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gh Brady偶爾會覺得尷尬。因為44歲就出任都柏林大學（UCD）校長，並在短時間內大刀闊斧地實施教育改革，愛爾蘭媒體將他比喻成是教育界的Michael O'Leary。後者是愛爾蘭巨頭企業瑞安航空的執行長，憑藉高超管理手腕，讓公司持續保持市場地位。不過O'Leary性格傲慢，常因個人問題被掛上頭條。另外，他比Brady還要小兩歲。
媒體倒是說對一點，Brady對愛爾蘭影響力重大，尤其在教育改革上很有一套。在任期間，他領導了一項重大且頗具爭議性的制度變革，包括重組本科課程體系，建立交叉學科研究機構，成立單獨學院培養最出色的學生，為籌款大力發展校友關係，以及堅持國際化策略。批評人士認為，這些行為有違教育事業的本心，太過商業化。
但不可否認，改革奏效了。都柏林大學的年度研究經費從4900萬漲到1.13億歐元，在校總人數上升2000多人。在他輪值主席團的最後18個月裡，為UCD籌集到的慈善捐贈金額幾乎翻了兩番。最直接的成就是，UCD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的位次從221位擠進前100。
當他在2015年出任布裡斯託大學校長後，他將這波改革熱情帶到新工作中。Brady發現英國高校的財政狀況好多了，他可以更自在的施展抱負，比如在學校開啟創新課程，讓計算機和歷史專業的學生坐到一起研究課題。Brady堅持認為，創新能力是企業發展的關鍵，讓學生越早具備越有價值。
他還將中國視為「國際化」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該學校也成為第一個在中國辦畢業典禮的英國大學。脫歐公投後，這層聯繫變得越發緊密。今年4月，Brady組了一個代表團訪華。短短兩三周內，他們走訪27所中國高校，尋求合作。儘管一切剛開始，但他確信高校國際化策略能讓所有人受益。至少在面對脫歐困境時，高校們不用再擔驚受怕了。
Hugh Brady
界面新聞：因為你在都柏林大學任職時展現出商業思維和改革熱情，愛爾蘭媒體把你稱為教育界的Michael O'Leary。你如何看待自己過去的成就？
Hugh Brady：這個稱謂很有趣，又有點尷尬。Michael O'Leary在愛爾蘭航空領域的成就很高，他執掌的瑞安航空把世界距離縮小，讓人們的聯繫變得便利。在某層面上講，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也有相似性。如何讓學生擁有國際化能力，畢業之後的個人發展不被地域和文化限制，對一所大學而言，變得越來越關鍵。
作為校長，將國際化視作大學發展策略可能是我過去的成就之一。都柏林大學的中國學生數量在過去十年攀升。更深層次的改變，是讓學校和中國高校共同設立學位課程體系，比如讓愛爾蘭商科學生在中國學習一年，認識新興經濟體的商業發展。我們和北京工業大學開設北京-都柏林國際學院也是合作創新的產物，約有4000人在此學習。比較有先創性的是，圍繞國際議題我們開展了很多項目小組。當然，我在任期間，對校園基礎設施建設進行了升級，特別是網絡通信的覆蓋。現在看來，這些升級都是學校發展的鋪墊。
界面新聞：支撐你教育改革背後的信念是什麼？它們是如何形成的？
Hugh Brady：我並不否認資金對高校發展的重要性。我們有一套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方式：當學校想要為新研究項目的建設向政府申請經費時，我們要努力保證這些項目值得投入，並且有能力把錢用到刀刃上。當然，政府的錢也未必都夠，所以我們會尋求慈善機構或者個人捐贈。當他們看到有政府的背書，也會樂意參與進來。在都柏林大學實施改革後，我們獲得收入增長，無論是學費，還是社會慈善捐款。我們有能力招募更優秀的教職工和研究院，讓更多高等教育惠及學生，讓研究項目更深入，讓基礎設施更為一流。
背後的信念，還是歸因於對教育的熱忱。我相信教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社會給與大學很多機會，高校可以通過研究得出成果，反哺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我自己是醫學背景，醫學領域有很多這樣實例。當病人被治癒時，你能發現這些研究的價值。
