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沒落

作者=理察·戴維斯

來源=《極端經濟》

格拉斯哥曾與倫敦爭奪鋼鐵造船業，與利物浦分享巨大的美國貿易，這裡市民的活力使其成為英國的第二大城市。——斯潘塞·沃波爾爵士，《英格蘭史》

蘇格蘭的死亡率一直遠遠高於英格蘭和威爾斯……儘管與英國其他地區相比，這種無法解釋的高死亡率在蘇格蘭的所有地區都存在，但格拉斯哥及其周邊地區的死亡率最高。——戴維·沃爾什，《歷史、政治與脆弱性：對蘇格蘭和格拉斯哥高死亡率的解釋》

幽靈之河

人生的開始

格拉斯哥的造船工人是一群意志堅強的人，但即使他們中最堅強的人，在看到一艘大船下河時也會激動不已。來自戈萬的74歲老人吉姆·克雷格說：「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當你看到自己建造的船滑入克萊德河時，你會有一種巨大的成就感。」 戈萬位于格拉斯哥中心以西，曾經是英國造船業的中心地帶。克雷格出生在埃爾德公園路，離費爾菲爾德造船廠的主大門只有幾百米遠，他的父親曾在這家造船廠做鍋爐工。1959年秋天的一個星期五，他離開了學校，在接下來的星期一，也就是他15歲生日那天，他開始在費爾菲爾德造船廠工作。他在造船行業幹了半個世紀，當過勤雜工、學徒、焊工、工頭，最後當上了經理。他也週遊了世界，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匹茲堡的一家造船廠。他說他喜歡在國外工作，但和所有造船工人一樣，他的心仍然留在費爾菲爾德，這是他的第一個或者說是「母」造船廠。他說：「無論你在世界上走到哪裡，你總是對你工作的第一個造船廠懷有感情。如果有機會，你就會回到那裡。這是一種強烈的依戀感，因為你的『母』廠給了你人生的起點。」

克雷格當時可能還不知道，年輕的他是給全球經濟帶來革命性變革的格拉斯哥造船工人團隊的最後一批人之一。就血統而言，這些造船廠是神聖的，因為正是在克萊德河畔發明了蒸汽動力和鋼鐵船體航運，也正是克萊德建造的巨型船隻在1870—1910年推動了第一次貿易全球化。就對現代經濟的持久性影響而言，很少有城市能與格拉斯哥競爭。底特律的汽車可能給交通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但格拉斯哥的輪船創造了我們今天生活的相互聯繫的世界。當克雷格在1959年開始工作時，克萊德河上遊有8個大型船廠，它們之間有一千年的歷史。但十年之內，大多數都失敗了。

如今，當你在克萊德河畔漫步時，你看不到任何正在建造的船隻，除了兩個船廠外，其餘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在飛機庫進行的小規模軍事活動。唯一可以看到的船是格倫利號，這是一艘245英尺長的鋼鐵船體大船，於1896年在這裡下河。對跳上船的遊客和在甲板上賽跑的孩子來說，這艘船的中等大小和過時的技術描繪了一幅強大的克萊德河工業的虛假圖景。19世紀末，世界上1/5的船隻，包括長度超過350英尺的最先進的蒸汽船都是在這裡建造的。現在河的南岸還留有失去的工業所剩下的傷痕，船隻在裝船和裝配時曾經停靠的碼頭上長滿了雜草，辦公室是廢棄的，窗玻璃是破碎的，還有滿是塗鴉的紅磚牆。

格拉斯哥是一個極端的經濟體，因為在20世紀沒有其他城市經歷過如此嚴重的衰退。要明白這一點，就得考慮高潮和低谷。在19世紀晚期，格拉斯哥被視為「帝國第二大城市」，在許多方面開始超過英國首都——在藝術、設計、建築以及工程、創新和貿易方面領先於倫敦，有些人甚至稱它為「現代羅馬」。

然而一個世紀後，造船業消失了，失業現象普遍，在格拉斯哥郊區的卡爾頓，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54歲（在史瓦帝尼，27%的成年人患有愛滋病，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是57歲）。從「現代羅馬」到落後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方，格拉斯哥從歐洲最好的城市變成了最麻煩的城市。格拉斯哥的故事——成功城市如何走向失敗——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1950年，全球只有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如今我們中超過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全球75%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

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一個城市經濟的脆弱性就是理解未來的風險。我訪問了格拉斯哥，會見了那些還記得這座城市強盛時代的人們，他們可以直接解釋是哪裡出了問題。

格拉斯哥的衰落

維吉尼亞·唐斯家族

格拉斯哥在國際貿易的推動下實現了較大發展，作為一個港口，它的地理位置在英國是最好的。在蘇格蘭西海岸順風的情況下，從格拉斯哥航行到維吉尼亞州和馬裡蘭州等美國殖民地比從倫敦出發要快得多。在18世紀中期，當地的商人會買下所有的消費品，然後把它們賒銷到美國，種植園主則會把菸草送回來以償還這些債務。坎寧漢、格拉斯福特和施皮爾斯等少數家族控制著這個市場，他們擁有遍布殖民地的連鎖店。像約翰·格拉斯福特和亞歷山大·施皮爾斯這樣的人成了歐洲最重要的商人，他們被賦予了與身份相稱的稱號，包括「菸草大亨」和「維吉尼亞·唐斯」。

格拉斯哥軸心：從菸草到造船

美國的獨立削弱了格拉斯哥對菸草貿易的控制，並摧毀了「維吉尼亞·唐斯」家族，但這座城市的經濟才剛開始崛起。菸草商人對格拉斯哥的基礎設施進行了投資，深挖並清理了克萊德河。有企業家精神的格拉斯哥人將業務多元化，開發出以蒸汽驅動的動力織布機，以快速而廉價地製造亞麻布。從亞麻布貿易中獲得的金屬加工和蒸汽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再加上河流通道的改善，催生了格拉斯哥第二大世界領先的貿易——船舶製造業。

