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麥可·D·戈丁（Michael D Gordin）
翻譯 徐麗
審校 丁家琦
1927年的索爾維會議，普朗克、愛因斯坦、居裡夫人、玻爾、海森堡、泡利、狄拉克、德布羅意等各國物理學大牛都在其中。圖片由pastincolour.com上色。
20世紀初的時候，學術界的交流都還是英語、法語、德語等多種語言並存的局面，但如今只有英語佔據統治地位。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呢？
在參加學術會議或閱讀文獻時，你可能搞不懂研究的具體細節，但至少你們用的是同一種語言。當今世界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等學科所採用的主要溝通媒介都是英語，不管是出版書籍還是會議交流，電子郵件或Skype視頻對話，不管是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還是烏拉圭的首都蒙得維的亞，你在全球各地任意一幢科研大樓裡隨便逛逛都能證實這點。當代科學是英語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當代科學只使用這一門語言，人人都在用英語，如果你不懂英語，你就被排斥在學術圈之外了。一個世紀前可不是這樣：那時候西方科學界的絕大多數研究人員雖然懂一點兒英語，但他們也會用法語、德語進行閱讀、寫作與演講，甚至還有人懂一些「小」語種，如後來興起的俄語以及迅速衰落的義大利語。
現在看來，當時的科學界用這麼多種語言來進行交流似乎有些令人驚異。如果他們使用同一種語言，豈不是會更有效率？否則，為了合成苯系衍生物還得學習三種語言的讀寫，這得浪費多少時間！此外，如果不同國家的研究者用不同的語言發表研究結果，可能還會出現的關於誰先發現、哪種結果更靠前的優先權爭議，因此，所有人使用同一種語言自然也會減少這類跟翻譯相關的糾紛，進而減少教育資源的浪費。依據這種觀點，當代科學之所以如此飛速發展，是因為我們專注於「科學」本身而不是諸如語言之類的表面功夫。
對於說英語長大的人來說，這點容易理解，但是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母語並非英語。在英國、澳大利亞、美國之外的地區，語言的學習與翻譯仍在繼續，若是考慮到他們學習語言的時間，用英語一種語言統治科學界並不比多語種並行更高效。
今天的科學家處於全英語的世界中，最新的科學研究不斷地攪拌與發酵，而它們本來的模樣逐漸被遺忘。科學不一直是這樣嗎？不，這只是最近幾十年內發生的事情，但只有一些年長的科學家能回憶起它曾經是什麼樣的。科學家們與人文學者往往認為，在英語之前，學術界的主流語言是德語，再之前是法語、拉丁語，再往前則是西方科學的開端，也就是希臘語的時代了。表面上看，科學的發展史猶如一系列語言的更替史，而事實並非如此。
整體而言，我們能觀察到西方科學的兩種基本語言體系：單一語言統治以及多種語言並存。最新的單一語言統治（即英語）興起於20世紀20年代，直到70年代它才戰勝已沿用數百年的多語並存制度。英語成了科學的代言人，但它的統治還沒有超過一代人的時間。為了理解這一重大變化是如何產生的，我們需要重新回到開頭。
在15世紀的西歐，自然哲學與自然歷史這兩個領域——它們直到19世紀才被起名為「科學」——都是多種語言並存的。這的確是事實，儘管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拉丁文受到格外的青睞。
拉丁語的特殊地位並不與多語言體系相矛盾，與之相反，它其實是多語言體系的一個佐證。任何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優秀人文學者或中世紀晚期的哲學家都知道，用拉丁文描述自然哲學這一傳統可追溯至羅馬的鼎盛時期，但他們同時也知道，羅馬後期的學術主導語言不是拉丁語而是古希臘語；他們明白，幾個世紀以前，古典哲學所使用的語言更多是阿拉伯語，正是將古典自然哲學著作由阿拉伯語翻譯為拉丁語，才推動了西方學術的復興。只要是博學者都知道，研究本就是一項多語種事業。
生活也是如此。除了少數受父母影響的怪人（蒙田就是其中一個）以外，沒人會將拉丁語作為母語來學習，也幾乎沒人用拉丁語來進行口頭交流。拉丁語是學術書面用語，但是每個使用拉丁語的人——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同時也用其他語言，以便於與僕人、家人及恩主交流。拉丁語是一種媒介語言，連接起各個語言團體，同時也代表著一種中立和公正。雖然學習拉丁語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它僅限上層階級使用，但它輕易地跨越了教派與政治分歧：新教徒們也常常使用拉丁語（有時用得比天主教徒還更為優雅得體），拉丁語甚至被引入到東正教的俄羅斯，作為新成立的聖彼得堡科學院的學術語言。
或許最重要的是，因為拉丁語並非某一特定國家的母語，所有歐洲與阿拉伯國家或地區的學者們能平等地使用它，它不屬於任何人。鑑於以上原因，拉丁語成為研究宇宙自然的最合適的語言。但是從事這些研究中的每個人都通曉多種語言，他們根據交流對象不同而選用不同語種。比方說，瑞典人在與國外化學家書面溝通時，用的是拉丁語，與本國的採礦工程師口頭交談時，則用瑞典語。
然而，在被稱為「科學革命」時期的17世紀，這一體系卻開始瓦解。伽利略在撰寫著作《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發表他關於木星衛星的發現時，用的還是拉丁語，但此後他的主要作品都使用義大利語，為了獲得更多本土觀眾的贊助支持。牛頓的《原理》（1687年）以拉丁語出版，而他的《光學》（1704年）則以英語出版（1706年出現拉丁譯文版本）。