成為一名高校管理者有偶然因素，沒有人在上大學時勵志當一名校長。但一些早期經歷會塑造一個人的觀念。在做研究時，我不只是熱衷解決細枝末節的疑問，還喜歡把許多課題上升到更大層面，組合其它相關議題來一起研究。這樣不僅能擴大視野，還能讓不同領域的聰明人參與進來，產生更大的價值。偶然從一名醫學博士走上教育管理者的路上後，我也在做類似的事情，儘可能的擴建人才庫，特別是當你管理的機構正好趕上地區發展、或者國家發展的大議題時，你的特殊性就愈發顯現出來了。
高校所處的大環境也對改革至關重要。我認為無論是都柏林大學還是布裡斯託大學，他們都是「城市大學」，這要求高校具備更強的社會責任，為本地區經濟發展和人民福祉做貢獻。
界面新聞：你在任時都柏林的世界大學排名上升100多位，對許多大學求之不得。你如何看待大學排名？
Hugh Brady：大學排名是高校必須面對的現實。學生們會關注，排名是他們擇校的參考標準，特別是對中國學生；研究員也會看排名，這是他們選擇去哪裡工作的參考系。但一所學校將排名上升作為目標，就有些本末倒置。如果高校制定發展策略是正確的，讓學生受益，排名必然會上升。如果排名沒有上升，高校要從自己身上找問題。
無論在都柏林還是在布裡斯託，我們並沒有圍繞排名制定發展目標，我只要確信正在做對的事，對學生、研究項目和城市發展有益，就一定會有好成果。
界面新聞：放在當時和當下情境下，對學生有益的事情有哪些？
Hugh Brady：首先是課程上的大改變，我在布裡斯託大學任職時也延續這一傳統。畢竟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優秀人才，不僅要被教授們認可，還應被僱主認可。校方要平衡學科和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在以前，學生們擇校會對比不同學校特定專業的研究項目和課程。這反倒限制他們能力和視野。我們設立以創新能力為核心的融合學科課程體系，比如將計算機科學與歷史學融合起來。你發現有很多學生在其中尋找到研究點，並鑽研得很深。這就是一個不錯的嘗試。布裡斯託大學覆蓋的學科很全面，提供了改革基礎。資源集中起來也能讓各學科之間的合作緊密。
另外，學校有一些天然條件，比如與城市連接緊、校園集中度高，特別適合建立跨學科和更宏大的研究項目，比如氣候變化相關、移民研究和智慧城市等議題。有些國際知名大學，他們可能歷史悠久，但卻坐落在小鎮上，發展方向就不太一樣。
界面新聞：你從2004年就常來訪中國，你認為中國高校如何變得更有競爭力？
Hugh Brady：一個比較好的切入口是細緻考察學生們到底應具備哪些能力，才能讓他們變得搶手，然後設立與學科深度匹配的課程。我認為還有一點很重要，儘早讓學生擁有國際化背景。無論是中國還是英國，學生未來畢業後一定會面臨跨國的工作體驗。海外經歷對這一轉型過程尤為重要。
校際之間交流合作，也是我和中國同僚們共同想做的。雖然在學校規模、發展哲學上各有一套，但就是因為不同，我們對彼此才有價值。
界面新聞：你曾在兩所大學擔任校長，是否發現兩國教育不同點？
Hugh Brady：英國大學的資金支持環境要比愛爾蘭好得多，這也是支撐英國高校整體非常頂尖的原因。資金充裕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更多合作和研究項目被納入考慮範圍。
其實全世界的大學所面臨的挑戰都差不多。首先是如何提升學生教育體驗，然後是增強研究能力和擴大合作。區別在於各自運營環境不相同。為什麼布裡斯託大學常年排到前50，首先與它城市大學的特性有關，勞斯萊斯、空客和BBC都駐紮在該市，我們要確保的是，如何與產業合作研究項目，讓畢業生能跟上行業變遷。就好像我們此次去拜訪中國大學，學生們也認為一個城市的創造力和產業分布與大學本身提供的教育質量同等重要。
界面新聞：在你上任布裡斯託大學校長後一年，英國公投決定脫歐，這對你的工作有何影響？
Hugh Brady：和其它人一樣，我為脫歐公投的消息感到震驚。高校運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一些英國高校遭遇邁不過去的坎：國際生數量下滑，歐盟學者大批離開。對我們而言，好消息是，這兩者都未發生。國際學生，包括歐盟學生的數量不降反升，歐盟學者的流動性跟往年差不多。這和堅持國際化發展的策略分不開。
