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介民，遼寧瀋陽人，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1980年考入中國社科院西方文藝理論專業研究生班，1985年起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嶺南大學訪問學者和客座研究員3年，1981—1995年任遼寧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員，1995年至今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2010年11月被澳門大學聘為客座教授，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多年來從事比較文學理論、比較詩學、古代文論、文學批評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比較文學方法論》、《中國比較詩學》、《太極詩學》、《從民間文學到比較文學》、《類同研究的再發現》、《百合花》、《風流才子徐志摩》、《誘惑者的情書》、《見證中國比較文學三十年》、《西方後現代人文主流-症候群研究》等39部；編譯著有《中西比較文學理論》（英文）、《比較文學譯文選》（日文）等。已發表學術論文和文學批評文章200餘篇。劉小晨，廣州大學松田職業學院副教授，在《中外文化與文論》《四川戲劇》《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等刊物發表論文近二十篇。
民間文學中講究平仄的詩詞被稱為「舊體詩詞」，很少被列為作家。當代群眾性的詩社雅集活動兩頭不被重視，文學研究者不屑關注它，研究群眾文化者卻視之為文學現象也忽略了。在民間文化審美娛樂方面，缺乏民間詩詞雅集俗成、楹聯凝聚民俗、詩鐘寓意恢弘、燈謎競猜成樂、書法藝術奇趣等深入性研究。
詩詞雅集活動是廣府民間文化娛樂習俗，當代民間詩詞是民俗藝術。題刻於壁上的楹聯，又稱聯語、聯句，是古代文人的必修課。但楹聯很少記入文學史，只被看作是文人的文字遊戲。不過，在民間藝術中，是一個頗為被重視的民俗藝術形式。詩鐘是廣府所特有的，雖說它是文字遊戲，它同樣反映生活、書法性情、抨擊醜惡、歌頌賢達。它縮龍成寸，篇幅雖小而寓意恢弘。燈謎是廣府文化中在民間流行的文化遊藝活動，節慶活動少不了燈謎，吸引群眾高高興興地動腦筋、猜燈謎。中國民間文字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民間文化傳統，以及民間的審美追求。它展示了中國廣大百姓各個時期的生活面貌和思維方式、心理。中國文字的魅力和民間藝術，巧然天成，形成了民間美術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中國漢字的歷史和藝術久遠深邃。漢字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之一，也是當今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漢字的構造和思維方式是獨一無二的。從漢字的發展史中能夠了解到早期漢字的確是一種圖畫性非常強的文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清楚地反映了漢字和圖畫形象的關係。漢字是表意文字，漢字的形態和它的發音以及含義是緊密關聯的。文字在民間生活中內容豐富多彩，在民間經過加工提煉，大量的傳說、神話、遊戲以及自然界動植物成為文字和美術的創作素材。這些創作素材的形成反映出勞動人民審美的繼承和發展。文字、形象與民間純樸、直率的情感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民間文字藝術。民間的文字藝術，有字有畫，字在畫中，畫在字裡；字中有情趣，畫中有意味。
