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安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這是王巍遞給記者的第一張名片。幾天後，記者又從他的手中，要到了另一張名片，上面的職務是「正安賽法瑞狩獵俱樂部總經理」。
這正是記者要尋找的從事國際狩獵業務的中國代理商。
王巍是一位野生動物專業畢業的科班人士，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幾年大熊貓研究和保護工作。
在國際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王巍的名字被許多人熟識。甚至一些國際著名的野生動物保護專家來中國，也要請王巍出面安排行程。
他也是國內最早涉足國際狩獵業務的人員，在這一領域，他更像是一位「掮客」，各路關節他都能打通。他甚至知道要去的狩獵場裡，在哪個山頭能順利找到盤羊、巖羊。
但王巍很低調，甚至連見記者都心有餘悸。
他曾委託一位好友轉告記者，「不要太挑刺！」7月6日第一次見面時，他還拿出一個大本子，裡面有他從網上下載的記者本人所寫的一篇有關狩獵的文章。他在上面劃了許多紅線——這些都是讓他覺得有點無法接受的語言。
他是一個堅定的野生動物保護主義者，但同時也是一個堅定的狩獵愛好者。「狩獵會成為我終生的職業。」他說。
保護與狩獵，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兩件事，在王巍這裡，集於一身。
「20多年來，有美國朋友聘請我管理他的幾萬英畝農莊，中央電視臺邀我加盟《動物世界》，有世界上最有名的野生動物學家推薦我赴美修學，都沒有動搖我的選擇。」王巍說。
他告訴記者，他喜歡自然，喜歡野生動物。經常背著十幾公斤的攝影器材翻山越嶺。一有機會，就拍攝野生動物的照片。但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被牛羚追趕而跌下山崖，幾次因背包太重而落馬。最終得了肩關節習慣性脫臼的後遺症，一個拉被子、拎背包的動作就可能讓他的右臂「暫時成為假肢」。
王巍從小在北方長大。小時候的他就愛打獵。下夾子、下套子、下地槍（一種用鐵絲聯動即發的火銃，類似地雷）、挖地坑（陷阱），用盡各式古今武器，不分公母老幼，「搞回來，吃肉」就行。但他後來發現，這種無序無度的獵殺，其實是在敗壞狩獵的名聲。
「狩獵是人類與自然之物的遊戲，是對一種再生自然資源的收穫。」王巍對記者說，得到收穫（獵物）的人，理應公平地向管護人以及對保留這份資源的人支付一定的費用，以鼓勵他們保護好這份有價值的資源，為他人和後代永遠享用。
而他有關「收穫」的觀點，也點破了記者對於「狩獵」的一貫看法。不想收穫，就不想耕耘。不想狩獵，就不想保護；沒有價值，就沒有行動。沒有行動，就沒有保護。
如果農民在其土地上「飼養」的都是野生動物，狩獵的收益比種莊稼還要高，農民的生計解決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擴大了，保護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說，尤其在偏僻的山區和非洲的曠野，現代狩獵起到的就是這樣的作用，這是國際上野生動物管理的通行做法，也是可持續利用的先進理念。動物在自然的環境中生長，多半是在完成其繁衍的生態使命之後，再為人們貢獻出其額外的資源價值。如果沒有狩獵活動，生態價值之外的這種高額的附加價值就不會實現。
瀕危物種，為何能狩獵？王巍對記者說:「從表面上看，人家在保護，避免動物的死亡，我們在這裡射殺，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們進行的是現代狩獵運動，是在保護和嚴格的管理下進行的。」
他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
1994年，南非白犀牛有6700頭左右。為了以利用促進保護，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CITES）決議將白犀牛由附錄一級降為附錄二級，準予狩獵。
南非政府向私人莊園主拍賣了494頭活犀牛，獲得相當於人民幣7000萬元的收益。由於犀牛棲息地擴大以及解決周圍土著居民的民生問題。私人莊園紛紛將犀牛繁殖後，向狩獵者和世界各大動物園出售，使種群數量迅速增加，已增長到目前的17600頭。
「由此可見，只要管理措施到位，即使種群數量不多，哪怕是瀕危的，也可以狩獵。」王巍說。
王巍沒有向記者介紹正安賽法瑞狩獵俱樂部的具體業務，但記者查詢到了該俱樂部的章程。據章程介紹，該俱樂部「在國家林業局和公安部備案，具有國際狩獵代理資格」，「參照國際上狩獵垂釣俱樂部的經驗，為中外狩獵、垂釣及專項自然旅遊愛好者提供一整套專業服務」。
該俱樂部倡導「傳承狩獵文化傳統；推廣合法狩獵、文明狩獵、保護野生動物資源以及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的道德風尚」。俱樂部不僅承擔狩獵服務業務，同時也「為野生動物保護募集資金並組織實施」。
對於狩獵本身，王巍認為，應尊重當地的文化習慣，「堅持人們可接受的標準，包括所用方法儘可能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