩者折衷，選歐亞主義?
回顧俄國近千年的歷史，其實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斯拉夫派的村社主義道路無法保證俄國的生存，而西方派的全盤西化方案最終會因俄國大地上沉重的現實引力無以為繼。而共產主義作為第四種道路，在俄國業已失敗。難怪蘇爾科夫撰文稱俄羅斯長期處於「百年孤獨」的狀態。在吸收了傳統蘇式中央統制經濟模式和純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特點後，新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在俄羅斯站穩腳跟。意識形態上兼容西東的歐亞主義似乎變成了唯一可行的候選方案。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作者：張君義，莫斯科大學亞非研究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燕南66優創團隊出品）
參考文獻
[1] Приказ от 29 января 2020 г. № 146 «О мерах по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ю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и» https://www.minobrnauki.gov.ru/ru/documents/card/?id_4=965 .
[2] https://tass.com/emergencies/1114505
[3] https://tass.com/politics/1122507
[4]https://www.rosminzdrav.ru/news/2020/01/30/13236-vremennye-metodicheskie-rekomendatsii-po-profilaktike-diagnostike-i-lecheniyu-novoy-koronavirusnoy-infektsii-2019-ncov 。
[5] 指俄國民近衛軍。
[6] 原文翻譯為：「第1030號（法令），由蘇聯衛生部於1980年10月4日批准「
[7] 指為外國人申請邀請函的俄羅斯法人，如高等院校和用工企業。
[8] 俄羅斯在2018年世界盃期間啟用了新的外國人居留登記註冊制度，要求實際住址和落地註冊住址必須完全一致。否則即按違反移民法處理。而高校為外國留學生所辦理的居留登記證明上的註冊地址，是高等院校的法律註冊地址。學生的實際居住地址（如宿舍地址）和高校的法律註冊地址（主行政樓地址）一般都不同。因此，從法律上來講，絕大部分高校和居住在高校宿舍區的學生都形式上不符合新外國人居留登記註冊制度的要求。
[9]https://www.rosminzdrav.ru/news/2020/02/03/13264-minzdrav-rossii-obnovil-vremennye-metodicheskie-rekomendatsii-po-profilaktike-diagnostike-i-lecheniyu-novoy-koronavirusnoy-infektsii-2019-ncov
[10]https://tass.com/society/1115481
https://www.rosminzdrav.ru/news/2020/02/02/13258-koronavirusnaya-infektsiya-2019-ncov-vnesena-v-perechen-opasnyh-zabolevaniy
[11] 俄羅斯內務部在2019年曾升級了文件交換系統，所以2019年下半年的邀請函和籤證發放比預期慢的多。還有留學生反應，稱系統升級後內務部曾頒發了一批有錯邀請函，因此即便擁有正確信息的俄聯邦駐華大使館依然無法為其辦理籤證。這一情況側面反映出俄羅斯政府各機構之間仍奉行蘇聯時期條塊分割、垂直管理的行政制度。
[12] 俄羅斯2013年才全部廢除蘇聯時期的國家標準，而2019年梅德維傑夫總理還表示在沒有明確宣布失效蘇聯遺留法律法規在俄聯邦仍然有效，見：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1911241030102763/
[13] 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莫斯科大學在進行學院制改革時仍將國家管理作為相關院系的正式名稱。
[14] 議會-行政合一
[15] 政權黨是指具有廣泛民意支持、政治資源佔據壓倒性優勢、得到執政當局認可、扶持的，選舉結果能夠橫掃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派別。現代俄羅斯歷史上出現過多個具有政權黨性質的政治派別：由時任總理蓋達爾領導的「俄羅斯選擇」，由時任總理切諾梅爾金領導的「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運動，由紹伊古領導、時任總理普京支持的「團結」黨，以及經過合併重組後長期贏得大選和地方選舉的「統一俄羅斯」黨。關於政權黨現象的討論，見 王秋文;; 淺析俄羅斯的「政權黨」現象 [J];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03期，以及轉型理論與俄羅斯政治改革[M].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 2005。
[16] 見 薛福岐;;統一俄羅斯黨:從「政權黨」到「執政黨」[J];黨課參考;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