傳統的中國民間文字書寫藝術——板書中，常有龍鳳、禽鳥、花卉、蝴蝶等造型。在這些「畫字」中，動植物形象與文字筆畫結合，形成既保留文字的可讀性，又糅合具象造型的獨特藝術形式。在剪紙作品《龍》、《虎》中，龍虎兩字分別結合了龍形和虎形，同時保留了兩字的外觀特徵，可看可讀，別有趣味。民間藝術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和通俗的趣味性。運用在農曆新年的「福」字便可見一斑。「福」字是中國民間美術中特有的帶有濃鬱民間文化和具有普遍社會認同的文字藝術表現內容之一。在各種「福」字創作中，都不同程度的結合具象造型。在「福」字中結合的生肖動物形象，指具體的中國農曆年份。依筆畫順序，「福」字造型分別展現了：天師鎮宅、麒麟送子、天官賜福、劉海撒錢、和合二仙和財神，六個民間傳統吉祥圖式。這六個圖式集合於一個字中，濃縮了對居住、繁衍、生活、財富、婚姻幾個方面的美好願望，可謂面面俱到的道出了民間百姓對生活的追求，也明確地顯示了民間樸素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與此類似的有大量的祈福文字，如：「祿」、「壽」、雙「喜」、「春」等。這一類型的作品，無論創作方法是剪紙還是年畫或雕刻，都一致地表現為：具有祈福象徵的圖形結合於文字造型中。這樣的作品，我們從整體看，仍能清晰辨別漢字的特徵：從局部看，字的內部則是象徵吉祥的圖畫了。
（一）樸素的祈福觀念
祈福觀念反映了民間追求吉祥，嚮往美好生活的心理，這既是最樸素的生活觀念，又是最樸素的創作觀念。祈福觀念從根本上說，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對大自然和生命的敬畏。這來源於民間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或有限的認識自然的能力和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由此形成了對自然景象、生命和人的生命的樸素認識。二是祈福觀念表現出人們希望與自然共生、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願望。《韓非子》中有記載「金壽富貴之謂福」，中國民間美術的漢字藝術中大量的例子表明了這種情感。「福祿壽雙喜」是最常見和最普通的祈福觀念藝術創作元素之一。
（二）文化和價值觀念
通過文字訴求個人的價值觀，通過圖像體現抽象的生活理想、價值取向。「松竹梅」被稱之為「歲寒三友」。作為三種植物，在自然界寒冷環境中都能夠頑強生存，在中國文化借物抒懷的思維方法中，這三種植物自然發展為高尚情操和道德品質的象徵。與此相同的是「梅蘭竹菊」四種植物，象徵了高尚品德和高貴氣質，長久以來得到歌頌。廣府有木棉花，為廣州市市花。木棉花較大，色橙紅，極為美麗。清屈大均以《南海神廟古木棉花歌》頌之。木棉樹屬強陽性樹種，樹冠高大爭取陽光雨露，木棉這種奮發向上的精神及鮮豔似火的大紅花，被人譽之為英雄樹、英雄花。木棉花還可以做藥，每逢春末採集，曬乾，經揀除雜質和清理潔淨後，用水煎服，可清熱去溼。最早稱木棉為「英雄」的是清人陳恭尹，他在《木棉花歌》中形容木棉花「濃須大面好英雄，壯氣高冠何落落」[1]。漢文字不僅注重用筆結字，而且能夠表現精神氣質、突出個人風格
漢字藝術呈現出的獨特藝術風格，不拘泥做作，語言巧妙、明快、生動，與當今設計尤其是平面藝術創作吻合。漢字藝術作品逐漸呈現出來，這些滿載著鄉土氣息的鮮活的作品再次刺激了我們在設計工作中日漸麻木的神經，激發了久違的設計熱情！面對生動鮮活的作品，我們感慨中國民間的博大，感慨民間漢字藝術的無盡魅力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詩詞是群眾在生產、生活中自發創造的。群眾詩詞雅集活動，是民間文化娛樂習俗，在當今依然得到發展。那些散落在民間的有才氣的詩人，他們也許沒有頭銜、沒有光環，甚至只是一介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但正是這來自民間的強大力量，使中國的新詩能繼承《詩經》、漢樂府民歌的精神。大量有關民間詩歌、基層詩歌的材料始於民間，反過來激勵民間，有助於使中國詩歌的河流在民眾的擁戴中長久流淌。特別是廣府地區，文化不是裝飾品，而是大眾共享的大餐。在廣府的詩社雅集，是文學走下殿堂融入民間文化的表現，正合廣府文化大眾性、兼容性的特點，也是當代民俗藝術的一朵美麗的浪花。
（一）詩詞雅集的生成和發展
