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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2至14日,主題為「生產性未來:科幻小說中的政治經濟」(Productive Fu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Science Fiction)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成功舉辦。此次會議的組織方為「倫敦科幻研究協會」(London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Community, LSFRC),作為英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科幻研究共同體,LSFRC吸引到來自全球各個學術機構的49位學者,分18個專題做主旨演講,並成功邀請到包括阿麗耶特·德·波達爾(Aliette de Bodard)在內的多位作家和出版商進行圓桌討論。老呂分身乏術,僅將我參加和旁聽的專題為大家簡單梳理一下。
在會議首日的主旨演講中,來自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Caroline Edwards首先介紹了英國科幻電影Forbidden Planet中經典的機器人形象Robby,並以此出發探討了機器在人類社會中的應用對勞動、經濟、世界政治格局等方面發揮的革命性作用。她表示,Robby無性別、無種族的身體衝擊了在傳統勞動市場中在各方面的刻板印象。同時,機器人在生活中的使用使婦女從「家務事」中解放出來,正如在上世紀中葉,洗衣機等家用電器的普及從根本上解放了女性勞動力,為後面的一系列女性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機器人「羅比」是科幻電影史上最著名的機器人形象之一但是,Edwards卻認為,用一系列機器代替人們「普通勞動」同時也消解了人們在這些勞動中可能取得的快樂。她引用勒古恩《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的一些重要情節,指出人們在傳統勞動中的專長是人類「社會性」(Sociality)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機器的大規模應用則因此必將預示著人類社會的深遠變革。通過引用漢娜·阿倫特的論述,Edwards指出,「勞動」是人類的一種本性,在勞動中生產出的不僅僅是普通的經濟產品,還可以衍生出人類在政治和社會活動中的主體性。而在今天,自動化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緊密結合,生產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同時人們能夠獲得「體面」生活的門檻也水漲船高。人們過去在生活中在勞動中體會的「歡樂」(Conviviality)逐漸消失,取而代之以對資本、金錢的欲望,由此帶來的消費主義和商業主義成為了我們當下現代性的基礎。勒古恩的《一無所有》是探討科幻與經濟體制的關係時非常重要的素材專題:集體想像與閱讀勞動
Collective Imagination & Labour of Reading
[這專題名太抽象了,其實就是關於氣候變化的]
首先,來自南丹麥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的Bryan Yazeil討論了氣候小說中關於社會學的元素。在簡要介紹了現階段主流媒體對於氣候問題的關注之後,他著重探討了C.Wright Mills的理論《社會學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並認為雖然有關氣候變化的問題確實能夠可以引起人們一定程度的緊張,但這種緊張卻同時能夠產生一種「冷漠」,由於一直基於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人們需要花費更多精力聚焦於自身的生活,從而並不能保持對環境問題的持續關注。隨後,Yazeil討論了Kim Stanley Robinson的《紐約2140》(New York 2140)以及Claire Vaye Watkins的《金牌柑橘》(Gold Fame Citrus),並強調,氣候變化在這兩部小說中造成了巨大了社會結構變化,階級分層加劇,資本不可戰勝,因此「氣候變化」這個主題絕非僅僅與「氣候」相關,它同時還蘊含在一系列更加深層的社會問題之中。
《紐約2140》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同時探討了水平/垂直空間與權力的關係
來自紐卡斯爾大學的Miranda Iossifidis仔細研究了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播種者寓言》系列(The Parables),在聚焦這些作品的讀者接受的同時,討論了作者在其中對於氣候問題的想像,以及由此體現的「模糊希望」(Ambiguous Hopefulness)與「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她認為,《播種者寓言》系列一經出版便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關注,並立刻成為了討論「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和環境惡化不可缺少的案例。同時,作者巴特勒將自身黑人女性的身份融入到作品當中,在有關環境的大主題之下,一併討論了「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與「黑人人類世」(Black Anthropocene)中涉及的集體性、尊嚴、以及自我保護。巴特勒在其作品中融入的關於不同種族的討論仍然是現在科幻研究的焦點主旨演講B:
廢墟之後的繁榮:生產性的「過去現在未來」與科幻女性主義Flourishing amongst the Ruins: The Productive Pastpresentfutures ofScience Fiction Feminisms