放眼當時的整個歐洲，學者們使用的語言都開始豐富起來，拉丁語、法語的翻譯也蓬勃發展，以創造便利的溝通條件。到18世紀末期，化學、物理、生理學以及植物學等方面的著作越來越多地用英語、法語、德語來出版，同時也有少量著作使用義大利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或其他語言，不過直到19世紀前葉，一些學術精英仍然傾向於使用拉丁語（德國數學家高斯在19世紀的前十年一直堅持做學術筆記，用的仍舊是近1900年前凱撒大帝使用的語言）。但不管怎樣，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多語言大雜燴裡，現代科學開始嶄露頭角。
然而，隨著19世紀歐洲的工業化，對效率的一味追求使得歷經數世紀的多語言並存體系逐漸衰落。光為了看懂最前沿的自然哲學進展，就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學習多種語言，科學家就沒有時間來自己做研究了。1850年前後，科學界開始形成英語、法語和德語三足鼎立的局面，三者所佔的比例大致相當，雖然3種語言在每一學科的分布各不相同：一直到19世紀末期，德語在化學領域都佔據領先地位。
隨著工業化的蓬勃發展，現代民族主義也席捲了歐洲。在整個歐洲大陸，詩人和知識分子開始重視他們本國的語言，並對它們進行改造與發展，使農民的日常口語與高級的文學與自然科學用語相協調，成為19世紀現代文明的承載者。多語種在文藝界的發展則有目共睹：現代匈牙利語、捷克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波蘭語及其他語種的文學作品在19世紀下半葉百花齊放。然而，在科學領域，對於高效率的追求或多或少地阻礙了多種語言的共同繁榮，只有俄語從混亂中突圍出來成為一種主要的（即使程度較弱）科技出版語言。「小語種」的支持者總是在抱怨被排除在外，而三大主流語言的使用者也因為不得不學習另外兩種語言而牢騷不停。
毫無疑問，三種語言並存是一種累贅。於是有人倡議只用單一語言來進行科學研究，就像幾個世紀前中立而通用的拉丁語一樣。他們呼籲大家使用柴門霍夫博士發明的世界語（Esperanto），其理由與今天的英語擁護者們的觀點並無二致。世界語的擁護者中不乏知名人士，如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威廉·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與丹麥語言學家奧託·耶斯佩森（Otto Jespersen），不過他們的熱情馬上轉移到了更極端的人工語言項目中，隨之被看作是空想家而被大眾忽視。在當時，若沒有多種語言共同的努力，科學也就無法延續。
顯然，事情後來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當今就生活在由一種「世界語」統治的世界裡，只不過這個「世界語」變成了英語——它是某些異常強大的民族國家（美國）的母語，一點也談不上「中立」可言。多語言並存的科學體系到底發生了什麼？它瓦解了。1914年夏天，同盟國（主要是德國和奧匈帝國）與協約國（英國、法國和俄國）之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不僅帶來了傷亡，也毀掉了互助的國際主義理想。德國科學家聯合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宣揚德國戰爭的正當性，這都被英法兩國的科學家看在眼裡。
戰爭結束後，勝利的協約國（新加入了美國，俄羅斯因捲入布爾什維克革命漩渦而退出）成立了國際研究理事會，發起了對同盟國科學家的抵制。20世紀2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國際科學機構都把戰敗的德語科學家排除在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曾經作為主要學術語言之一的德語在科學界銷聲匿跡，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三種語言衰減為兩種語言。作為回應，德國人民加倍效忠他們的母語。多語並存體系開始出現裂縫，但真正讓其粉碎的卻是美國人。
1917年4月美國參戰之後，仇德情緒蔓延，德語也變成了替罪羔羊。在艾奧瓦州、俄亥俄州、內布拉斯加州以及其他州，德語原本是除英語之外的第二語言（這是因為該地區大量移民來自中歐），但開戰後就受到了壓制，直到1918年停戰紀念日之後，德語禁令才略有放寬。到1923年，美國一半以上的州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德語，不管是電報、電話還是兒童教育方面。
同年，在著名的「邁耶訴內布拉斯加州」（Meyer v. Nebraska）一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使用德語的法律，但是德語禁令造成的損害已成既定事實。外語教學完全被摧毀了，甚至包括法語和西班牙語教學，整整一代的美國人，包括之後的科學家在內，都成長在一個沒有外語的環境中。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當德國和奧地利物理學家發表了最新的量子力學進展時，美國物理學家之所以還能閱讀德語論文，是因為這些美國人都曾穿越大西洋前往德國進行研究生學習，在此過程中不得不學習了德語。
