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今美國最負盛名的年輕經濟學家一至少許多資深經濟學家這樣評價他一此刻停在了芝加哥南區的一個紅綠燈前。這是6月中旬的一天，陽光明媚。他開著一輛年頭 已久的雪佛萊「騎士」，擋泥板上布滿灰塵，車窗也沒有關上，在高速路上飛馳的時候，車子會發出一種沉悶的噪音。可現在這車子卻很安靜，跟正午時分的街道一 樣，沒有任何聲音。周圍只有加油站，無邊無際的、裝著雙層玻璃窗的水泥磚石建築。一位年邁的流浪漢走了上來。他手裡舉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自己是一個流浪 漢，希望路人能給他點錢。他頭上帝著一頂髒兮兮的紅色壘球帽，身上穿著一件破破爛爛的夾克衫，在這樣一個溫暖的日子裡，他穿得顯然太厚了。
這位經濟學家並沒有馬上鎖緊車門，也沒有往前移動車子，更沒有把手伸進口袋裡找零錢。他只是打量著這位流浪漢，好像對方根本看不見他一樣。一會兒之 後，流浪漢走開了。「他的耳機不錯，」經濟學家說道，仍然盯著汽車的觀後鏡。「嗯，比我的還要好。」史蒂芬?列維特看事情的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樣，甚至也不 同於一般的經濟學家。這既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奇妙的個性，也可以被看成是惱人的怪癖一完全取決於你如何看待經濟學家。 ——《紐約時報雜誌》，2005年8月5日.
2003年夏天，《紐約時報雜誌》派記者史蒂芬·都伯納前佔採訪芝加哥大學最負聲望的年輕經濟學家史蒂芬·列維特。都伯納當時正在為一本關於金錢心理 學的書進行研究，他最近採訪了很多經濟學家，發現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都很差，好像英語是他們的第四或第五門外語一樣。而列維特最近也山於獲得廠約翰·貝 茲·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該獎章每兩午頒發一次，獲獎者均是那些午齡在40歲以卜的年輕經濟學家)而接受了許多記者的採訪，他發現他們的思維並不是那麼一位經濟學家 的話來說那麼富行洞察力。
列維特覺得都伯納與其他記者不—樣，而都們納也看出列維特不是一個只懂數學的經濟學家。都伯納被列維特的研究以及他解釋自己研究的方式流露出來的獨創 性所吸引。雖然列維特接受了很多精英式的訓練(他本科畢業—於哈佛大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並先後贏得過?系列獎項)，可他的研究方式卻相當離 經叛道。他完全不會以學者的方式來開：展研究，而更像是一個極其聰明又對所有事物充滿女子奇的探索者一個記錄片製片人、—個法庭凋查員，或一個劉體育、犯 罪、流行文化等都亢滿興趣的書呆子。一淡到經濟學，大多數人腦子裡立刻就會浮現金融貨幣等問題，而列維特很少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所以他總是在自嘲地說： 「我對經濟學並不太了解。」他一邊用手理了理蓋在眼睛上的頭髮，一邊告訴部伯納。「我數學不好，對計量經濟學也不太了解，我也不懂得如何形成理論。要是你 問我股市會升還是會跌，或者說經濟是一門成長型學科還是一門萎縮刑學科，或者說貨幣貶值是好事還是壞事，或者是一些有關稅務問題的話，那你顯然問錯人了， 我對這些知之甚少，如果我硬說自己懂得這些的話，那我一定是在撒謊。」讓列維特感興趣的是門常牛活中的各種問題。只行那些真正想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的人 才會對他的研究感興趣。都伯納在自己的文章當中對列維特進行廠這樣的總結：
在列維特看來，經濟學為人們提供了大量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它並沒有教會人們如何提出有趣的問題。列維特的天賦則在於，他非常善於提出問題。比如說： 如果毒品販子真能賺到很多錢的話，他們為什麼仍然跟自己的母親住在一起?一把槍和一個遊泳池哪個更加危險?導致過去十年犯罪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房地 產經紀人真的會把客戶的利益放在心上嗎?為什麼黑人父母會給孩子們取一些影響他們未來職業發展的名字?為什麼學校老師會通過欺騙的方式來提高學生分數?相 撲比賽中是否存在腐敗行為?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怎麼能買得起一副50美元的耳機?很多人，包括很多經濟學家，都沒有把列維特的研究當成是 經濟學。可他卻讓經濟學研完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解釋人們是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跟大多數學者不同的是，列維特並不排斥個人觀察和個人的好奇心；他也 不排斥講故事的方式(可他卻極為排斥微積分)。他是一個直覺主義者。他能夠在大量的數據當中發現一些其他人所沒有發現的故事。他能夠衡量其他經濟學家斷定 無法衡量的問題。列維特的好奇心同樣吸引了《紐約時報》成千上萬名讀者。人們向他提出了很多問題，在請求提問者中有通用汽車公司，有紐約揚基球隊，還有美 國參議員、監獄犯人、孩子家長等等，甚至還有一個20年來一直在精確記錄自己的甜餅銷售情況的傢伙。一位前環法大賽冠軍給列維特打來電話，問他該如何證明 現在的環法大賽當中充滿了作弊行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想知道列維特如何利用數據來跟蹤洗錢犯罪和恐怖分子。