最早的詩詞雅集，只是少數人聚頭談詩論詞。後來名人組織詩社，推動詩詞雅集習俗的發展。廣府民間詩人結社最早見南宋名臣李昂英歸隱廣州後所結的《粵小記》中「吟社」[2]，元、明詩人結社已成風氣。明代詩人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曾說及：元代至明朝初，東南各省有不少詩社，多數請社會上有名望的人主持，聘請知名詩人當「考官」，年尾時出題徵詩。明末廣府詩人黎遂球一段佳話：他上京赴考歸程時路經揚州參加雅集，以十首牡丹詩被評為第一，披錦遊街炫耀，被譽為「牡丹狀元」[3]。明末時廣府民間青年詩人自組詩社成名。位於廣府文德路的南園詩社是突出一例。1358年青年詩人孫賁（西庵）在位於河邊園林建築的「抗風軒」組織南園詩社。「狂歌放浪，劇飲淋漓」，與今天的青年在酒吧飲酒唱歌的狀態相似。在《廣州歷代詩社考略》以及「明清廣州詩人結社已成習俗，大大小小的詩社不可勝計。」[4]除南園詩社，還有越山詩社、浮丘詩社、蘭湖詩社等。清代乾隆年間安徽人檀萃在《楚庭稗珠錄》中已說及：「僕客粵三年，居羊城久者，見士大夫好為詩社，寫之於花宮、佛院間皆滿。其命題多新巧，為體多七律。」[5]在《粵東詩海》「例言」中說及民間詩詞愛好者的活動：「日為校詩 之會，題尚么么，體為律絕，六街九陽，粘題爛然。諸名士拈鬚叉手，屠沽販豎亦爭效之。」[6]這是典型的廣府詩社雅集活動文化娛樂習俗活動。外地人（流寓之士）、賣肉的（屠沽）、小販（販豎）皆可參與。可見參加者的民間性、普遍性。詩的題材多為律詩、絕句，新巧的詩 題貼在大街上，詩作貼在寺院等公眾場所，可見這種活動的廣泛性。詩社帶頭人都是詩學上有造詣的人，參加者都是以詩自娛的人，其中包括官員、文人、紳士、商人、僧人及市井中人。詩詞娛樂還延伸為對聯、詩 鍾活動以及飲宴時行酒令、婚禮的「題四句」等。可見廣府詩詞雅集是一種特有的民俗藝術活動，不是官家「殿堂」的消遣。民國以來詩社聲勢已大不如從前，但在廣府民間的詩詞愛好者很多。他們或時有與外地詩人有時唱詠，或到茶樓酒館雅聚，相互交流評議作品，令詩詞雅集得以延續。
竹枝詞是最貼近大眾的詩詞形式，屬於俗文學一類。自唐代劉禹錫創竹枝詞後，這種吟詠風土人情為主的藝術形式便受到詩詞愛好者的歡迎。廣府便有專題竹枝詞吟詠雅集。廣府的徵集竹枝詞活動，是詩詞雅集習俗的典型反映。光緒元年廣府人李慕周徵集詩詞活動後，刻印廣府第一部《羊城竹枝詞》，有139名作者，473首詩。晚清詩壇大家王士禎在《帶經堂詩話》中云：「竹枝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人，大抵以風趣為主，與絕句迥別。」[7] 從晚清到民初，廣府的竹枝詞被認為是嶺南竹枝詞的代表。寫廣府竹枝詞其作者有兩大類，一類是外地詩人來廣州所作。一類是廣府本地土人。本土人因熟悉地情，所作的竹枝詞地方特色濃鬱，更有存史價值，是研究歷史、風俗、任務的參考資料。廣府不少作者寫下反映民間風情的竹枝詞。題名或以地名、事名，如「羊城竹枝詞」、「廣州竹枝詞」、「珠江竹枝詞」、「七夕竹枝詞」等。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段好，銀錢堆滿十三行。」[8]清代反映廣府七夕乞巧風情的「竹枝詞」，如清代何夢瑤的「七夕竹枝詞」：「看月誰人得月多，灣船齊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9]描寫廣府珠江花田夜景。晚清梁芳田的「羊城竹枝詞」：飛鳧一鼓去如風，夫婿家家亦自雄，我願即君自舞劍，佔鯨直出虎門東。[10] 廣府荔灣泮塘地區，曾水網縱橫，盛產荔枝、馬蹄(荸薺)、茭筍(茭白)、菱角、桃、梅、荔等。《輿地紀勝》記：「在郡治六裡，名泮塘，有桃、梅、蓮、菱之屬。」[11]泮塘村人當以此為生，泮塘題四句是泮塘人民的口頭創作，即景就事，因事帶情，詠誦了四句歌謠。清同治舉人黃其表手書對聯：「門接水源朝北極，路迎佳氣盛西方」。民間詩詞活動中還有結婚時的「題四句」。結婚前男家掛喜幛題的「四句」，是寓意吉祥的順口溜。結婚當晚「玩新抱（戲弄新娘）題的四句，多是搞笑的遊戲詩。如「筷子有一雙，插實在中央。明年生貴子，請我食酸薑。」目的是要弄到新娘不好意思，被難倒，願意受罰。題四句還把教育寓於娛樂之中的。題四句雖然藝術水平不高，藝術成就不大，但句式通俗易懂，內中引用的典故、傳說、故事不少，涉及的古籍有《詩經》、《四書》以及古典小說等。