雖然菸草最初使格拉斯哥富裕了起來，但卻是船舶製造業把它變成了工業革命的超級大城。船舶製造業的利潤十分豐厚，格拉斯哥每年生產200多艘新船，其中包括英國、荷蘭和土耳其政府委託的海軍艦艇。到了19世紀60年代末，克萊德河畔已經有2萬名工人。格拉斯哥是世界領先的創新之都，到處都是就業機會，因此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喝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投資者。1888年格拉斯哥舉辦國際展覽會時，有近600萬人參加。這比整個蘇格蘭的人口還多20%，其中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格拉斯哥似乎註定要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城市之一。

神聖的三位一體

與此同時，在格拉斯哥以南300英裡的地方，劍橋大學一位40多歲的名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家正在寫《經濟學原理》，這本書後來成為經濟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一個關係到許多人生活的重要問題是，為什麼企業選擇在特定的城鎮扎堆？馬歇爾認為，從歷史上看，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某一特定行業的專門場所，是因為它們靠近一種原材料。例如，費爾菲爾德以刀具而聞名，它的砂石質量很高，這可以用於製造砂輪。但是更好的交通工具的出現使這些聯繫變得鬆散，他說，這意味著工廠不再需要緊挨著它們賴以生產投入的礦山或森林。重工業的業主可以在任何地方落戶，但他們往往選擇靠近某個專業化工業城鎮的其他工廠。馬歇爾認為，這種集聚是由三種力量推動的——勞動力隊伍、技術溢出和供應鏈。它們今天被稱為集聚的「三位一體」。

在某種程度上，這三種力量是顯而易見的，訓練有素的勞動力隊伍、創新的技術和可靠的供應鏈對工業城市的企業是有利的，這是一個常識。但這些力量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影響著一座城市，它們不會讓一家企業特別受益，也不會有任何一家企業負責生產它們。正如馬歇爾所說的，它們有點兒隱蔽在人們的視線之外，一個專業城鎮的產業是無處不在的，以至於當地的孩子「不知不覺」就學會了它們。在任何一個工廠之外，它們都是屬於整個城市或城鎮的財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馬歇爾提出的三種力量都具有「外部性」。在達裡恩峽谷，外部性意味著自由貿易造成了損害；而在格拉斯哥的繁榮中，外部性則創造了巨大的價值。

在達裡恩峽谷，當一名伐木者決定砍伐一棵樹，但沒有考慮到這個決定會對其他重視熱帶雨林的人所造成的影響時，就會產生外部性。由於一群伐木者都以同樣的方式行事，這種外部性放大了一些負面的東西，其結果是環境退化的程度遠遠超出伐木者的想像。

但外部性也可以是積極的。想像一下，一個船廠老闆正在考慮在克萊德河岸的哪個位置建廠。通過選擇在戈萬建廠，可以對其他船廠產生一系列積極的影響：競爭對手可以僱用下崗工人或挖走最好的工人，該船廠可以模仿和改進新來者的技術，並在新的供應商提供原材料時獲益。就像個人伐木者沒有看到他造成的全部損害一樣，個體的船廠所有者也沒有意識到這種積極影響的程度。結果是放大了一些積極的東西——每家企業都可以從勞動力、技術和供應鏈中受益。利益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之上，這使格拉斯哥這樣的城市比任何個人計劃所設想的都要強大得多。

集聚在行動

與格拉斯哥的人交談，就是為了理解馬歇爾所說的一個行業「無處不在」是什麼意思。在戈萬出生的歷史學家科林·奎格利說：「造船業深深植根於這座城市的身份之中，過去很容易定義和解釋這座城市的生活。」這條信息的意思很簡單：「歡迎來到格拉斯哥，我們在這裡造船。」奎格利先生帶我參觀了戈萬，指了指那些早已不復存在的船廠、劇院和電影院。在這個城市的正中央，我們到達了一個叫作戈萬的十字路口，路口中央有一個鐵製的紀念碑。在這個曾經是英國造船業中心的地方，戈萬的座右銘出現了：「沒有工作就沒有一切。」

戈萬當然有馬歇爾所說的勞動力隊伍，那裡的人知道如何努力工作。20世紀50年代，標準工作時間為一周6天，總計48小時（「周末」一詞傳統上指的是周六午餐時間）。這是一個宗教城市，很多人會在周日休假去教堂做禮拜，但每周工作7天以賺取加班工資也是很常見的。

格拉斯哥也是技術如何通過模仿和改進進行擴散與放大的最好例子。1801年，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夏洛特·鄧達斯號在克萊德河下河。這艘船是木製船體，有蒸汽動力的槳輪，長度為56英尺，能夠以每小時6英裡的速度行駛。隨著蒸汽動力水運的概念得到證實，世界上第一艘客輪——彗星號很快就出現了。1818年，羅伯特·威爾遜建造了第一艘金屬船，這也是第一艘依靠船尾動力推進的船。這艘小船是重塑全球貿易的大型船隻的祖先，它有一個合適的大名——火神號。

