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驍驥】
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創建早期的成員裡，就有一位後來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
對於日後的「蔣總裁」而言，上海可以說是他政治生涯的發祥之地。由於陳其美的栽培提攜，蔣介石在上海開始參加革命活動，有機會登上政治舞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也日漸提高。不過，當他在多年後回顧在上海的歲月之時，卻在日記中發出感嘆說，「斯地不可一日居」。這一前一後，兩相對比非常強烈。
為什麼會有前後如此鮮明的對比呢？其中的原因還在於蔣介石在上海進行證券投機的一段往事，令他對於上海的印象發生了改觀。
實際上，自從孫中山提出在上海創辦證券交易所開始，蔣介石就奉命與戴季陶、張靜江等人共同參與籌備交易所的計劃。說起來，這也是蔣介石仕途不順，受到內部勢力排擠的一段歲月。
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業典禮
為了鞏固革命勢力，孫中山原本想拉攏廣東軍閥陳炯明，於是派遣陳炯明回師廣東，隨即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不過，當陳炯明逐漸崛起成為孫中山麾下的軍事實力派之後，其野心也開始膨脹，不但不願意繼續接受上級的管束，而且逐漸有了謀反之心。與此同時，粵軍對於具有政治野心的蔣介石也是採取疏離和排擠的態度。蔣介石只能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和黨內的其他同志一起，開始了自己的證券從業生涯。
關於蔣介石在上海做證券投機買賣的這段往事，最早將其大肆宣傳的是很多年前出版的一本章回體小說——《金陵春夢》。在這本以蔣介石為主人公的小說裡，第十三回的篇目叫作「寄人籬下飽受排擠，證券交易大搶帽子」，著重講述了蔣介石在上海從事證券交易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內容寫道：
打仗既不行，蔣介石浩然有歸志，回到上海以後，索性棄軍從商。聽說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這門行當，非常吃香，便正式參加進去，報行情、寫行情，權充第三十二號經紀。蔣介石為了在證券交易中避嫌，便另外取了一個假名叫作「蔣偉」。
如此的描寫，仿佛蔣介石從事證券行業僅僅因為軍事失敗後無路可走，加上自己貪圖財富，渴望從中牟利，於是才從事了投機行業。
但隨後，書中又寫道：
他在交易所這些有錢的朋友中間，尤其是在年齡較大的富豪面前，完全是以一個夥計的姿態出現，見風轉舵，鑑貌辨色，甚至有一點青幫門中徒弟伺候老頭子的格式。譬如他們正在打麻將，其中有一個想解手，或者想起了一件什麼事要去做，便向一旁站立的蔣介石叫道：「阿偉，來替我！」那個被叫作「阿偉」的便一臉笑「奉命出戰」。等到人家回到牌局：「阿偉！好哉！」
那個被叫作阿偉的，便恭恭敬敬起立，回到一旁作壁上觀，招呼煙茶點心、遞熱手巾去也。直到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連年大搶帽子，除了嫖賭所費，居然還剩了幾個錢。同時他長袖善舞，擅出主意，在交易所已經頗有地位了。
這些段落的描寫活靈活現，把當年的蔣介石刻畫成了一個善於察言觀色的勢利之徒，一個為了金錢忙得團團轉的庸俗之輩。這不禁讓人想追問：在真實的歷史中，蔣介石在上海從事證券投資的生涯，果然是如此不堪嗎？
無論文學描寫多麼逼真，但章回小說的內容終究只是小說家之言。趣味程度有餘，真實性不足。如果我們了解此書創作的前因後果，便更不會把這本知名小說裡面寫的內容完全當真。