他們的回應更加堅定廠列維特的信念：現代社會雖然看似複雜，充滿廠欺騙，但它並非不可破解、無法預知，只要能夠提出適當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這個社會比我們想像的更加有趣。我們唯—需要的就是一種新視角，一種看待社會的新方式。紐約一家出版商告訴列維特他應該寫本書。
「寫本書?」他說道。「我可不想去寫書。」他手頭已經堆滿了上百萬個問題，他的時間甚至都不夠用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他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高明的寫作者。所以他拒絕了，他說自己並不感興趣，「除非，」他建議道，「都伯納能夠跟我一起完成這本書。」
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在一起合作。可這兩個人，也就是本書中的「我們」，決定好好談談，看看是否有機會合作完成一本書。談完之後，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寫出一本好書。希望你們也能這麼認為。
假設一個人被蛇咬了，然後死了，你會得出什麼結論？不懂偵探術的普通人就下一個結論，他被蛇咬死了。不過對於犯罪實驗室 的傢伙們來說，需要有證據說明蛇是毒蛇，死者血液裡有毒素，才能證明他被蛇咬死了。也就是說，要解剖屍體才知道真相。屍體，就是證據。會遇到多種情況，比如說解剖證明蛇不是毒蛇，因此咬不死人，那麼人為什麼死了呢？答案是心臟病，被嚇死了。多數案子到這裡就結束了。
不過接下來經濟學家們登場了。經濟學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這一帶從來沒有人被蛇咬過，因為3年內蛇膽大貴，所有人出門捕蛇，這一帶蛇已經絕跡。供需分析加上成本收益解釋，一下子就說明了這一帶只要有條蛇出現，很快就會被人抓起來。而要在鬧市區大街上出現並嚇死一個人的可能性太小了。經濟學家的證詞到此結束。
等等，這意思就是說有人故意帶一條蛇去嚇死人另一個人？是的，警察同志，現在是你們的事情啦。這是一起謀殺案。
從上面這件小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與偵探術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研究犯罪經濟學的人比較少（我的意思是研究者中出名的比較少，實際上你到NBER的網站上一搜索犯罪經濟學，就會發現你一輩子就淹沒在文獻的海洋裡了），所以很多人還沒有見識到經濟學在這方面的魅力。不少偏見認為經濟學就像屠龍術，儘管經濟學家舌綻蓮花，關鍵問題在於「龍」在哪裡呢？這種責難大多數是針對「經濟學帝國主義」者的，因為害怕經濟學家把他們的飯碗也搶了。
小布希競選的時候，就拉了這麼一個經濟學家來充當犯罪問題專家，從而搶了犯罪學家的飯碗。他的名字叫史蒂芬·列維特。如果你不知道他，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他只是拿了一個克拉克獎而已，並且在芝加哥大學的網頁上也是小小一頁。要知道連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大師加裡·貝克爾也只有一頁介紹，下面稀鬆平常得寫著：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這兩位把經濟學分析拓展到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的學者，能取得目前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經濟學就像偵探術，重要的是證據以及驗證。
「經濟學帝國主義」實際上也是經濟學家自己提出來的，這麼好聽的名字，一般來說，經濟學家總是私心重而要佔為己有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是加裡·貝克爾，他於199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是因為他1976年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叫做《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把經濟學的分析應用到種族歧視問題、犯罪罰款問題、生不生小孩等問題的研究上，從而拓展了經濟分析的範圍。不少法學家以及社會學家認為貝克爾搶了他們的飯碗。不過貝克爾不以為意，因為他覺得經濟學不過是一種分析的手段而已。而且他還時時背誦偉大的馬歇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自勉：「要是你覺得一個問題重要，就不要管它是不是經濟學問題」。貝克爾之後，順著這個路子繼續前進的人中，最出名的就是克拉克獎獲得者史蒂芬·列維特了。