在會議的第二個主旨演講中,卡迪夫大學的Joan Haran從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提出的概念「過去現在」(Pastpresent)以及「翻繩理論」(Cat’s Cradle)出發,探討了科幻小說中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在簡要介紹了Starhawk的小說《第五件神聖的事》(The Fifth Sacred Thing)之後,Haran提到了這本小說同巴特勒《播種者寓言》在主題和設定等方面的相似,並提到故事裡的勞動力、經濟、資本等社會元素對政治結構的影響。雖然作者Starhawk科幻出一個頗具烏託邦色彩的「和諧社會」,但這個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甜甜圈經濟」(Doughnut Economics)和「嵌入式經濟」(The Embedded Economy)之上。因此,Haran認為,在如今市場和經濟導向的社會體系中,個人的價值被量化,從而變得能夠被收割。隨後,Haran介紹了由Adrienne Maree Brown和Walidah Imarisha共同編輯的小說集《奧克塔維婭之血》(Octavia’s Brood)。她提到當我們在科幻小說中科幻沒有戰爭、沒有資本競爭、沒有任何血腥暴力的烏託邦時,很容易陷入一個「去主體化」的陷阱。主人公自身的主體性在一定程度是受到消解,成為一個「總體」中的一部分。同時,在這些「和諧」的社會中,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剝削同樣存在,只是換了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雖然題目裡有「女性主義」,但她並沒有在這方面談太多。)本書作者之一Adrienne Maree Brown是美國著名黑人女權作家專題:新星與「創新」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的Alexa Kristensen探討了Samuel Delany的《新星》(Nova),並認為在「新浪潮」中,作者Delany通過這本小說質疑了一直以來黃金時代科幻小說中對科技發展的樂觀。在介紹了故事中的諸多「新發明」(Novum)以及包括「歷史時間」(Historical time)在內的重要概念之後,Kristensen表示這些元素並沒有改變人類社會中勞動和資源的關係。通過研究Thomas Kuhn和Frederic Jameson的一系列有關烏託邦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Kristensen認為人類近些年的科技發展並沒有改良現有的社會結構,反而在資本主義經濟所內在的「總體化」傾向中愈陷愈深。在Delany看來,要改變資本主義本身,正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科技同經濟的關係。
作為新浪潮(SF New Wave)的代表作家之一,Delany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為科幻小說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隨後,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的Hugh O』Connell討論了科幻小說與經濟結構的辯證關係。他首先強調了Shoshana Zuboff在2019年出版的最新理論著作《資本主義的監控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其中Zuboff認為,在當下的資本主義結構中,人們會首先尋找「剩餘行為數據」(Surplus Behavioural Data),比如人們在搜尋引擎或社交媒體上留下的記錄等等,並以此為基礎制定相應的經濟或金融策略。基於這個理論,O』Connell進而討論了《黑鏡:潘達斯奈基》(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並表示在當下,由新自由主義構建的現代性無孔不入,每個個體在這樣的話語結構中並沒有太多選擇的空間,因此人們的勞動結構也同資本緊密聯繫。最後,O』Connell提到,在現在數據時代,人們的主體性逐漸喪失,從而被收集數據的公司視為無差別的個體。在《潘達斯奈基》中,主人公所創造的交互式遊戲版本提供了可以指向不同的結局專題:工作、照看、維護:機器人與廢墟
Working, Caring,Maintaining: Robots and Ruins
在此專題中,倫敦藝術大學的Dan Byrne-Smith在講演中通過讓人印象深刻的音效和光影效果,向我們展示了由雷·布拉德利(Ray Bradbury)的《細雨即將來臨》(There Will Come Soft Rains)所改編的同名漫畫,在故事中,一系列自動化的技術和手段實際上可以被視為「勞動」這個概念的另一張表現方式。同時,這部作品同樣體現出了阿甘本在《來臨中的共同體》中闡述的概念,小說中刻畫的社群並沒有能夠讓人產生任何歸屬感,體現出在政治和藝術層面上不同程度的僵化。在一片令人不安的音樂中,Byrne-Smith表示,《細雨即將來臨》呈現出20世紀50年代戰後的某種焦慮和恐懼,「勞動」在此被表現為一種「後人類」風格的行為,同時象徵了在未來可能到來的毀滅和重生。關燈!放……音樂!Byrne-Smith通過光、影、聲的結合讓大家設身處地地體會了故事中刻畫的那種焦慮專題:新自由主義的當下
The Neoliberal Now
在這此專題中,荷蘭烏德勒支大學的Dan Hassler-Forest探討了科幻電影體現的政治經濟學。他引用了馬克思關於「時間消滅空間」(the 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表述,並將其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空間壓縮」的見解相聯繫。Hassler-Forest隨後提到了James Bridle的最新成果《新黑暗年代》(New Dark Age),並引申出他自己的概念「IP時代」(The IP Age),將科幻作品的市場化放在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之中,指出了諸多科幻「IP」同金主們之間越來越不可描述的關係。Hassler-Forest以迪士尼、漫威、DC等公司為例,分析了電影的周邊產品所衍生的粉絲經濟,並指出了粉絲經濟在當代科幻產業中的重要作用。這張幻燈片例舉了不同贊助商與不同電影發行公司的合作關係專題:設計未來:控制論與計劃經濟
Designing the Future: Cybernetics and Planned Economies