值得一說的倒是「金陵春夢」幾個字。雖然小說的故事當中有不少屬於文學創作加工的內容，但是「春夢」兩個字卻是比較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描述。國民黨的重要人物陳果夫在他的回憶錄裡就用了「春夢」二字來評價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投機往事：「從開始到交易所失敗為止，大約做了數萬萬元（此處「元」同「圓」）的交易，佣金總收入在二十餘萬元。可惜到了第三年，交易所風潮一起，所有的盈餘全都倒了，幾乎連本錢都賠蝕進去，好比一場春夢。」
在這場滔滔的「金錢春夢」之中，蔣介石無疑是做夢做得最美的人之一。
通常在人們的印象當中，蔣介石是戎馬出身，對於金融應該是一竅不通，但實際上，蔣介石在早年求學之時就半通不通地閱讀過不少經濟類的翻譯作品，甚至包括《資本論》等著作，對於經濟問題有些一知半解的認識。在日後的政治生涯中，他也不忘在搞革命之餘從事一些商業投資活動，以便為國民黨籌集經費。對金融投資的關注，其實一直伴隨著蔣介石的早年歲月，這從他盤桓上海的歲月裡表現出對證券交易所的熱情和關注的態度就可看出。
換個角度來看，金融投機的事業逐漸轉移了蔣介石的注意力，令他能夠從政治失意的沮喪中走出來。為了學習金融交易事宜，蔣介石每天拿著金融方面的書報資料來讀，研究怎樣才能在股票證券交易中獲得利潤。哪些是績優股？哪些是劣質股？如何對股價和證券的走勢做出判斷？所有這些問題都十分複雜而現實，也是他急需弄清楚的業務問題。這對於軍人出身的蔣介石來說，無疑是一項令他感到既新鮮又有挑戰性的事業。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剛剛成立，蔣介石便在上海與他多年來信任的老朋友陳果夫等人商量籌建茂新公司的事宜。根據陳果夫回憶錄的記載，當時「總理命令本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交易所。蔣生把這件事告知了我，並且要我研究這問題」。陳果夫特地到日本人的交易所參觀數次，回來便緊鑼密鼓地與同僚商議籌備事宜。
按照最初的設計，茂新公司主要經營棉花、證券兩種生意。1920年7月間接連好多天，蔣介石都在不斷和同僚商議公司的事宜。以至「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苦思，終宵不能成寐」。
在茂新公司，蔣介石主要負責關於資金的部分，例如籌資等方面。公司的具體經營事宜仍然是依靠在金融方面更懂行的陳果夫來操持。
陳果夫在經商方面的確是行家裡手，通過蔣的關係聯繫到大客戶，資金由陳親自操盤。陳果夫操盤有道，拿客戶委託他炒期貨的錢買股票，又拿炒股賺到的錢投資於期貨。在他的經營之下，很快茂新公司的經營開始有了起色，股本也開始增加，從1萬到3萬，每天的生意不斷，佣金總收入都在30萬圓以上。
到1920年12月，蔣介石與友人商議，決定改組公司，並且與商人張靜江等人合作，成立恆泰號，以繼續從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事業。據記載，恆泰號的發起人股份一共有35股，資本35000圓，每股為1000圓。其中，張靜江5股、其親屬家人13股，戴季陶2股，陳果夫1股，蔣介石本人則有4股。按照千圓一股計算，蔣介石原本應該繳納4000圓，不過，當時的蔣介石自己並沒有錢，這一筆資金由張靜江代為繳納，蔣本人則是分文未付。
張靜江
這位張靜江先生，也是民國時代的奇人一個。他出身於商人家庭，祖上在浙江省經營鹽業，家大業大。而鹽業自古以來都是國家專營，張家能得此經營權，在於他們善於與政府搞好關係，通力合作經營。受到家族生意的影響，張靜江自幼年開始就懂得結交政界人物、獲得政治支持的重要性。他的政治嗅覺與商業嗅覺同樣靈敏。
對善於與政客為伍的張靜江來說，經商幾乎成了副業，革命倒成為主業。在孫中山等人的力量還非常弱小的時候，張靜江就開始為革命事業慷慨捐款。看起來，捐款是一個只出不進的事情，等於是拿自己的錢無償給別人使用。不過，張靜江並沒有做虧本生意，為革命捐款的結果並沒有讓他的家族財富減少，相反，由於他長期支持的革命獲得了成功，之後，他的財富反而越來越多了。
