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聖馬利諾領導人訪華，贈送給中國一套百科全書，中國回贈的是小小的新華字典，這被當時的西方媒體譏諷為「大國家、小字典」。
將近五十年過去了，中國辭書的現狀如何呢？正在上海書展主會場舉行的「新中國70周年辭書成就展」，通過實物和圖片資料給出了答案。
「不光有最新版的《新華字典》，還有《辭源》《辭海》《大辭海》《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兒童百科全書》等等大型辭書。可以很欣慰地說，我們早已擺脫了『大國家，小字典』的尷尬局面。」8月14日下午，在上海圖書館舉行的2019「書香·上海書展」名家新作講壇上，作為主持人的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周洪波這樣開場，隨後中國辭書學會會長李宇明以「辭書的文化擔當」為題，與讀者分享了新時代下辭書發展的新方向。
在李宇明看來，要想從辭書大國邁入辭書強國，必須要走融媒辭書之路，同時辭書學界也要轉變思路，適應網絡時代年輕用戶的需求，提升國人的辭書生活。
針對目前網絡辭書的發展，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與傳統辭書行業並不相悖，「都是寶貴的辭書隊伍，他們有技術，我們有內容，最好就是結合起來一起豐富中國辭書世界。」
中國是辭書大國，但還不是辭書強國辭書是語言的載體，而語言與世界的關係無比密切。從這個維度來看，李宇明認為，辭書有三個世界作用：幫助我們發現世界、描述世界和適應世界。
在今天，並不是每一種語言都具有發現世界的功能，只有那些重要的語言才具備這種能力。這種發現世界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學術領域，比如貯存有重要科學研究資料的語言、發表科技成果的語言。能夠承擔這些功能的語言只有20餘種，第一位的就是英語，它在整個科學研究中佔到90%以上的份額。儘管漢語在世界上也是重要的語言，但在世界科學表達上仍然十分有限。
「所以我們應該呼籲科學家更多用漢語來發表科研成果。如果漢語不能夠成為世界重要的學術話語，中文走向世界也就舉步維艱。」
其次是對業已存在的世界進行描繪，幫助我們理解和認識我們的生活。目前有200多種語言承擔著這個作用，其主要載體是新聞媒體、辭書、教科書和科普讀物。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主要就是通過這四類載體上的語言來呈現的。除此之外，還有更為龐大的語言系統，包括盲文、手語、方言，來幫助我們適應世界。
在這三個方面裡，李宇明認為，辭書最重要的功用是描繪世界，「它是通過詞條的方式來描寫世界的社會文化工程，承載著民族的集體記憶，傳承著人類的知識世界，然後推動著社會的文明進步。」
在他看來，今天中國已經是辭書大國了，但還不能說是辭書強國。「我們最好的辭書基本上還是紙質的，不方面使用。而辭書學研究、編纂，與辭書強國相比還有一定距離。」
國人的辭書生活在變化，融媒辭書之路勢在必行從辭書大國到辭書強國，破局的關鍵在哪裡？
2019年3月22-23日，中國辭書學會融媒體辭書專題研討會暨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在煙臺舉行。會議認為，中國辭書學會應當極力促進兩大轉變：一是由辭書編纂向辭書生活研究的轉變，一是由平面辭書向融媒辭書的轉變。
儘管平面辭書在權威性方面毋庸置疑，但其弊端也在時代面前不斷顯現，比如修訂時間長，查檢、攜帶不方便，出版、儲存、運輸成本高等等。
李宇明曾經問過一個漢學家學習漢語最大的困難是什麼，答案是查詞典，「他說桌子上一堆詞典，但是不知道查哪個」，這讓李宇明大感意外。
後來他自己又碰到了平面辭書的尷尬。在面對新聞中的「哥特妝」一詞時，沒有一本詞典能夠應付。他只能求助於網絡辭書，儘管這些網絡詞條按照辭書編纂標準來說是不及格的，但通過圖片、連結、視頻等方式給出了直觀清晰的答案，「它們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某網絡辭書上的「哥特妝」詞條內容顯然，李宇明不排斥網絡辭書，他看到它們在可信度、權威性方面的努力。在他看來，網絡辭書也好，平面辭書也好，目標是一致的，不應該視為兩支相互競爭的力量，「都是寶貴的辭書隊伍，他們有技術，我們有內容，最好就是結合起來一起豐富中國辭書世界。」
李宇明意識到，當下中國幾乎已經進入了全民網絡時代，尤其是未來必然會成為社會主體的90後、00後，他們從一出生就與網絡密不可分，是「網絡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辭書的發展不能不考慮他們的需求。
「就比如，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鍵盤時代，提筆忘字都很常見，然後小學語文老師還在拼命強調漢字書寫筆順，沒意義的。同樣，現在年輕人就是淺閱讀，就是各種移動端閱讀，你做辭書就得符合他們的習慣。」
不過，他也坦言，融媒辭書現在還是一個概念，誰都不知道融媒體辭書到底是什麼樣子，「但關鍵是我們需要行動起來，特別是辭書要有『文化擔當』，要充分把民族的集體記憶、集體智慧傳承下來，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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