但不久之後，留德風潮就反轉為留美風潮。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解僱了所有的「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上左傾的教授，這一舉動徹底破壞了德國科學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幸運地逃離德國、移居國外的猶太科學家們也面臨著一系列困難：愛因斯坦的前助手科內留斯·蘭措什（Cornelius Lanczos）就因為研究課題以及英語太差這一廣為人知的原因而難以發表英語論文，哪怕他已經求助好友進行了詳盡的修改，甚至愛因斯坦本人也要依賴譯者與合作者的幫助。
與此同時，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ck）搬到了芝加哥，並最終習慣了使用英語。而馬克斯∙玻恩（Max Born）定居在了英國愛丁堡，能自如應用年輕時習得的英語。這些大人物提到自己學習新語言時的痛苦經歷，非常類似於今天的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自傳中描述的一樣，他們用英語發表自己的研究發現，在本土之外積累聲譽，意義重大。再看看德國：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卻拒絕了很多留學生求學德國的籤證，這進一步地孤立了德語，加速了由戰爭引起的德語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問題又逐漸受人口和地緣政治影響。19世紀，不斷對外擴張的大英帝國接觸到了各種外語，相比之下，20世紀崛起的美利堅帝國的科學家們則沒有面臨太多外語方面的競爭。然而，戰爭後奮起的大量蘇聯科學家與工程師成為了美國新的科技對手。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約25%的世界出版物使用俄語，僅次於英語的60%，俄語也成為第二主流的科技語言。但到20世紀70年代，俄語論文所佔比例開始下滑，因為全球的科學家都紛紛開始轉向使用英語。
為了掌握科學研究的自主權，美國人拒絕學習俄語，更不用說其他外語了，同時他們將美國化的科學體系越過大西洋輸送到其他英語國家或非英語國家，進一步推動了科學的英語化。歐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區的人們願意加入這一全新的單一語種體系，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論文被這一領域的大牛所引用，荷蘭人、斯堪地那維亞人、伊比利亞人不再用法語或德語發表論文，而改用英語。用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發表論文反而被認為是民族排他主義的表現：如果不是法語母語者，就不會用法語發表論文了，德語情況也大同小異。
隨著冷戰的進一步升級，用俄語發表論文也被解讀為明顯的政治立場。與此同時，全世界一代代科學家都在學習英語，這一行為卻並沒有被帶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自然科學中超過80%的論文著作是用英語發表的，現在這一數字則為99%左右。
那又怎麼樣呢？也許出於效率的考慮這是對的，用同一種語言來進行科學交流更好一些——如今科學的顯著成就可能歸功於此。然而我們也應銘記所付出的代價：1869年，門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差點與榮譽擦肩而過，因為元素周期表的創立是以俄語而非德語發表的。今天，科學進展日新月異的領域裡，如果將成果發表在非英語的普通期刊上（頂級期刊除外）則意味著無人關注。
法國數學家經常自豪地用法語發表論文，因為法語的格式有助於對數學證明的理解，但如果是注重實驗、較少使用方程式的學科，用英語之外的自己的母語發表研究則幾乎不可能。很多有潛力的學生最終遠離科學界，只是因為應付英語太困難，而不是因為他們處理不了多元微積分。此外，全世界上的教科書（甚至是高中的）都越來越多地使用英語出版，從而使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市場條件下，幾乎都沒有捷克語或斯瓦西裡語的微生物學教材存在了。這就是單一語言體系所要付出的代價。
然而，單一語言體系一旦建立，似乎就會穩定下來。以前從未有出現過這樣的科學交流的單一語言體系，作為經濟強國與軍事大國的母語，英語已經延伸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不管怎樣，有兩點是我們可以確定的：第一，維繫一個如此規模的單一語言體系耗費著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為非英語國家的語言培訓與翻譯投入大量資源。第二，哪怕明天英語國家都消失了，由於人們的習慣具有強大的力量，英語仍然會是重要的科學使用語言。科學家們提出的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指人們在判斷或決定時通常傾向於依賴最初的印象或信息）既解釋了以前的多語言體系，也支持了如今的單一語言體系。
問問你周圍的科學家吧，他/她會懂你的。
原文連結： https://aeon.co/essays/how-did-science-come-to-speak-only-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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