當代廣府的民俗詩社活動，可見炎黃文化傳統詩詞藝術在民間仍有生命力。珠三角地區有很多詩社。每逢春節、詩人節（端午）、國慶（中秋）都有些大型雅集。詩社雅集促進了詩詞的創作和評論，令這朵文學藝術之花永存於廣府大地之上。
（二）底層打工群體的民俗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民湧入城市，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打工潮，這種歷史性的人員大流動以廣府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最為明顯。打工文學'是指反映『打工』這一群體生活的文學作品，主要是指由下層打工者自己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其創作範圍主要是在南中國沿海開放城市。」[12]深圳打工者林堅創作的工題材小說《深夜，海邊有一個人》、羅德遠的詩歌《打工生涯》等是來自民間底層創作的記載和反映一代人精神狀態和漂泊史的打工文字。打工題材小說、打工詩歌作為新民俗的一個生長點，卻早已暗香浮動。它從民間的邊緣化狀態到進入主流文壇；從遭受歧視到備受青睞；從誕生到壯大；經歷了一個艱難而曲折的歷史過程。「打工文學」的出現也為新民俗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廣府民風歷來比較淳樸，詩風純正，往往從個人生活的真實感受出發，寫愛情、親情、鄉情，以新民俗及新的人生百態，關注社會現實，謳歌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新風貌。作為地方文學，表現本土地域風情與民族特色是區別於其它地區文學的重要標誌。珠三角山清水秀，風景優美，溫馨蕩漾的珠江水、雲霧繚繞的白雲山等，都是被詩人描寫歌詠的對象。獨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往往是一個詩人成功的標記。唐德亮的作品，有的境界高遠、時空闊大、氣勢磅礴、想像瑰麗、意象奔馳飛動，具有粗獷豪放的風格；有的詩卻細緻深入、委婉含蓄、清新優美、空靈雋永，具有細膩婉約的風格；有的詩將兩種風格融為一體，兼具豪放與婉約之美。作為新民俗打工文學的代表，鄭小瓊的詩歌創作再現了後工業時代原生態的底層生活畫面，呈現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時代背景下，農民工進城的艱辛歷程，這是生存前沿真實的詩性記錄。「生活表現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醜惡和全部莊嚴的美一起揭發出來，好像用解剖刀切開一樣……我們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來那樣。因此也就是真實的，而在有真實的地方，也就有了詩。」[13] 鄭小瓊的打工詩歌記錄了打工者的生存現實，語言平淡而有力，具有極強的新民俗現實性和情感的真摯性。她的詩歌，大多糅合了多種底層元素、民俗元素，它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因素下的產物。她筆下的底層生活，既保留了中國傳統鄉村遺韻，又籠罩在工業文明的包圍之中，真實地再現了打工者們的血淚生活。鄭小瓊的詩歌，充滿著嘶啞和鋒利的痛楚，又赤裸裸地寫出民間的、底層人們生活的無奈和無可抗拒。事實上，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往往正是因為作者用他們獨特的視角，觀察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然後，告訴人們，這世界在他們眼裡的真實。
從美學的角度講，打工詩歌一如概念中的「醜」，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關注，不是因為它有多醜，而是因為這種「醜」已儼然一種來自下層民眾最真實的美。對生命最本真的探討和對底層生活最徹骨的描述，使打工詩歌以其原生態的特點，觸及了讀者的內心，或許這已經是詩歌深沉表達的另一種樣式。