克萊德河沿岸造船創新的精細化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第二種集聚力量的例證，並使格拉斯哥領先其他城市數十年。1814年，當在克萊德建造的蒸汽船瑪格麗號駛往倫敦時，它被描述為一個「不同尋常的幽靈」，在倫敦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因為泰晤士河上從來沒有人見過蒸汽船。以造船業為核心，大量的附屬產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是馬歇爾對專業化城市的第三種解釋。這些造船廠需要大量原材料。隨著向迅速擴張的造船廠供貨，格拉斯哥的金屬和煤炭公司的數量不斷增長。造船也刺激了輕工業，1837年，加拿大人塞繆爾·丘納德在富有的格拉斯哥人的投資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為豪華旅行業的先驅，丘納德輪船公司的海報上宣傳著從格拉斯哥到紐約和孟買的迷人旅程，在曼哈頓，居民們被吸引前往格拉斯哥和蘇格蘭的「浪漫之地」。雖然這些遊輪遠遠超出了格拉斯哥工人階級的承受能力，但這些豪華遊輪為木匠和地毯裝配工，以及銷售家具、玻璃和餐具等產品的公司創造了數千個就業機會。

格拉斯哥的衰落

正如馬歇爾所說的那樣，格拉斯哥對所有現代城市的警示是：任何「無處不在」的經濟效應都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在達裡恩峽谷，負外部性惡化了環境，傷害了每個人，但又不能特別歸咎於任何人。因此，幾乎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來減少這種效應。然而在正外部性的情況下，邏輯是顛倒的。勞動力隊伍、技術和供應鏈的好處惠及城市中的每個人，但沒有人特別負責維護它們，格拉斯哥顯示出的風險是保護這些條件的措施太少了。

死亡來得很快。按噸位計算，英國造船廠在1947年製造了全球57%的新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件好事，德國和日本的造船廠被摧毀了，在戰爭中失去客輪和油輪的盟國需要新的船隻。和平的海洋意味著全球貿易的蓬勃發展，對貨船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全世界商船隊的運力在1948—1965年翻了一番。

但克萊德河畔的船廠沒能抓住機會，開始失去市場份額。到了1962年，英國在全球船舶製造業的份額僅為13%，到1977年，該行業已被收歸國有，成為英國造船公司，但該公司很快就倒閉了。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一流的船舶製造業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轟然倒塌，最後變成了一個國有企業的軀殼。

馬歇爾的三種集聚力量給我們的教訓是，當一家公司在一個城市建立時，它會為所有其他公司創造看不見的利益。與之相反，每當一家公司離開一個城市，那就意味著勞動力的減少，技術創新縮減，供應鏈更加薄弱，這些都會影響留下來的每一個人。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一個城市應該極其嚴肅地對待任何會損害該地公司利益的事情——包括外國競爭。

英國嚴重低估了來自海外的威脅。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未能認識到實體基礎設施可以迅速重建，而且一旦重建，往往會比以前有所改善。漢堡和不萊梅的船廠在英國的「千架轟炸機」空襲中被摧毀，日本在長崎的重要船廠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摧毀。但這些競爭者戰後迅速進行重建，並在此過程中對它們的船廠做出了巨大的改進。日本的新船廠也大得多，使它們能夠更大規模地運營，並實現成本節約。日本開始贏得合同，這降低了格拉斯哥的市場份額。

克萊德河曾經是一個創新中心，但這裡的工人卻被舊技術困住了。外國競爭者開發了新的焊接方法來連接船體的各個部分，而克萊德船廠通常使用耗時、昂貴和沉重的鉚釘。1965年，英國政府派遣了一個部長級代表團去日本對該國的造船新設施進行考察，他們的發現讓人坐立不安，位於大阪以西100公裡處的相生船廠的工人當年每人建造的船舶噸位為182噸，這是一個典型的英國船廠的22倍。

曾幾何時，造船業中最好的想法在格拉斯哥自然地湧現出來，工頭只要抬頭看看克萊德河岸，就知道他們的競爭對手在做什麼。但是現在這個行業已經國際化了，克萊德的船廠沒有對重要的變化及時做出反應。客戶的需求轉向了由柴油發動機驅動的長途貨船和油輪，而不是格拉斯哥著名的燃煤蒸汽船。航空旅行的出現和對大規模移民的限制，意味著對大型客輪的需求下降，而大型客輪是克萊德河船廠的另一個專長。所有這些趨勢早在幾年前就有跡可循了，雖然公司有職業經理人，但格拉斯哥的管理人員通常是來自車間的男性，他們在當前的工作中表現出色，但在跟蹤外國最新技術或發展方面卻不是專家。

船廠所有者也未能進行恰當的再投資，他們雖然獲得了可觀的股息，但只將不到5%的利潤投入到新機器和新技術中（相比之下，汽車製造商的再投資比例超過12%）。造船廠在應該投資前沿技術的時候卻被榨取了資金。克萊德河沿岸傳播的思想曾一度引領世界，但是現在整個城市都已經過時了。

呼叫鄧祿普

英國歷屆政府也發揮了作用，在糟糕的經濟基礎上實施了災難性的產業政策。船舶製造業如同一個燙手山芋一樣被扔向政府部門，產生了大量的研究和報告，但很少有創新的想法。由於無法決定如何做，政客們在1965年成立了一個獨立委員會，該委員會由雷伊·格迪斯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沒有航運方面的專家（格迪斯是輪胎製造商鄧祿普的常務董事），委員們也沒有參觀過造船廠。經過數月的深思熟慮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宏大的想法，即試圖利用一種名為「分組」的政策來模仿規模較大的日本船廠。格迪斯的結論是，像英國克萊德河這樣的區域有太多獨立的船廠，它們應該通過強制合併而形成更大的集團。每個造船商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地盤，但他們會表現得好像他們是一個更大集團的一部分。

即使就其本身而言，這個計劃也毫無意義。威斯敏斯特的官員所迷戀的日本船廠是大型的單一場所，格迪斯的計劃只是為現有的設施重新貼上標籤，稱它們為企業集團。格拉斯哥是這方面最極端的例子，1967年11月，由費爾菲爾德、亞歷山大·史蒂芬、查爾斯·康奈爾、約翰·布朗和亞羅船廠組成的上克萊德造船廠成立。重新貼上標籤的基礎設施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日本的大型船廠，這些獨立的船廠並沒有變得更大，它們之間的距離仍然有幾英裡遠。常識告訴我們，這並不是實現規模經濟的方式。

