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證明『誰賣出、誰賠償』，調整為『有銷售，即賠償』。使得民事維權途徑暢通，違法者被追責易行，促使商家內心強化保護未成年人的自律，對於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行為不敢想、不敢為，有效實現未成年人保護的事前預防。」
我在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師範學院音樂學院從事教學工作。也許正是這份教師的責任，讓我對於兒童保護工作更加關注。今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我的建議就與兒童保護有關——《關於在我國侵權責任法中增設條款，優化危險產品傷童歸責原則的建議》。
「牙籤弩」案件引來廣泛關注
一次，我和記者朋友聊天時，聽說了「牙籤弩」案件。「牙籤弩」是一種典型「三無」危險玩具，是一個手掌大小的微型弓箭，以金屬弓弦發射牙籤而得名。包頭「牙籤弩」案件當事人——9歲的劉某，因不慎觸動所購買的「牙籤弩」發射裝置，射傷自己，造成左眼殘疾。劉某父母找尋銷售者時，對方矢口否認。後在律師援助下，向法院提起訴訟。
一個小小的牙籤讓孩子失去了一隻眼睛。我的心情倍感沉重，希望自己能在未成年人保護問題上做點事情。因此，我始終關注著該案的進展，並做了細緻的調研工作。
2018年10月23日，包頭市稀土高新區法院開庭審理「牙籤弩」傷童賠償案件。判定「牙籤弩」銷售方賠償原告各項損失8.9萬元。案件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開庭情況及一審判決被《人民日報》、央視網、《法制日報》等上百家媒體、網絡平臺廣泛報導、轉載，新浪微博熱搜統計數據顯示，全國有820餘萬名網友關注「牙籤弩」案件。
案件辦理凸顯未成年人保護薄弱環節
案件開庭後，我與稀土高新區法院院長、當事人律師和主審法官都進行了多次溝通。也了解到，包頭「牙籤弩」案件中，在銷售者矢口否認後，行政監管部門因證據不足無法追責，劉某父親曾萌生報復銷售者家庭、同歸於盡的想法。也了解到，劉某父母都是進城務工人員，家庭經濟基礎薄弱。孩子受傷後，治療費及矯正孩子身體殘疾和心靈創傷的長期、隱性支出，讓這個家庭入不敷出。
未成年人案件中取證難與維權難引發了多個法律部門的思考。作為一個法律門外漢，我一方面向法律專家諮詢，一方面閱讀大量的法律書籍，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的發展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經過與各方面的磋商，我們認識到，由於劉某「牙籤弩」案件中自傷的典型性，使得未成年人保護領域存在的薄弱點和法律焦點問題得以凸顯，法律焦點問題有二：第一，法律追責舉證難，幼童維權望而卻步，違法者無所畏懼；第二，民事維權途徑不暢，違法商家漠視良知和道德自律，行政監管防不勝防。
所以，有必要通過在我國侵權責任法中增設條款，優化追究生產、銷售危險產品（包括食品和物品）行為者的歸責原則，調整傷者舉證證明標準，降低舉證難度，暢通受害兒童家庭的民事維權途徑，確立銷售危險產品行為者承擔有條件的、連帶賠償機制，通過銷售端自律、自查、相互監督，最終實現沒有銷售、沒有市場、沒有生產、沒有危害的未成年人保護格局。
建議修法降低民事維權門檻
我用近半年的時間，先後到法律相關部門進行了5次調研，與法院、檢察院以及律師們都進行了溝通，建議寫成後，又請各方審核把關。最終提出在侵權責任法中增設條款：「因銷售有害於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產品，造成未成年人損害的，難於確定具體侵權人，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以外，由可能加害的銷售者共同賠償。銷售者賠償後，可以向生產者和產品的提供者進行追償。」
針對性立法有助於有效保護未成年人權益。調整民事維權的舉證證明標準，降低傷者民事維權門檻，從證明「誰賣出、誰賠償」，調整為「有銷售，即賠償」。使得民事維權途徑暢通，違法者被追責易行，促使商家內心強化保護未成年人的自律，對於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行為不敢想、不敢為，有效實現未成年人保護的事前預防。
針對性立法有助於社會公眾信法守法。「牙籤弩」傷童事件發生後，能否通過法律途徑有效追責，需要遵循現行法律的規定。滿足條件，則得到司法機關支持；不滿足條件，則不會得到司法機關支持。但是，這樣的事件，在每一個家長心中都會進行道德審判。當道德審判結果與司法審判結果不一致時，家長群體就會覺得法律弱化、無力，進一步導致對法律的信賴降低，進而使得家長群體要求自己守法的自覺性降低。家長群體不信法、不守法，將嚴重危及法治國家建設的進程。
因此，針對性立法，有助於通過暢通民事維權途徑，讓司法維權結果貼近於家長群體的內心判斷和期望，讓家長群體深刻感受到法律的力度和力量，建立對法律的信仰，自覺守法、用法。
在調研中，我還了解到，進行針對性立法，我國有先例可循。幾年前，以樓上掉花盆為代表的高空墜物侵權類案件，由於事發突然，死傷者無法舉證「花盆」來源，曾導致司法判決結果不一。2009年，在制定侵權責任法時，將這類案件以第87條進行了明確規定。針對性立法後，多地物業企業張貼告示，普法並告誡高樓住戶自律，使得傷害事件下降。
（馬春雨，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師範學院音樂學院副教授）
文字整理：本報記者沈靜芳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