會議第三天,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Virginia Conn通過遠程Skype連線,討論了Alexander Bogdanov在1908年出版的小說《紅星》(Red Star),描述了一個建立在火星之上的虛構的社會主義社會。她首先介紹了馬克思關於「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關係,並以此分析了資本和價值積累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過度利用。Conn著重強調了《紅星》中所刻畫的社會居民之間的「血液分享」(Blood Sharing),認為這種所謂的「分享」消解了人們對自我身體和主體性的掌控,並且將其與唐娜·哈拉維的理論聯繫,表現出人們通過「融入總體」的過程,重新定義了自身與國家或社會的關係。血液的分享也即身體和意識形態的分享。Conn相信,早期科幻作品《紅星》中所刻畫的這種集體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主義中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聯繫。(Conn的博士課題有關蘇聯和「毛時代」中國科幻小說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老呂會對其保持關注)。用Skype連線參加會議,體現出十足的科幻感。想到我們的閱讀小組,老呂突然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打住)專題:海盜、性工作者、遊戲:革命
Pirates, Sex Workers,Gamers: Revolution
此次專題中,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Sasha Myerson探討了電影《銀翼殺手》以及威廉·吉布森《神經漫遊者》中的性工作(Sex-Work)和虛擬愛情(Virtual Love)。在具體討論小說的細節之前,Myerson首先介紹了一系列與性研究相關的重要理論,並通過分析科幻作品中對性工作的刻畫和描述,強調了女性和酷兒群體(Queer)在資本主義的背景下的邊緣化現狀。通過介紹包括Janet E. Morris, Samuel Delany, Marge Piercy, Amy Thompson在內諸多作家的作品,她認為,科幻小說中的性工作實際上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現實當中的經濟和生產關係,而在科技的加持之下,性工作的具體形式也會在未來發生更為豐富的變化。約克大學的Felix Kawizky則將視角投向電腦遊戲,討論了PC端角色扮演類遊戲中的世界建構(World-building)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對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未來想像。TA認為,角色扮演遊戲中各具特色的世界觀能夠體現出遊戲設計者基於現實出發而對未來的「合理推演」,這種嘗試與很多經典的科幻作品都不謀而合,包括勒古恩的《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和Delany的《海衛一》(Triton)。而與小說不同的是,在例如『Sigmata: This Signal Kills Fascists』與《隱蝕期》(Eclipse Phase)這樣的角色扮演遊戲中玩家可以同遊戲中的世界進行自由度極高的互動,而這種互動也能夠提供展示更多世界觀細節的空間,因此有足夠的潛力成為想像不同社會和經濟可能性的媒介。角色扮演類遊戲在英美學術界是研究身體、種族等相關領域的關鍵素材專題:經濟學家眼中的科幻
Technofutures Past and Present
【這兩個專題最後被放在一起了,因為有些人放了鴿子咕咕咕】來自南安普頓大學的Harry Warwick首先從數學的角度介紹了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論和轉型問題,並以此證明商品的價值和價格並不對等,但從總體的角度來看,社會中存在的全部剩餘價值與總共能夠獲得的利潤是相等的。在這個基礎上,Warwick認為,商品價值與價格的差異是解讀科幻小說的「歷史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的關鍵。在資本主義中,勞動可分為實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前者通過使用價值生產出商品,而後者則通過交換價值建構出「金錢」的概念。所以,只有當「勞動」作為社會基本的組成元素之一時,以金錢衡量的「價值」才能夠存在。最後,Warwick討論了著名科幻電影《異形》(Alien) 以及《變種異煞》(又譯《千鈞一髮》, Gattaca),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個人「主體」在資本主義現代性之間的互動。在很多關於影視和文學作品中,怪物、殭屍等形象通常都可以視為資本主義的化身隨後,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Yen Ooi重點強調了科幻小說中的「科技東方主義」(Techno-Orientalism)。她指出,在美國的諸多傳統科幻作品中,「中國」或「亞洲」的形象一般都作為假想敵或賤民群體(Subaltern)而存在,因此這種建立在美國中心主義基礎上對他族的偏見性想像實際上還是殖民主義的參與表現。在一部分電影中,「亞洲」的形象是缺失的,原本應由亞洲演員飾演的角色仍有並不合適的白人演員佔據,原本在劇情中應出現的亞洲場景被並不合適的西方場景替代。而在另一部分電影中,亞洲角色的形象受制於強烈的刻板印象,局限於反派、功夫、科學家以及女性「花瓶」。從「科技東方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體現出美國對於亞洲經濟和政治力量崛起的一種焦慮。不過,在少數電影中,比如《地心引力》、《火星救援》、《降臨》等等,中國是以一種「盟友」的身份出現在劇情當中。最後,Yen認為,美國電影在刻畫亞洲形象時出現的變化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亞洲與美國之間權力話語的變化。《地心引力》中出現的中國空間站是主人公自救過程的關鍵,但空間站內的中文讓她很是撓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