列維特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尋找證據，並且給出解釋，揭開了隱藏的真相，於是有了《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在犯罪經濟學這個領域，其實所有的研究如果有什麼用的話，那麼就是要儘量減少犯罪。你的研究是用來解釋犯罪減少的因素也好，或者是揭示犯罪成因也好，都會有助於更好地控制犯罪。通常經濟學家都認為只要經濟發展得快，就能有效遏制犯罪，理由是經濟發展了，機會就多，機會多犯罪分子就不用犯罪去獲得其利益，而可以利用經濟機會來獲益，這樣犯罪分子就會少，於是他們給出了政策建議是發展經濟，社會就會和諧。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沒有錯。不過減少的是經濟類犯罪，而兇殺案並不會因為經濟發展而減少，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也許錢多了，財產糾紛會更多？那麼真正導致兇殺案減少的原因是什麼呢？經濟學家們又馬不停蹄開始尋找新的證據，他們找到了類似於死刑的執行帶來的阻嚇作用（犯罪分子被嚇壞了）、增強了警力以及建造了新的監獄（犯罪分子都給關起來了）、槍枝回收（沒有槍了兇殺的可能性就小了一點，畢竟槍是最可怕的武器）等等，這些理由充分嗎？列維特發現，犯罪分子死都不怕所以死刑的恐嚇作用微乎其微；增強的警力和新造的監獄雖然有一定作用，但是在警力沒有增加監獄沒有建造之前，犯罪率就開始下降了，所以這個理由也是站不住的；槍枝回收也不是理由，瑞士所有人都有槍但犯罪率奇低，也就是說槍枝本身並不會引發犯罪，減少槍枝流通也不會降低犯罪率。
天哪，所有的證據都站不住腳。正如一開始的那個人他不是被蛇咬死的，也不是被槍打死的，更不是被車撞死的，COD 是嚇死的。那麼犯罪率到底因為什麼而下降呢？列維特通過數據分析表明，是因為原來可能成為罪犯的那批人沒有被生下來。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因為那些潛在罪犯由於墮胎政策而沒有機會成人，所以結論就是墮胎造成了犯罪率下降。所有人都質疑列維特，你怎麼知道生下來的小孩子就會成為罪犯？列維特的理由是墮胎的女子的年齡段和經濟情況，他找到的證據令人信服的表明，自從墮胎合法化之後，大量選擇墮胎的要麼是養不起孩子的、要麼是還沒有準備好當母親的，無論哪種情況下，孩子出生的環境肯定是非常糟糕的。不能否認出生的孩子可能會長成另一個林肯，但是他們成為罪犯的機率更高。並且更重要的是，這是在解釋歷史，而不是推斷將來。
那麼你還想知道學校老師會不會作弊嗎？三K黨和房地產經紀人之間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嗎？或者你想了解販毒既然這麼賺錢，那麼毒品販子為什麼仍然和自己的媽媽住在一起嗎？諸如此類的問題，列維特奇思妙想又邏輯嚴謹證據充分，娓娓道來，引人入勝。
但這並不歸功於這本書的中文翻譯，而是歸功於本書的另一名合作者，記者都伯納，他把列維特的思想轉述成更為通俗易懂的文字。因此，只要是初通英文的都可以翻譯得生動流暢。而本書的中譯者劉祥亞恐怕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例如本書原名Freakonomics，這是列維特自己生造的一個詞語，freak的意思是奇異的、反常的、搞怪的等等，不知道為什麼被翻譯成《魔鬼經濟學》，我看翻譯成《搞怪經濟學》沒準更符合列維特的心意，因為書的原副標題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中，rogue就有調皮、搞怪的意思，想想書中那些選題，你或許會同意我的看法。
劉祥亞對經濟學的不了解還表現在對第二頁對Amartya Sen的翻譯上，一般讀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是1998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現在是約定俗成的翻譯，而作者譯成阿瑪塔·塞恩，從讀音上來說就相去甚遠。令人吃驚的是譯者稱自己獲北京大學英美文學、經濟學和新聞傳播學學位，居然不知道森是何人？同一頁作者又把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翻譯成諾茲克。類似的錯誤還有第15頁，把The Worldly Philosophers錯印成The Wordly Philosophers，那可是熊彼特的學生海爾布隆納最重要的思想史作品。第99頁把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翻譯成荷默斯。以上諸種錯誤均顯示譯者的社會科學的常用知識相當匱乏，以至於在本書正文中多了一些不和諧之處。
另外令人作嘔的是本書封面上的廣告，英文版的封面是青蘋果裡面卻是橙子餡，而中文版的想像力就只能停留在「披著羊皮的狼」身上，品味非常惡俗。而且封面下方的廣告語竟然還有語法錯誤，令人啼笑皆非。廣告語上寫著「從根本上徹底改變你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小學生改錯就能發現「從根本上」就是「徹底」的意思，犯了同意反覆的錯誤。再說印上2005年全美第一經管暢銷書的廣告，也是華而不實，有欺騙消費者的嫌疑。揭開事實的真相，這本書的讀者最終都將認識到，正如列維特如偵探術一般的經濟學分析告訴我們的那樣，這其實是一本嚴肅的經濟學書籍，而非什麼經管類暢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