楹聯作為最廣泛、最普遍、最富有文化內涵，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種民俗文化，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可替代的。漢字對聯這種民間藝術形式是中國文化「特產」。古代廟宇、牌坊、城隍等多有對聯炫耀於世，這是民間藝術產生民族凝聚力的見證。楹聯文化在廣府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廣府獅嶺鎮「中國楹聯之鄉」和塱頭村「楹聯文化名村」的美名是花都文化軟實力的象徵，更是花都打造全國文化先進區的豐碩成果。廣府人滿腔熱情地支持楹聯文化產業發展，楹聯創作者們激情滿懷地創作具有地方特徵、符合時代特徵佳聯，深淺皆成趣，雅俗均可賞。
（一）對聯奇趣一朵奇葩
民間對聯何時興起說法不一。一般認為在唐五代，古籍記載最早的一付對聯是五代時蜀主孟昶所掛的「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律詩發展，講究對仗為對聯單獨出現堅定基礎。《漁隱叢話》《全唐詩話》等古籍記唐人的文字遊戲，也酷似對聯的對句。宋代時，對聯逐漸推廣，亦出現壽聯、輓聯。到了明代，因明太祖朱元璋的酷愛，使對聯藝術得到大發展。「春聯」一詞據說是朱元璋提出來的。他親自為閹豬人家題寫門聯：「雙手劈開生死地，一刀割斷是非根。」清代不少文人、高官寫對聯。連太平天國的洪秀全、馮雲山、石達開等農民領袖也大力提倡。如石達開的「忍令上國衣冠，論諸異域；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清代對聯發展鼎盛，也出了不少有關對聯的書籍，如康熙欽定的《分類字錦》、乾隆的《聯經》、嘉慶的《吳下諺聯》、道光的《楹聯叢話》、光緒的《楹聯集錦》等。民國對聯內容有更新，出現了對對子故事的著作，如《頤和園聯話》、《對聯話》、《西湖聯話》等。[14]廣府的一些酒樓，曾以徵聯活動轟動廣州，如陶陶居，吸引了不少對聯好手參加。陶陶居」，還有專門為那個名樓所配的膾炙人口的對聯。那時，店主為了擴大影響，招攬生意，用「陶」字分別為上聯和下聯的開端，出重金徵茶聯一副。終於作成茶聯一副。聯曰：「陶潛喜飲，易牙喜烹，飲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無遺。」這裡用了四個人名，即陶潛、易牙、陶侃和夏禹；又用了四個典故，即陶潛喜飲，易牙喜烹，陶侃惜分和夏禹惜寸，不但把「陶陶」兩字分別嵌於每句之首，使人看起來自然、流暢，而且還巧妙地把茶樓飲茶技藝和經營特色，恰如其分地表露出來，理所當然地受到店主和茶人的歡迎和傳誦。
廣府文學中清代名詩人，流傳於民間的名聯不少。嘉慶年間廣府私塾先生何淡如詩與書法皆知名，尤其是對聯膾炙人口。他有不少妙聯流傳於市井之中，也受到有心文人的注意。清末廣府知名小說家梁紀佩收集何淡如的對聯作品，編成《何淡如先生妙聯》，由廣州崇德堂印行。民間流傳何淡如對對聯的故事不少。何淡如在飲宴時曾作如下對聯：「狗子煨噥，（粵語意為焦）巧笑倩兮穿黑服；蝦公蒸熟，鞠躬如也著紅袍。」上聯說的是廣州人烹狗前先用禾草燒狗以增香氣，下聯說的是蝦上席時的形狀。狗被燒得齜牙露齒用「巧笑倩兮」形容，熟嚇彎身以「鞠躬如也」描繪，令人嘆服。
對聯的特點是兩句字數相同，分上下，彼此對仗，平仄對立，語意連貫，強弱相稱。對聯可分為春聯、喜聯、壽聯、輓聯、厲志聯、敘事聯、抒情聯、狀景聯等。對聯的藝術技巧主要分為用字的技巧、遣詞的技巧，組句的技巧。如廣州文化公園「漢城」聯：「楊柳舞臨邛，寶髻當壚，聽琴人解相如渴；旌旗蔽江漢，短歌橫槊，對酒何來魏武憂。」隱切指欲說偏藏。如「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把意識相反的詞放在一起，突出趣味性。還如為廣州中順紙業集團「潔柔」牌產品題聯：「中天日朗宏開 順景；潔質德馨長見柔情。」廣府鎮海樓坐落在越秀山小蟠龍岡上。該樓又名「望海樓」，因當時珠海河道甚寬，故將「望江」變為「望樓」。鎮海樓氣宇非凡，清末的楹聯「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鬥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另聯「五嶺北來珠海最宜明月夜，層樓晚眺白雲猶是漢時秋」。古今曾以「鎮海層樓」、「越秀遠眺」和「越秀層樓」先後列為「羊城八景」之一。