與日本大型船廠競爭的唯一方法是建造一個設施，這可以是一個公共設施，各個船廠可以根據贏得的合同競標租用此設施。除此之外，根據馬歇爾關於在成功的城市中，公司之間具有溢出效應的觀點，格拉斯哥需要出臺政策以重新點燃該市已枯竭的正外部性，開展一項大規模的培訓和設備投資計劃，以創造一批熟練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可以再次在前沿造船技術中發揮作用。

然而這些都沒有發生，在四年的時間裡，上克萊德造船廠花費了納稅人7 000萬英鎊，但卻沒有實現格迪斯所承諾的效率。1969年夏天，該集團已經瀕臨破產，依靠政府的救濟艱難度日，直到1972年才解散。隨著船舶製造業的衰落，格拉斯哥的失業人數大幅上升，從1947年的幾乎為0到1966年達到11.8萬人，1983年達到9.6萬人。如今，格拉斯哥有5.9萬戶家庭（佔總人口的1/4）的成年人沒有工作，這一比例遠遠高於英國的平均水平。

貧困與死亡

卡爾頓的故事

55歲左右的克雷吉是土生土長的卡爾頓人，這是格拉斯哥東區的一個區域，記錄了這個城市最低的平均預期壽命。克雷吉在倫敦路與威爾斯街交叉口附近的一戶人家長大，此地也位於該區的正中央，他還依稀記得失業對該地區的影響。在他的童年時代，東區是一個熱鬧的地方，你會一直很忙，你雖然很窮，但你一直在工作，你的父母也會給你找一份工作。

克雷吉和他的同伴在1978年年滿16歲，但那時一切都改變了。馬歇爾的第三種集聚力量——企業對一個城市的供應商和相關產業網絡的影響，已經把痛苦的船舶製造業的損失傳遞到了整個格拉斯哥。位於倫敦東區的帕特海德鍛造廠本來是克雷吉的天然僱主，在鼎盛時期，曾有2萬名工人在那裡工作。但是由於造船廠的衰落，鍛造廠也在1976年倒閉了。威廉·阿羅爾爵士於1872年建立的達爾馬諾克工廠曾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先驅，也在1986年倒閉了。隨著該地區歷史悠久的僱主消失，對克雷吉和他的許多朋友來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由失業、酒精和海洛因來定義的。

格拉斯哥的黑暗之謎

酗酒、吸菸、不良飲食習慣和缺乏鍛鍊，這些糟糕的慢性因素都縮短了格拉斯哥人的壽命。這座城市建在菸草上，帕特海德和達爾馬諾克（卡爾頓東端隔壁的郊區）最近的數據顯示44%的人在吸菸，其中包括36%的孕婦。格拉斯哥酗酒導致的死亡人數是蘇格蘭平均水平的好幾倍，而蘇格蘭的平均水平本身就高於歐洲標準。格拉斯哥山巒起伏，綠意盎然，綿延數英裡的自行車道提供了絕佳的視野，但在較貧窮的地區，超過1/4的成年人受到殘疾的困擾。在工作日的下午，在一條從市中心向東延伸的歷史大道——絞架門（Gallowgate）上，到處都是站在酒吧外吸菸的失業男女，許多人都用拐杖和齊默式助行架撐著身體。

第二組更嚴重的因素——毒品、暴力和自殺是格拉斯哥50歲以下人群的主要「殺手」。2016年，該市記錄了257例與毒品有關的死亡事件，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英國其他地方。蘇格蘭地區每年因毒品死亡的人數如圖6.1所示。除了吸毒死亡的統計數據外，格拉斯哥的自殺率和謀殺率都遠遠高於蘇格蘭的平均水平。男性是最危險的，佔自殺人數的69%，佔與毒品有關的死亡人數的70%，佔謀殺案的75%。

這些因素都與經濟貧困有關。貧困對健康影響的統計分析是格拉斯哥的另一項創新，這可以追溯到1843年對霍亂疫情的開創性研究。今天，格拉斯哥擁有61個微觀區域的深入數據。統計數據顯示，在卡爾頓、戈爾巴爾斯和戈萬等受工業損失打擊最嚴重的地區，人們的收入較低，失業的可能性較高，因此他們更有可能吸菸、酗酒、吸毒並英年早逝。

但這種純粹的經濟解釋並不能完全說明格拉斯哥人的過早死亡問題。看看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是解開這個謎題的一種方式。這些城市在當地被視為格拉斯哥的同輩，都是西海岸的大城市，都有共同的工業歷史、愛爾蘭人和宗教遺產，以及歷史悠久的足球隊。這三個地方相似的觀點在更嚴格的統計比較中得到了證實，從就業到飲食，從收入剝奪到毒品的所有數據都表明，這三個都受到去工業化打擊的地方是非常相近的。

然而，有一項統計數據引人注目，格拉斯哥過早死亡的比例比利物浦和曼徹斯特高30%。對經濟和社會貧困的深入研究並不能解釋這個謎團，如果把所有因素都考慮進去，格拉斯哥人仍然離世太早了。

這個超出衛生專家解釋範圍的過量死亡數據是在2010年被發現的——每年死亡約5 000人，這被稱為格拉斯哥效應。它被認為是在大約50年前出現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更糟糕。早期死亡之謎暗示了一些隱藏的因素，這些破壞格拉斯哥的因素在大多數研究中被忽略了。從邏輯上講，這種破壞性的力量肯定會讓這裡的人們變得脆弱，但對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人們則傷害較小。無論隱藏的因素是什麼，它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產生影響。