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任命張靜江為財政部長。張靜江本人在籌集資金方面，確實有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僅僅憑藉他一人的力量，據說就籌措到國外的數千萬圓經費，用於反袁鬥爭。這為國民黨的軍事武裝提供了非常強大的經濟支持。蔣介石對於張靜江這位前輩也是十分敬重。在成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及成立交易商號等事情當中，張靜江也是負責策劃全局的重要人物。
在蔣介石眼裡，張靜江可以說是自己商業上的「導師」。不過，蔣介石從這位導師的身上學到了多少東西呢？至少從投資的結果來看，蔣介石在商業上學到的本領並不太多。早年間，美國作家霍塞（Ernest O. Hauser）在《出賣上海灘》一書中曾評價蔣介石說：「蔣介石之所以能在上海取得成功，大概是做股票經紀人比做軍人更適合。」這個評價其實並不公允。蔣介石本人的投資水平，與他指揮作戰的水平比起來，只會低不會高。
蔣介石在上海的股票投資早期大部分是以虧錢為多。茂新公司第一天開張就虧損1700多圓，蔣介石委託別人代購的股票，也受到了較大的虧損。股票價格低時，沒能及時收購，等到價格走高才突然收購，結果只能是高買低賣，造成虧本。之後多虧陳果夫操持有道，才又盈利。
這段時間，蔣介石也是經常奔波各地，生活頗不安穩。當革命同志們在上海忙著買賣股票的時候，蔣介石又離開了上海，來到福建。當時，孫中山、廖仲愷等人力勸蔣介石輔助陳炯明和許崇智處理軍務，可是，蔣介石到福建後卻發現此二人不和，自己也受到排擠，完全幫不上忙。因此他在福建逗留一段時間後，又決定返回上海。
不過，既渴望政治投機又渴望經濟投機的蔣介石並不可能待在上海安心做他的股票交易。當證券交易在上海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蔣介石經常臨危受命，不得不離開上海奔赴前線，但每次都因為受到排擠並且內心惦念著上海的投機事業，又很快回到上海。類似於這種在上海與作戰前線的來回奔波，在蔣介石的這段歲月裡多次發生。
孫中山於1921年4月在廣州當選為非常大總統，隨後準備討伐桂系軍閥。因軍中急缺人手，孫中山遂多次召喚蔣介石去廣州協助作戰。但這個時候，正是蔣介石證券事業的上升期，他留戀於上海的投機事業，並不想這麼快離開。在孫中山以「軍情告急」的反覆催促下，蔣介石拖了一個月左右才磨磨蹭蹭地去了廣州。
到了廣州，他頗為失望地發現自己依然面臨困境，不僅在孫中山的部下裡邊沒有絕對的話語權，而且和陳炯明之間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已經在上海成為高端「金融從業者」的蔣介石越想越氣，又打算一走了之。這時候，陳果夫從上海緊急來函一封，提到他與張靜江之間爆發了矛盾。
陳果夫在信函中抱怨說，張靜江在做證券交易時完全不理會自己的建議，而是獨來獨往，不聽勸阻。張靜江在交易所裡大舉進行多頭交易，但是由於判斷錯誤造成了很大損失，120萬圓的保證金被沒收，隨即與陳果夫等人發生了激烈爭執。陳果夫在情急之下給蔣介石致以電函，希望他能及時回上海扭轉局面。蔣讀過信函，很是心憂。
陳果夫等人為何如此緊張證券交易的事業？這不僅源於經濟上的損失，令他們更擔心的是在政治方面的失敗。畢竟，在上海設立交易所、進行證券和股票買賣的構想，最早是由孫中山提出來的，而孫中山提出這些想法的目的，是為革命籌集經費。根據陳果夫的回憶，每天通過他們設立在上海的證券交易商號，有大量的利潤輸送給了革命組織，他自己甚至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倒貼上萬圓接濟革命同志。但實際上，這些錢究竟在私底下是怎麼分配的、進了哪些人的腰包，恐怕就難以詳細查考了。
無論如何，在交易所掙錢的速度，比起傳統的錢莊和票號不知道快了多少倍。陳果夫年輕時曾在錢莊工作，據他自己的估計，當市面行情好時，在交易所一天獲得的利潤，足夠錢莊做個十年八年。這話其實毫不誇張。但反過來說，假如遇上了市面蕭條，交易所帶來的巨額損失，恐怕也是令人難以承受的。
在1921年以前，上海交易所的生意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股票證券行業正是受到人們追捧的時候。蔣介石等人也在很短的時間內不斷擴張生意，接連投資茂新、恆泰、利源、新豐、鼎新等證券經紀事務所，準備趁著這個勢頭來大賺一票。
