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對節日,一貫不是多麼重視。每年總是在接到自己學生祝福時,才想起給自己的老師說聲「教師節快樂」。然而,有一位老師再也聽不到這聲祝福了,他是我高中時的英語老師王朝明。
王老師非常特別,他教英語,以前卻是學俄語的。聽他說,英語是他自學的。
我們那時的高中,在一個鄉鎮上,學生都沒多少能力對老師的教學水平高低做出評價,唯一能做出評價的,是「老師對學生好不好」。
王老師就是那種對學生特別好的人,從來都笑咪咪,沒記得他批評過誰。在他那兒,賞識的眼光,不僅是成績好的學生,所有學生都能感受得到。上課的時候,他講著講著英語,還時常用俄語進行解釋,當然我們誰都聽不懂。他經常給我們講一些有趣東西,在這種敞開的氛圍中,你能感受到他的博學、他的包容、他無條件的接納。
有一次上課,正是麥收時間,班裡很多男同學嚷著回家割麥子,班裡剩的人連一半也沒有了。
王老師來了,像往常一樣佝僂著腰走上講臺,拿出一支煙,講起課來。不知道為什麼,講著講著英語變成了對漢字的解析:「身高一寸,這是『矮』啊!怎麼現在成了『射箭』的『射』了呢?『矢』的意思是『箭』,『委』是出去了,這才是『射』,怎麼現在變成『矮』字了呢?」他篤定地說:「一定是在往下傳的時候,有個馬虎的人,把這兩個字給顛倒過來了。」
學生們喜歡八卦。有的同學說,王老師對我們這麼好,是因為他自己沒孩子。有一次,我們幾個女生特意約了到王老師家去問問題,實際上想去多了解一些他。在他家,我們看到了他的妻子——一個矮矮瘦瘦的女子,姓徐,嘴巴尖尖的,也在我們學校當老師,好像是教生物。王老師對她非常好,非常耐心,給我們倒水時,也給她倒上,還提醒她「水不熱,可以喝了」。
也許是因為從小生長在農村,見慣了粗枝大葉,甚至是對妻子吆三喝四的男人,我們幾個同學,見王老師對妻子這麼好,都覺得新鮮。那時候,還沒有「暖男」這個詞,現在想起來,王老師真的是「超暖男」。
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回原來的高中當語文老師,又和王老師成了同事。那時候,他告訴我,「你徐老師跟著我不容易。」原來,師母是上海人,上山下鄉到了魯西北,遇到王老師,放棄了回上海的機會,家裡人因此幾乎跟她斷絕了關係。兩人結婚後,一直沒有孩子,到醫院裡查才知道,師母內分泌有問題。於是過繼了王老師的一個侄女,徐老師對她很嚴厲。侄女後來出息了,和他倆關係也很疏離。
那幾年,我經常到王老師那裡去蹭飯。當時吃了什麼都不記得,印象最深的依然是王老師對師母的呵護。師母對他,也是小鳥依人的感覺,滿眼的欣賞和尊敬。春天了,他給師母買件新衣服;夏天了,給師母買個新涼蓆;冬天特意做了厚厚的新褥子。我去了,師母不但展示給我看,王老師還會專門喊鎮上照相館的過去照相。
在王老師家裡,我知道了什麼是家的溫馨,什麼是夫妻相敬如賓,什麼是博學多識而又對人沒有區別心。
再後來,我結婚到了省城。我的先生,也是王老師的學生。再回老家的時候,我和先生一起去看過王老師幾趟。只記得,他越來越瘦了,捲起的褲管裡露出的小腿瘦骨嶙峋。他依然抽很多煙,咳嗽得厲害,不停地吐痰。師母身體也不好,兩個人相依為命。我們每次勸他少抽菸,他都會給我們講一堆抽菸的好處。一次,聽說我倆在省城買了房,非要塞錢給我。我怎麼不要,他都不肯。
再到後來,師母先他而去,他孤獨一人,又有病,他的侄子把他接回老家照顧。我和先生覺得王老師住在侄子家,一定需要學生去看他的時候有面子,於是買了很多東西去看他。
打聽了很多人才找到他侄子家。他的侄子、侄媳都非常樸實,我們走的時候,給我們撮了滿滿一簸箕花生。
王老師見到我倆非常高興,坐在躺椅上,一邊抽菸,一邊給我們講他在鄉下的生活。依然是娓娓道來,對命運,對離去的老伴,對侄女,他都沒有一絲的抱怨。那次,好像是個國慶假期。王老師依然卷著褲管,他的腿,細得成了麻杆。他的腰,彎得更厲害了。我倆不讓他送,他非要走到胡同口送我們上車,臨上車前又塞給我500元錢,說「你們年輕的花錢的地方多!」
又不知道過了幾年,回老家時,我們又想到去看王老師。先生邊開車,邊打聽相熟的人,王老師是否還在侄子家住。剛接通了電話,他就「吭」地一聲停下了車,說「王老師沒了,已經一年多了」。 我的眼淚,呼得一下就湧了出來。「我的王老師,我的如父親般的王老師,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現在想起王老師,依然是最後那個秋天的樣子。他坐在躺椅上,吸著煙,笑眯眯的,慢聲細語給我們說著話。
「教師節快樂!」王老師,這聲祝福,你在天堂,能聽到嗎?
大眾報業·農村大眾記者 魏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