隱性資本

整合、監管與風險

與經歷過格拉斯哥衰落的人的討論使我確信，格拉斯哥之謎的解決方案在於這座城市鼎盛時期出版的一本書，這本書由一位貧窮的法國學者埃米爾·迪爾凱姆所著，經濟學家對此書卻不屑一顧。在一位摯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後，迪爾凱姆下定決心了解法國的高自殺率。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戰爭後，這個國家在19世紀末蓬勃發展，在藝術和科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經濟快速增長，實現了和平。但是，伴隨著「美好時代」而來的是另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統計數據——自殺人數激增。所以迪爾凱姆著手找出原因，並在1897年出版了專著《自殺論》。這是社會學的一本基礎性著作，也是一種被忽視的思維方式的根源，這種思維方式有助於解釋格拉斯哥的問題所在。

迪爾凱姆所發現的模式過於強大，以至於自殺不能完全歸咎於集中於個人環境的典型解釋——抑鬱或債務。數據顯示，自殺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抑鬱或負債的個人的總和，還是一種源於更深層次問題的社會現象，他稱之為社會的「疾病」或「感染」。這種現象的原因通常是缺乏「社會融合」，在人們設定個人目標的地方自殺率會更高——如果他們的計劃出了問題，他們會感到冷漠和絕望。

相比之下，他觀察到人們通過團隊精神團結在一起的社會更強大，因為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當這些地方出了問題時，就會有一種對每個人都有利的相互精神支持。正如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所說的有益的經濟力量可以無處不在，對於迪爾凱姆來說，這種保護性的安全網是城市中每個公民所共享的東西。

卡拉布裡亞效應

為了弄清這與格拉斯哥的消亡有何聯繫，我們需要在迪爾凱姆的基礎上進行一項開創性的現代研究，我們在義大利做一個短暫的迂迴。義大利在1970年從羅馬下放權力，成立了20個新的地區政府議會，使之能夠控制從衛生、教育到公共工程和經濟發展的一切事務。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跟蹤的有趣實驗，於是他開始在義大利全國各地進行自駕遊，沿途採訪了數百名官員和公民。

新一屆地方政府的表現千差萬別，代表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的政客和公務員做了每個人都希望做的事情，開創了促進貿易和保護環境的創新性法律。市民對他們的政治家感到滿意，經濟也實現了蓬勃發展，義大利南部的「腳趾」卡拉布裡亞則是另一個極端。在這裡，政府官員除了拿薪水之外幾乎什麼都不做（官員們很懈怠，帕特南常常找不到人接受採訪）。在經濟方面，卡拉布裡亞是歐盟地區發展水平最低的地方，當地一些村莊裡的卡拉布裡亞人仍然住在石屋裡。1990年，義大利內部分化嚴重，最強大的地區與德國競爭，最弱的地區則陷入了貧困。

為了深入了解義大利的兩極分化，帕特南遵循了迪爾凱姆的理論，搜集大量數據來補充他在全國各地旅行時所聽到的個人情況和故事。他發現了社會交往水平的巨大差異，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及其北部鄰近地區有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有數以千計的足球、徒步旅行和狩獵俱樂部，人們一起組團觀鳥或讀書，當地還有合唱團和樂隊。除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人們也積極參與公民活動，參加公民投票，閱讀當地報紙以對政治家進行問責，並建立信用合作社，向那些需要資金的人提供貸款。在義大利北部，人們說他們感覺自己與一個更大的群體聯繫在一起，在迪爾凱姆的「整合」雷達上，該地區應該會得分很高。

義大利南部的卡拉布裡亞、坎帕尼亞和西西里是一個讓人聯想到浪漫畫面的地方：崎嶇的海岸線，和藹可親的漁民與農民在橄欖林裡暢聊。事實上，帕特南發現的卻是一團糟的村莊和城鎮。幾乎沒有公民活動，也沒有社交俱樂部或運動隊，大多數人並不關注當地新聞，也不參與投票。他們做出的決定是短視的、自私的，而且常常是腐敗的。卡拉布裡亞人使用的令人沮喪的諺語讓帕特南感到震驚，其中包括「行為誠實的人會得到悲慘的結局」。不出所料，像北方信用社這樣的非正規經濟支持機制在南方那些信任度很低的村莊裡是聞所未聞的。

帕特南據此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社區的福祉，包括它的民主和經濟，取決於「社會資本」。北方的俱樂部、團體與社團反映並產生了信任、奉獻和接受恩惠的文化規範以及參與公民生活的傳統。總而言之，這些傳統、非正規機構和文化規範，也就是北方的社會資本，推動了貿易和政治的繁榮，並使一些特別的支持方案成為可能，比如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緊急貸款。相比之下，南方幾乎沒有社會資本，而是依靠一種被稱為「非道德家庭主義」的破壞性文化規範來運作的，這是一種行為準則，它要求你儘可能地為你的家人攫取一切，並欺騙你的鄰居。

迪爾凱姆和帕特南提到的問題——因為沒有參與更廣泛的團體或項目而感到無方向、缺乏整合性、無助和孤獨，正是許多格拉斯哥人在被問及他們的城市的衰落時所談論的問題。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不是在討論工業衰落時出現的，而是在拆除他們的傳統公寓時出現的。

格拉斯哥失去的資本

另一個公寓的故事

當你在戈萬尋找一位研究公寓生活的專家時，似乎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瓊·梅爾文，她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圖書館、當地博物館以及當地歷史團體中。瓊現年93歲，是一位有著清晰記憶的老戈萬人。她通常會戴一條絲巾，用胸針或紐扣系在一起，還有一頭濃密的白髮。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說：「我對造船了解不多，但我知道有關公寓生活的一切。」