但上海的證券交易在經歷短暫的繁榮之後，很快就迎來了蕭條。世間一切的投機事業，說穿了都是「其興也速焉，其亡也忽焉」。當時的中國社會基礎其實並不穩定。雖然政府當局實行了鼓勵工商、發展經濟的各種政策，國內的工業增長速度從1911年到1920年一度達到了12%，然而，當時的中國仍然處於軍閥割據的情形之下。孫中山一面在組織新的革命武裝東徵西討，同時也陷入焦灼與迷茫之中，整個社會因為新政權的建立煥發出了活力，但也缺乏必要的穩定性。在這個歷史環境下誕生的新金融市場，自然也是起伏不定、疏漏百出。如此，金融投機行業的大起大落、財聚財散，也就是必然的現象了。
孫中山、蔣介石及革命同伴，很不走運地將並不擅長金融的自己放在了中國金融史上最混亂不堪、最欺詐橫行的時代。在20世紀20年代初，作為證券從業者的蔣介石，經常在他的日記裡記述上海的商人如何狡猾，證券行業內幕多麼黑暗，這種深受厚黑學和社會潛規則毒害的商業文化，甚至令蔣介石「見之疾首」，萌發了要「改造中國」的衝動。
無論這位化名「蔣偉」的證券經紀人如何在個人日記中抒發不滿的情感，他依然要面對現實生活中證券投機行業的起起落落。
當蔣介石參與投資了五家證券經紀人商號之後，兩個嚴峻的問題接踵而至。一是交易所的經營情況急轉直下，二是廣東的軍閥陳炯明已經徹底和孫中山決裂，密謀發動兵變。
在證券交易的「蜜月期」度過以後，上海的證券市場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之前買賣的熱潮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資金不足、交易不足、投資者質疑的困難局面。多頭市場資金不足，空頭市場謠言四起。受此影響，1921年到1922年，上海有大量的交易所倒閉歇業。蔣介石投資的交易商號也不能例外。
之前的生意過於順利，交易所的投機客們放鬆了警惕，炒起股來更加肆無忌憚，大肆炒作本所股票的買賣，而且還用空頭支票充作現金，不斷加高槓桿。實際上，這時候表面上「不差錢」的交易所資金面已經開始捉襟見肘。1922年2月，交易所在買賣本所股票時，因資金不足而違約，不得不停止交易。這件事，隨即引發了巨大的恐慌。
這件事令蔣介石的商業盟友張靜江在上海遭遇了危機。一貫主張交易多頭市場的張靜江在上海投資市場的衰退中首當其衝，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與其緊密合作的蔣介石當然也受到牽連，虧本甚巨。在1922年3月15日的日記當中，蔣介石頗為痛心地寫道：「今日接上海電，言交易所披靡，靜江失敗，餘之損失可觀，度已傾倒一空。」
風波一來，之前精誠團結的革命同志也吵得不可開交，翻臉比翻書還快。關於金錢的糾葛和謾罵語言充斥在這一時期蔣介石、戴季陶、陳果夫等人的往來信函之中。
就在眾人虧錢蝕本、爭吵不休的時候，交易所的日本合作方匯來100萬圓。這可真是一筆救命錢。大家都盯著這筆錢，各自打著小算盤。蔣介石打聽到這個消息，連忙找到證交所的理事魏伯楨，要求和他合作，並且漫天要價，索要巨資20萬圓。魏伯楨當場果斷回絕。之後，蔣介石還未甘心，又委託魏的同學莊之盤前來說服。莊對魏曉以利害說，蔣介石背景深厚，乃與上海青幫老大黃金榮是換過帖的兄弟，如果不與他合作，恐怕很難成功。魏伯楨考慮再三，只能同意。
交易所股東開會那天，按照商議，莊之盤僱傭一百個人冒充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於交易所的資金和保證金的去向問題。虞洽卿見勢頭不對，心知其中有詐，於是宣布當天會議延期。會議結束後，虞洽卿打聽到是莊之盤和蔣介石在背後搞小動作，於是也如法炮製，僱傭了一百人來到會場針鋒相對。局面僵持不下，雙方鬧得不可開交。
1922年6月15日，陳炯明發動兵變，蔣介石還沒有處理妥當上海的交易所事宜，又馬上準備趕往廣東面見孫中山。臨行前他找到虞洽卿索要路費，卻被對方數落了一頓，說上海的交易所經營不當，蔣介石也難辭其咎。有求於人的蔣介石只能憋著一肚子氣聽虞洽卿訓斥，在離開上海的當日前去領了路費，南下廣州。