（二）各式燈謎競猜成樂
粵語文化益智好玩，廣州燈謎學會的燈謎大師量身訂造了燈謎，內容包括了廣州俗語、茶樓用語、廣州文化地標名稱等，如「粵語口頭禪」、「『打戲』本土劇」、「新派粵語講古」等，去推廣美好迷人的本土文化。讓讀者深入了解粵語燈謎的製作和猜解方法，從中更多地了解廣州歷史和粵語文化。文化傳承要通過一些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燈謎競猜就是其中的一種。參與者潛移默化地對廣州故事和文化產生認知，繼而喜愛，成為自覺的保育者。
廣府的燈謎活動古籍中亦有記載。明代，廣府已有燈謎愛好者（俗稱謎人）明末清初廣府著名文士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亦有提及：廣州上元節燈市的街上懸賞猜謎，稱為「燈信」。[15]晚清時，廣府有些名師宿儒設燈謎館，在門外貼上「文武候教」，邀請知音進館猜謎。民國初年，每逢上元節，雙門底（今北京路）、下九甫（今下九路）都設有謎壇，吸引眾多愛好者圍觀猜謎。上層人家喜開謎會邀請親友參加。學校私塾大館的老師亦設謎會讓文友、學生競猜。廣府各界都有燈謎愛好者。由於燈謎活動有群眾基礎，後來娛樂場所也設起謎壇襄助。廣府民間謎語參與者多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是一種廣泛的民俗藝術活動。後來劉萬章在收集廣州謎語的基礎上，編輯一本《廣州謎語》。民俗學家顧頡剛在序言中說：「謎語是民眾們最精練的寫生手段，它能在兩三句話中把一件東西的特別性質指出，而又有以隱語的方式表現之，使說穿了不值什麼的話竟費了對方的大力去猜。這是民眾的聰敏、民眾的狡猾、民眾的狡獪！」[16]
廣府最早成立的燈謎社叫《嚶鳴燈謎社》，取自《詩經》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頗有書卷味。燈謎社主要人物都是飽讀詩書者，如老詩人梁嘉江等崇尚古典，以《文心雕龍》之「謎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17] 古典類包括《四書》、《唐詩三百首》、《古文評註》等。燈謎社吸收一些民間流行的謎語風格，增加了雅俗共賞的作品。燈謎更偏重文化和藝術味道，謎面多是取材自中國古典文學，如「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打一外交名詞為「備忘錄」；如果不是《三國演義》有深厚積累，一般人很難破解謎底。嚶鳴社培養了一批謎壇積極分子，為廣府普及燈謎活動作出了貢獻。現代的謎語所涉及的內容,不像舊時只以物和字為主,而是越來越廣泛,各行各業、生活的方方面面、現實中和網絡上都無所不包。為了更好地猜謎和制謎,要看很多的書,許多典故都了熟於胸。
（三）民間詩鐘寓意恢弘
詩鐘是詩鐘，燈謎是燈謎，應該是風牛馬不相干的兩件事。但從有些方面來說，二者卻有其相似之處：是令人樂此不倦的文字遊戲，極富閒趣；是容人馳騁才情的好場所，足以寄懷。故好此者一進入即不能自拔，單好者有之，皆好者亦有之。漸漸地有一些「兩棲」愛好者，企圖和在實踐中把二者結合起來，形成了詩鐘謎這一體裁。這些風雅雋永的詩鐘,極大地豐富了楹聯的寫作手法,為廣府楹聯的成熟增添了催化劑。
詩鐘始於何時很難考證。請代訓詁盛行,文人為炫耀自己讀書多,詩鐘的要求正適應這種風氣。在廣府地區詩鐘盛行於清代同治、光緒年間。清末民初詩鐘愛好者組建詩鐘活動的《惜餘吟社》，到後來的《廣州詩鐘社》。雖經種種磨難和戰亂，詩鐘愛好者仍堅持創作。最著名的詩鐘好手是詩人、學者鄔慶時，他的作品常在詩鐘愛好者中傳閱。昔人敲鐘，規律極嚴，拈題時，綴錢於縷，焚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以為構思之限，故名「詩鐘」，即刻燭擊缽之遺意也。鍾雖小品，驚天地，泣鬼神，徵夫怨婦之思，懷鄉憂國之感，均可流露於寥寥十四字中，變化無窮，奧妙莫測，固屬雕蟲小技，亦洋洋乎大觀，或謂此中興味，勝詩十倍，經驗之語也。[18]詩鐘固重對仗，尤重立意，無意義之詩鐘，謂之「啞鍾」，敲之不響，唱之無味。蓋以白粉牆對黑漆板之類，決難引人入勝，粵派之弱點，即在於此。故正宗之詩鐘，須有詩之聲調風格，置之於詩中，則為名詩，置之於鍾中，則為名鍾。或謂詩鐘，須有起承轉合之勢，未免言之過甚，蓋詩鐘為七律詩之一聯，古人名聯，或對描事物，或直舒懷抱，絕少於一聯中，備有起承或轉合之勢也。