我們在第一時間安撫教職工和學生，告訴他們無論外界如何變化，學校對優秀人才的態度不變，學校也會為他們積極爭取籤證許可。前不久布裡斯託大學的五位研究人員還拿到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提供的1000萬歐元科研基金，金額在英國高校中位列第三。從側面講，學校科研水平沒有因為脫歐而改變什麼。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這還不是什麼需要慌張焦慮的時刻。
界面新聞：在你職業生涯中，從什麼時候開始和中國來往變頻繁？
Hugh Brady：我第一次來中國是2004年，當時剛上任都柏林大學校長。之後，我每年都要來3-5趟。這裡很神奇，每半年就變翻模樣。政府非常重視高等教育，高校的研究項目與世界頂尖大學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研究人員和管理者對國際合作熱情非常高，這層共識非常重要。
對布裡斯託大學的國際戰略而言，中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說一個數據吧，過去五年，我們和北京大學的合作研究論文數量就達到500多篇。以此，你能估算出我們和中國前10高校的合作數量。
我希望能把合作層次推進到下一步。以前是中國學生來英國，但現在，我們本校學生想要去中國發展的數量在猛增，我們常在內部探討，接下來要幹什麼。對未來發展這件事上，我們是有野心的。
界面新聞：梅姨在今年年初也有訪問中國，而且提到要加強教育合作。但另一方面，國際學生的學費也在上漲。如果教育合作只是為學校提供更多收入，學生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Hugh Brady：我們這次來中國恰談的合作項目大約有50多個，不是所有都涉及到錢。理想的情況是既能吸引中國優秀人才，也能給布裡斯託的學生提供在中國發展的機會。此次在訪問浙江大學時，他們就提出很棒的夏季交流項目。尋求合作絕對不是單方面，而是惠及雙方的。
我們和很多大學聊到的共同話題是怎樣能夠設立合作學位，共享課程，甚至研發新的學位課程。此外，還有50%的討論都集中在怎樣在研究項目上合作。這些討論絕不是為擴大收入。儘管梅姨談教育合作的出發點，可能是增加雙方的貿易往來，但對大學而言，我們能從中看到不止是經濟利益，只要對發展有利，我們願意多嘗試。
界面新聞：去年，英國大學校長們的工資成為熱議點，你覺得自己薪資是否合理？
Hugh Brady：關於校長薪資的信息，英國高校是公開透明的。大學是一個複雜的機構，資金支持很多，研究項目很多，但牽扯各方利益，業界和其他合作機構。作為校長，其職責是在一段時間內能夠把學校經營好，但成果可能要在他任期結束之後，才能夠被評判。所以，薪資是否合理，需要長期觀察。我只希望，在我任期之內為下一任留下成果頗豐的局面。
界面新聞：在教授和校長這兩重角色中，您更喜歡哪一個？原因是什麼？
Hugh Brady：任何一段經歷對我而言都是獨特的。在醫學院的十年裡，我主攻腎病研究。那時，我是一位臨床實習醫生，得照看病人。雖然壓力大，但你感覺每一天都在為病人爭取更好的未來。當時，我還承攬一些教學任務和研究課題。我很享受這種多面手的狀態。
當我在都柏林大學擔任醫學院院長時，學校得到一筆資助，打算建立一個多學科項目，我被邀請主持該項目，慢慢就從研究領域中抽身出來。選任校長後，我發現更難繼續專業領域的發展。我不再有時間跟蹤病人病情，於是決定離開臨床領域。我現在有時還會懷念照看病人的日子。但我知道，他們絕不希望自己在布裡斯託生著病需要幫助時，而我卻在中國出差。
不過儘管無法繼續專業領域上的鑽研，運營一所大學的經歷也讓人很興奮。作為校長，你必須提供一個氛圍，能夠讓研究員能感受到他們的研究是有價值意義並受到支持的。必須承認人不可能同時幹很多事情，必須有所選擇。並在不同的階段，調整自己獲得成就感的方式。
兩種角色都讓我不斷學習。比如在我擔任醫學研究員時，常發現所學知識根本無法解決臨床問題。你懂得很多，但也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無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都是導致我在專業領域不懈鑽研的動力。當轉向教育管理後，你也常常思考，自己能為這個學校帶來些什麼，但思路往往很局限。我得時常向研究員、學生，甚至家長們提出開放性討論，希望他們能給我一些啟發。如果教育的作用是讓人學會質疑，我想我一直沒有停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