格拉斯哥的住房在英國是獨一無二的，它也是城市外來者地位的另一個反映。1707—1901年，格拉斯哥的人口從1.3萬增長到96萬，這在英國是增長最快的，因此需要一種量身定製的建築。傳統的格拉斯哥公寓有三四層樓高，由砂巖建造，公寓共用一個前門，樓梯間與廁所也是共用的。許多房子都很小，包括「單向房」（一個供全家人做飯、吃飯和睡覺的房間），以及稍大一點的「一室一廚型房」。大人睡在洞穴床（一種摺疊式睡櫃）中，孩子則睡在地板上。公寓式居住模式意味著格拉斯哥的人口密度高得令人難以置信，1860年，每英畝有330人，這幾乎是現代最擁擠的城市——是孟加拉國達卡市人口集中度的兩倍。

格拉斯哥的公寓名聲很差，以擁擠、骯髒和公共廁所而聞名。然而，當你參觀這座城市時，你就會發現公寓的故事可能還有另外一面。一些原有風格的公寓保留了下來，房子很漂亮，用昂貴的砂巖建造，有很高的天花板和很大的窗戶。在公寓生活的格拉斯哥人一致認為過度擁擠是一個問題，但仍然對他們的建築津津樂道。除了人口稠密之外，公寓也是眾多俱樂部、團體和社團的所在地，這裡有樂隊、足球隊、基督少年軍團體、攝影和自行車俱樂部。在戈萬，六月的第一個星期五舉辦的夏季集市吸引了大批人，花車在警察管樂隊的帶領下沿著大街遊行。當地歷史學家科林·奎格利回憶說：「遊行似乎永遠都在進行。」這座城市的每一處都有自己獨特的活動和慶典。

瓊·梅爾文解釋說，這裡鼓勵鄰居在彼此的生活中發揮作用。大樓裡剛出生的嬰兒會引得其他小孩在樓梯上轉來轉去，他們在急切地等待著洗禮禮物，新父母會把它給他們遇到的第一個與新生兒性別相反的孩子。一位戈萬人回憶起獎品時說：「你會得到兩塊塗了黃油的硬餅乾，中間夾著一個用防油紙包裹的先令。」鄰居的婚禮甚至更好，因為新郎的父親會在街上扔幾個一便士或三便士的硬幣，以造成孩子們爭先恐後地搶硬幣的「婚禮混亂」場面。

除了知道鄰居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你還知道在公寓樓裡人們對你的期望是什麼，每個人都有堅守的角色和責任。在許多公寓樓裡，清潔近乎是一種痴迷的行為，婦女們輪流擦洗臨近的瓷磚地板，每逢星期五晚上房子大掃除時，全家人都參與進來。一個嚴格的輪流洗衣制度規定了該輪到誰去使用位於公寓大樓後面共享區域內的公共洗衣房。婦女們經常會在別人的洗衣日幫忙，雖然今天很多人都在談論共用廁所的恐怖，但格拉斯哥的人們往往會回憶起這些公共設施的一塵不染。

砂巖村莊

格拉斯哥的公寓生活說明了為什麼社會資本具有真正的經濟效應。瓊·梅爾文所給出的描述表明，信任和互惠是非常重要的。瓊解釋說，公寓的入口處往往有兩把鎖：一個是大大的笨重的「死」鎖，需要一個巨大的鑰匙來打開；另一個是較小的硬幣大小的鎖，對應一個小鑰匙。但那些大鎖從來沒用過，瓊說：「那些大鑰匙放在抽屜裡都生鏽了。」包括瓊的房子在內的許多公寓，鑰匙在沒人在家的時候是留在門上的。而在其他的公寓裡，鑰匙系在一根穿過信箱的繩子上，這樣任何人都可以拿到鑰匙。雖然在英國門不上鎖一度很常見，但格拉斯哥的規範更進了一步：門不鎖意味著你信任你的鄰居，鑰匙留在門閂裡意味著你在邀請他們進來。

大門向人們敞開著，鄰居會擠進彼此的廚房，他們有時會借用一些麵粉、鹽、黃油，並留下一張便條說他們把東西拿走了。歸還是不一定的，但人們預期這筆交易是互惠的。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寓樓的經濟結構，雖然每個家庭可能只租一個單向房或一室一廚型房，但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可以穿行整座大樓。形式上是一些小的私人空間集合，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更大的半公共空間。

與吉姆·克雷格這樣的造船工人交談，令人驚訝的一件事就是聽到就業是多麼不穩定，即使在經濟景氣時期也是如此。現如今，哀嘆服務行業的「隨叫隨到」或「零工」合同，並將其與製造業曾經提供的穩定工作進行比較，成為一種時尚。但這種觀點是樂觀的，克雷格說，除非你有一份罕見的「員工」工作，這可能只佔到了勞動力的1/5，否則造船工人都是隨叫隨到的工人，只有在有船要造的時候才會受僱。這種影響在下河當天表現得最為明顯，船廠工人和當地人會聚集在一起，慶祝這艘船駛入克萊德河，但這種慶祝是短暫的，也是苦樂參半的。如果是在早上下河，那麼幸運的人下午就會回到另一艘船上工作，不幸的人則會被解僱。

許多男人不用通勤，因為船廠旁邊的街道兩旁都是密密麻麻的公寓樓，因此工人中午就可以回家吃午飯了。鄰裡之間廣泛的非正規網絡有助於男性找到工作。許多像克雷格一樣的人從事著「父子式」的工作——兒子給父親當學徒。這意味著一艘船的合同的終止至少減少了兩份收入，這對一個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但是關於其他船廠的信息很快就從「樓梯上」的鄰居那裡打聽到了。克雷格說，在費爾菲爾德下崗的人很快就會聽說在克萊德河下遊史蒂芬造船廠的工作機會，或在上遊的哈蘭和沃爾夫船廠的工作機會。這種技術勞動力的流動池，也是持續的人才市場，這正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所提出的推動城市成功的第一種力量，它直接依賴於社會資本。