當時，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蔣趕赴廣州登艦侍護孫中山左右四十餘日，還一字一句寫了一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此舉充分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不過，陳炯明的叛變給了孫中山莫大的打擊，而蔣介石此時在經濟上遭受挫折，政治上也一度陷於迷茫。革命的前途似乎在這段時期變得異常灰暗，而蔣介石自己在上海的證券經營也是以一片慘澹收場。雖然孫中山與蔣介石最後都在這場政變中安然脫險，但他們的心情卻依然非常糟糕。
在8月返回上海以後，蔣介石的情緒並沒有什麼改善。據當時陪伴在蔣介石身邊的陳潔如回憶：「每天他擺出一副怒氣衝天的模樣，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這還是他第一次完全無意於控馭他那脾氣。為了他好，我想必須設法減低他這樣強的仇恨心態，否則，恐怕他會變成精神病患。」眼見蔣介石處於沉重的壓力之下幾乎陷於崩潰，陳潔如等人也為他感到焦慮。
回到上海後的蔣介石，面臨的是處理交易所的各種善後事宜及償還所欠的債務。這些繁雜糾結的事情傷透了蔣介石的腦筋，他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也經常感嘆說：中國的商家，心計險惡，「市儈誠可誅哉」。交易所遺留的各項雜事，也在這段時期一直追著他不放，令其心情跌落谷底。
根據陳潔如的回憶，這段時間的蔣介石迫不得已全天候投入證券行業之中。「每星期五天，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交易所大樓總是擠滿了急切的投資人。自一九二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介石就這樣將他的每日光陰，用在這種生意方面。」
在這段沉鬱的日子裡，受證券市場之害頗深的蔣介石終於痛下決心，以後不再將精力放於證券事業。他在日記中發誓要「竭盡全力以攘除兇頑」，否則「誓不生還」。
上海交易所的善後事宜拖了很久，直到1923年3月才基本處理完畢。同年8月，蔣介石被孫中山任命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
率領代表團到蘇聯考察。從此，蔣介石完全投身於革命，不再過問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事務。其後，國民黨人在上海創辦的交易商號相繼宣布停業，蔣介石等人也紛紛南下至廣州，協助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
昔日上海灘的證券投機客蔣先生，此刻已經轉換角色，成了威風八面的蔣校長。古今中外，凡是政治上的奸雄人物，無不有多張面孔。以蔣介石為例，他在國民黨官員面前是「總統」，在上海青幫頭子面前是「兄弟」，在黃埔軍校的學生面前是「校長」，在金融大鱷面前是「經紀人」……各種角色與身份之間的自由切換，最後都成了他為自己招攬權力的工具。一旦登上了更高的權力地位，蔣介石對於當初自己在上海那段並不算成功的證券從業往事，自然也就緘口不談了。
不過，要不是因為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潮席捲了上海的證券業市場，恐怕蔣介石的投機生涯會持續更長時間。在這場風波的強烈震撼之下，蔣介石的金陵春夢倏然破碎，之前關於投機發財的各種幻想，都如夢幻泡影一般消失於無形，可謂投機金融不成，才去投機革命。這場金融風波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影響均不容忽視，而與此同時，在中國近現代的金融史上，這場風波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記。
（本文節選自孫驍驥《股惑》，觀察者網獲授權刊發。）
孫驍驥：《股惑》，東方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