詩鐘的規則比較嚴格。一卷詩鐘有兩比，每比七個字，乍看如七言對聯。因其聲韻排列形式一如七言律詩的頷聯（三四句）或頸聯（五六句），故又稱折枝詞。但詩鐘與對聯不同，對聯、詩聯兩比必同一主題，詩鐘的兩比一般為不同主題。對聯、詩聯可以寬對、拗對，詩鐘一般力求對仗工整、氣勢均衡。詩鐘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限時吟詩文字遊戲，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聯或多聯，香盡鳴鐘，所以叫做「詩鐘」。詩鐘吟成，再作為核心聯句各補綴成一首律詩，遊戲結束。詩鐘多半限定內容（詩題）或文字，比如詩鐘分詠，限「來、去」，即上聯必須有「來」，對下聯的「去」字。詩鐘比一般對仗要求更高，更含蓄，甚至類似謎語才好。如果限「來、去，七聯」，則必須吟成七字對聯七幅，「來、去」分別位於句中的七個不同位置。詩鐘因為規定要用兩句，故開始時有「偶句」之稱，並分為分曹偶句和嵌字偶句。「分曹」是分組之意，即指分開各詠一事物，也就是分詠格詩鐘。唐·李商隱有詩曰：「分曹射覆蠟燈紅」，可見分曹亦早已用於射覆，所以分詠格詩鐘和燈謎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二者結合在一起也是理所應該的事。
書法、詩詞、繪畫被古代士大夫視之為高雅藝術，當然不會列入「通俗」的民間藝術。尤其是書法，更被認為是「官方藝術」。然而，文人畢竟當官的少，書法藝術實質上是深深紮根於民眾之中的藝術。
（一）廣府書法的歷史淵源
中國書法藝術歷史悠久，以不同的風貌反映出時代的精神。書法就是漢字的書寫藝術，是一門既古老而又現代的中國特色藝術。書法是「漢字文化圈」中人用來表達自己心靈情感和東方審美的一種獨特方式；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瑰寶。從甲骨文、金文演變而為大篆、小篆、隸書，至定型於東漢、魏、晉的草書、楷書、行書諸體，書法一直散發著東方藝術的獨特魅力。神覽歷代書法，「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19]。追尋三千年書法發展史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書法的發展總是與中國社會發展同步發展,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強烈地反映著所處時代的精神風貌。
明末清初是廣府地區書壇大放異彩的時期。崇禎年間東莞的王應華，書風獨特，於雄肆之中，極抑揚頓措之致，是明代嶺南書壇一大家。南海鄺露書風遒麗奇雅，能楷、行、篆、隸各體書法，傳世珍品較多。清代廣州著名的書法名家有蘇珥、黎簡、宋湘、吳榮光等。蘇珥的書風簡樸曠達，尤擅榜書；黎簡有詩、書、畫、印四絕之稱，行草 秀宕逸、超脫而無塵俗之氣；宋湘的書法氣勢豪雄，其行草筆力老到，無塵俗之氣。他還以蔗渣、竹葉作書，亦為世人所重視；吳榮光年青時學習蘇東坡書法，離披特甚，人稱「爛蘇」，晚年運碑人帖，自成一家，筆力尤為奇肆。近代以來廣府地區經濟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廣府書法風格也出現了新的面貌。嶺南書法家努力探索、開創出新的路子。當時比較著名的書法家有「蘇氏三傑」，即蘇引壽、蘇仁山、蘇六朋以及朱次琦、陳澧、李文田、康有為等。蘇引壽善於行草，縱逸不群；蘇仁山書法獨具一格，篆、隸、楷、行、草五體皆精，行書筆法古勁，意態奇偉。蘇六朋善於創作擘窠大字，隸書亦佳。朱次琦和陳澧是嶺南一代大儒。朱次琦的書法源於顏真卿，吸取歐陽詢、虞世南的長處，意到筆到，力透紙背，雄渾蒼秀。陳澧的行書源於米芾而輔之以李邕，法體緊勁，沉雄駿快。朱、陳的書法既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又有濃鬱的風雅情調。
（二）廣府書法的地方特色