女性負責家庭預算，並依靠其他規範來管理家庭不穩定的收入。其中一些非常簡單，如果一個女人的丈夫失業了，她會收到公寓鄰居送來的周到的食物包裹，裡面裝著麵包和湯。瓊·梅爾文解釋說，其他包括典當等的運作方式則更為複雜。考慮到造船工作的波動性，典當行的服務——將貴重物品換成現金，並同意手頭寬鬆後再換回來的協議是有用的。這種做法很普遍，到處都是典當行，但也有它的問題。首先，一些家庭缺乏典當行接受的抵押品；其次，即使他們的物品最後被典當行接受了，但若被其他人看到典當結婚禮物或兒童樂器也會感到尷尬。因此，一聽說一個男人失業，鄰居們就會把自己可以典當的物品（常見的是一套新的亞麻布）借給他家,然後由另一個鄰居將物品典當。通常情況下，一棟公寓樓會有一個經常典當物品的人，他在典當行那裡信譽良好，而且不怕被人恥笑。一個鄰居提供抵押品，另一個鄰居負責典當，而陷入困境、資金不足的那個鄰居則得到了資金。

戈萬的金融科技

正如羅伯特·帕特南在義大利鄉村所發現的那樣，格拉斯哥公寓住戶之間普遍的信任支持了獨特的金融創新。另一個傳統是一種被稱為「家族」的借貸系統。一個典型的「家族」包括20個成員，需要持續20周。產品的價值通常在2英鎊左右，成員每周將支付這個金額的1/20。在每個周末，會從帽子裡抽出一個數字來決定哪個成員獲勝了，獲勝者可以得到2英鎊。這是沒有風險的，你只能贏一次，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在某個階段得到相應的回報。這是一種創新的方法，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筆錢而不需要承擔債務，而且這種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鄰居們相信，每個人都會支付錢款，而組織者也不會逃跑。

「家族」是一種不會輸的彩票，也是一種金融魔法。那些早期中獎的人得到了2英鎊的一次性付款，這相當於一筆小額無息貸款。那些最後中獎的人不會損失任何錢，他們發現這是一個有用的承諾手段，也是一種每周鎖定一些現金的方法。除此之外，「家族」的成員通常會根據需要修改結果，瓊說：「你可以交換你的數字，以確保需要錢的人更早得到錢。」

除了格拉斯哥的勞動力市場和當地創新性的金融手段，這些規範和傳統還提供了一種社會安全網。在安奈林·貝文強迫英國醫生成為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僱員之前，去看職業醫生意味著要付錢。瓊·梅爾文回憶道：「下午6點前是1先令9便士，之後是2先令6便士，醫生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有錢嗎？」每個家庭都儘量避免醫藥費支出，女性開發出了各種治療疼痛的藥物。這種文化在1948年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建立後持續了很長時間，而且在一個孩子出生時就更凸顯出來了。住在公寓樓裡的婦女充當了鄰居的助產士。大多數孩子出生在家裡，通常是在廚房地板上。這個安全網絡延伸到了外部，這裡的住戶經常允許無家可歸的人——「大廳裡的流浪漢」睡在樓梯間裡，在格拉斯哥寒冷的冬夜，遍布整個公寓樓的煤火給人以溫暖的慰藉。

在社會資本處於低谷的義大利南部，羅伯特·帕特南發現公民生活已經瓦解為「非道德家庭主義」，人們以一種憤世嫉俗、短視的方式生活著，只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為了他們直系親屬的利益而行動。

對我在格拉斯哥採訪的許多人來說，公寓樓生活的故事則是截然相反的極端，這正是迪爾凱姆認為的那種「相互精神支持」，以及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的安全網。科林·奎格利回憶道：「你就是你鄰居的孩子，成年人會去幫助或懲罰鄰居的孩子，就好像他們是孩子的父母一樣。」瓊·梅爾文回憶起一次這樣的事情時說：「我跑過去找我的姑姑，的確，她不是我真正的姑姑，但她們都是我在樓裡的姑姑。」

與時俱進——重塑格拉斯哥

繼菸草和船舶製造業之後，塑造帝國第二城市的第三種力量就是格拉斯哥市議會。私人住房市場在19世紀是失敗的。由於土地所有者建造的房屋太少，房東會寧可留下1/10的空置房，也不降低租金來填滿這些房子。到了1895年，格拉斯哥城市改善信託基金已經介入，建造了46棟公寓大樓，包括415個住宅和近100家商店。該信託基金還建造了第一批可出租的非營利性住房，這是邁向社會住房的第一步，社會住房將成為英國福利國家的基礎。

激進的措施還是不夠，1914—1915年短短一年間，格拉斯哥部分地區的房租上漲了25%，約2萬名租戶舉行了罷工活動。1915年的租戶罷工引發了一場住房革命，到1939年，格拉斯哥市議會提供了約17%的住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格拉斯哥市議會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建築商，私營企業每建造50套住房，它們就建造2 000套住房。格拉斯哥市議會也開始做出具有遠見卓識和未來主義氣息的建築與設計決策，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除了俄羅斯以外，沒有哪個城市的住房建設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這與膽怯和落後的船舶製造業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1960年開始，有300多座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大部分到1968年完工。紅道小區由8個大廈組成，可容納4 700人。它們高達30層，是歐洲最高的住宅樓。在此期間被分配到新家的當地人還記得當時的興奮之情，從單間公寓搬到高層公寓就像「中了彩票」一樣。

在格拉斯哥市議會把格拉斯哥變成高層公寓城市的同時，也還在繼續擴建——在卡斯特米爾克、德魯姆扎佩爾、伊斯特豪斯和波洛克建造了新的房屋。這些開發項目位於該市四個象限的外圍，被當地人稱為「四大」外圍，初步設計可容納近15萬人。第一批家庭在20世紀50年代末搬到了周邊的住宅區，當時造船業還很發達，與高層住宅一樣，當地人記得搬到這些住宅區那令人興奮的時刻，那裡有更多的空間，還有自己的花園和獨立廁所。

資本的失敗

恢復船舶製造業的經濟計劃是緩慢、退縮和溫和的，其中還有當時應該發現的經濟缺陷。住房規劃則有所不同，這個國家最優秀的人才推動這座城市朝著激進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狹窄的公寓樓被拆掉，先進的塔樓和周邊的住宅區拔地而起。在戈爾巴爾斯地區，每一棟維多利亞時代的公寓樓都被拆毀了，在其他地方，絕大多數公寓樓則被夷為平地。船舶製造業的損失一直是一團糟，拆遷是有意為之，資金充足且計劃周密。

事後看來，這些安置計劃就像一個快速破壞社區結構的處方。搬過來的人很少通過房產中介機構，98%的新居歸市議會所有，人們可以心血來潮地搬來搬去。「四大」外圍的小區意味著社區被分散到了格拉斯哥的各個角落，打破了鄰裡關係，為那些在中心工作的人創造了長時間的通勤之路。卡斯特米爾克的高樓成為一首著名民歌的主題，這首歌悲嘆母親和在樓下玩耍的孩子的分離。最重要的是，這裡多年來沒有到市中心的公共汽車，從經濟與社會的角度來說，這裡創造了一群陷入困境的人。

住房計劃還揭示了一個尖銳的新政治觀點，即地方貿易、商店和非正規社區經濟在一個地方的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格拉斯哥最早涉足公共住房領域暗示了貿易的重要性，比如有的公寓會專門為商店留出一層的空間，但這種觀點在20世紀60年代就消失了。「四大」外圍的小區是購物沙漠，它們有數百條街道，但沒有商業街，這意味著要花很長時間去城裡才能買到基本的生活用品。這裡對酒吧的態度更加直白，戈爾巴爾斯是一個有4萬人的中心公寓區，在其建築被拆除之前，大約有200家酒吧。為了容納3.4萬名搬遷者而在德魯姆扎佩爾建造的外圍小區則一家酒吧都沒有。

結果是災難性的，由於缺乏持續的投資，格拉斯哥的高樓大廈很快就破敗不堪。又由於不受家庭歡迎，居民們表示感到與世隔絕和孤獨。

親愛的綠色之地

很難證明雄心勃勃的住房政策解釋了神秘的「格拉斯哥效應」，但其模式肯定可以解釋。與格拉斯哥很相似的城市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都經歷了急劇的去工業化過程，但卻沒有經歷過同樣程度的強制重新安置或房屋拆遷。格拉斯哥曾經是一個鑰匙可以留在門上的城市，最近的調查顯示，認為人們可以互相信任的格拉斯哥人的比例要低於利物浦或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曾是一個出生、婚禮和死亡都是公共事件的地方，如今格拉斯哥近10%的人感到被孤立和孤獨（英國的平均比例為4%）。

這些感覺都與導致人們死亡的糟糕行為——酗酒和吸毒有關。這是一個複雜的故事，也是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間接證據是強有力的，當地人的故事更引人入勝。

格拉斯哥更廣泛的教訓是，城市經濟中有許多我們看不到、數不清或無法衡量的價值。引領一個城市成功的強大經濟推動力，也就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所說的集聚外部性是無處不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就像埃米爾·迪爾凱姆提出的「相互精神支持」，也就是那種支持一個經濟體成功並有助於緩和其失敗的非正規扶助。這些東西都不是私人所有的，它們是城市裡每個人共享的。所有這些東西都不能精確測量，它們都存在於哲學和一個城鎮的傳統中。格拉斯哥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親愛的綠色之地」，它向未來3/4的人將居住的城市發出了警告：當一股經濟力量可以共享，卻又看不見，而且很難衡量時，說明你在保護它的方面做的事太少了。

英國船舶製造業始于格拉斯哥，戈萬是它的心臟，費爾菲爾德是領先的船廠。這座城市的成就改變了現代世界，但現在早已不復存在。儘管如此，戈萬造船廠的工人吉姆·克雷格仍然感到自豪和忠誠，並決心保持樂觀，他告訴我一項在克萊德河上修建一座新橋的計劃，這座橋將連接蕭條的戈萬商業街和格拉斯哥富裕的西區。在我們討論這個計劃時，克雷格解釋說，過去過河要容易得多，他拿出智慧型手機找了一些小渡船的照片，這些渡船曾在費爾菲爾德的全盛時期載著通勤工人渡過克萊德河。

克雷格的手機相冊裡裝滿了他孫子孫女的照片，其中還有他建造過的大船的照片。他在諾西女士號客輪的照片前停了下來，這是一艘為鐵行輪船公司製造的588英尺長的客運渡輪，於1987年在戈萬下河。他說：「那是一艘很棒的船，我們打敗了建造它的『雙胞船』的日本造船廠，它操作起來就像一顆寶石。」克雷格還放大圖像以展示其細節。後來我查了查這艘船。這艘船現在改名為約克驕傲號，這艘格拉斯哥式的船仍然在赫爾和鹿特丹之間航行，最多可容納850輛汽車。它將於2021年完成服務使命，這是英國建造的最後一艘大型客輪。

完

∞文章來源：《極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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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主編：張俊 出品：冬日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