書法藝術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絕門藝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燦爛之花。廣府書法源遠流長，它吸收了中原深厚的書法藝術，又凸現嶺南地方的特色，湧現出「白沙書派」、「竹本派」、「康（有為）體」等嶺南書藝的流派和一批功底深厚的著名書法家。廣府知名書法家以宋代的崔與之、李昴英為最早。他們都曾當過官，他們的墨跡也得以流傳。當時的民間的哲人、詩人以餘事為書，把書法作為一種個人修養的手段，並以之表現自己的精神世界，其作品的書卷氣為後世書法家所推崇。名帶，廣府地區大學問家陳獻章及其弟子湛若水等，書法皆知名。明末清初，廣府書法界大放異彩。鄺露各體書法皆精，書風遒麗奇雅，卻生性不羈。明代移民書法家以屈大均、彭恭尹等成就最大。屈的書法清建超逸，彭的書法草書狂放而勁健，時人譽為「草聖」。明清之際廣府一批書法家不受官方流行書風的影響，崇尚晉、唐書法，顯示了廣府文化的個性。廣府西關的李文田不但是大學問家，而且書法卓然成一代大家，創獨具特色的碑派書法。光緒年間康有為寫了中國書法史上有名的理論著作《廣藝舟雙楫》。他在書法創作上用「圓筆」筆法作碑體，形成有突出個人特色的「康體」字。他的弟子梁啓超，不但是大學問家，書法亦自成一格，神氣內斂、意態閒雅，其書法理論也頗有見地。
廣府書風的重要人物李文田，精熟唐碑博採漢、魏碑刻，參以鄧石如、趙之謙的筆法，融篆隸楷於一爐，筆力酣暢飽滿，意態厚重雍容，卓然成一代大家。廣府硬派的領袖應推康有為。光緒十五年（1889年）寫成中國書學史上的名著《廣藝舟雙楫》[20]。書中提出「尊碑」之說，推崇漢魏六朝之碑。此書對中國、日本書壇影響極大。康有為在書法創作上，採用以「圓筆」作牌體的特殊方法，形成獨具個性的「康體」，博採眾長，自成一家。康氏書法的風格，雄強樸茂，飛逸渾穆，充分展示出陽剛之美。康氏門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啓超、崔斯哲、江孔殷、張柏楨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應數梁啓超。梁氏的書法，用筆精嚴，神氣內斂、意態閒雅，達到很高的境界。民國時期嶺南書壇上還有隸書名家胡漢民、林直勉等。胡氏隸書筆意謹嚴，神採煥發，秀美清逸，行書用筆如飛而精緊遒勁。林氏則遍習漢代名碑，取其精華；融會貫通，自成體貌，用筆遒勁樸茂，筆力沉雄，達到很高水平。
東方美學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重含蘊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韻而不重理性。這一切美學原則，在廣府的文字藝術、詩詞雅集、楹聯詩鐘書法藝術中都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現。幾千年來，中國民俗藝術不但是文人墨客抒情寄興的最好方式，同時也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和空前的歡迎，一直對國人培養良好的審美意識和高尚的品德修養起著舉足輕重的積極作用。廣府民俗藝術最典型地體現了東方藝術的獨特美學特徵和東方文化無可替代之優秀，是我們民族永遠值得自豪的藝術至寶。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藝術都無與倫比的深厚群眾基礎和獨特藝術特徵。民俗藝術有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藝術魅力，能使學習者在承轉起合、飄逸靈動的線條世界裡，感知生命的律動軌跡，尋找靈魂的存在價值，實現自我的發現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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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紀德君、曾大興主編《廣府文化》第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圖片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