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不僅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不僅是地理空間位置，也是價值判斷尺度。亞洲被西方作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點、亞洲的多樣性與開放性、亞洲無法以自足的邏輯整合為統一體的現實，這一切都一直困擾著人們。
《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迄今為止「尋找亞洲」的全部過程。在這次尋找中，她從思索亞洲意味著什麼，到從東亞的歷史與現實中去尋找認識亞洲的方法，再到對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尋求中，去探尋一種新的認識世界的方式。
「她不是一個孤獨的行者」
作者在本書開宗明義寫道：「本書記錄了我迄今為止『尋找亞洲』的過程」。因為，「亞洲這個地理區域當然沒有丟，不過發生在這個地理空間內的歷史過程，卻飽含著各種丟失。近代以來，亞洲經歷了一個被殖民被侵略的過程，丟掉的不僅僅是領土主權、物質資源，還有精神與文化傳統乃至主題尊嚴。曾經丟掉的，有些已經重新回歸，有些卻可能很難找回」。
《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以下簡稱《尋找亞洲》）全書共24萬字，343頁，分序言和四章，是我讀過的最不在意篇章均衡的著作。第一章「亞洲意味著什麼」有134頁。第二章「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有124頁。第三章「創造新的普遍性」是原載於《天涯》2018年第2期的一篇發言稿，僅25頁。第四章「尋找亞洲原理」有58頁。每一章的論述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是，其主題是鮮明的，論述是清晰的，即發現問題：何謂「亞洲」。分析問題：亞洲認同感的形成，存在哪些主要障礙。解決問題：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建立「亞洲共同體」？
按照我的理解，「尋找亞洲」即必須明確亞洲究竟是地理的存在，文明的存在，還是歷史的存在。在「尋找亞洲」的過程中，有哪些理論學說和困難？如果要使亞洲成為一個共同體，應該怎麼做？畢竟，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縱覽全書，我獲得的印象是，「尋找亞洲」，實際上是尋找「東亞」，因為南亞和西亞，作者幾乎沒有著墨。所以將書名定為「尋找亞洲」，主要是因為亞洲按其希臘語的原義「東方」，是相對西方而存在，並由西方定義的。在「尋找亞洲」的過程中，作者不是一個孤獨的行者。作為日本研究者，全書主要貫穿的是她對日本學者「認識亞洲」、為亞洲「定位」或「指路」的先行者思想理論的論述和評判。正如作者所寫的，「可以說『東亞』或者『亞洲』是近代以來日本思想史的基本母題之一。」因此，我寫這篇讀後感或者說書評，實際上是對作者評判前人思想理論的再評判。
「西方主義激發了東方認識」
作者在本書開篇即引述了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提出的觀點，「無論是誰，恐怕都不可能在與東方主義相對的位置上設定一個西方主義的領域」。但是，「西方主義曾起過重要的作用。它作為東方民族自我認識的媒介，激發過重要的問題」。
作者首先評述了作為「對偶」存在的兩個代表人物：福澤諭吉和岡倉天心，指出「在日本思想史的脈絡裡，一提到亞洲問題，立刻會浮現出一個『定論』：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知識分子是依照兩個方向思考亞洲問題的。一個是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所謂『脫亞入歐論』，另一個是以岡倉天心為代表的『亞洲一體論』。前者主張擺脫亞洲的『惡友』以迅速進入歐美列強的行列，後者則認為亞洲為世界提供了歐洲文明所無法提供的『愛』和『美』的文明」。作者分別以他們的《脫亞論》和《東洋的理想》為例，進行了分析闡述。確實，日本思想史上反覆出現「脫亞」和「興亞」更替的思潮，福澤諭吉是始作俑者。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則在後來被用作鼓吹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輿論工具。
不過，作者在介紹兩人的思想主張時，對他們的依據論述不夠，似應扼要強調。福澤諭吉所闡發的文明論，實際上是法國史學家基佐和英國史學家巴克爾「主智主義文明史觀」的翻版，但加入了較多道德元素。按照福澤諭吉的定義：「所謂文明，就是指人的安樂和品行的進步。因能獲得這種安樂和品行的是人的智慧和道德，故所謂文明，歸根結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福澤諭吉將文明發展階層即「人的智慧和道德的進步」，劃分為三個階段：非洲人處於野蠻階段；日本、中國屬於半開化階段；歐美屬於文明階段。由此得出邏輯結論：「若要使日本文明進步，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脫亞論》就是在「文明論」的邏輯基礎上建立的。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所以導出「大東亞共榮圈」，與日本侵略擴張分子對更早年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篡改性利用有關，這也成為一塊被塗上別種顏色的重要「路標」。但遺憾的是，這部分重要的內容，作者並沒有在書中詳盡地指出。
「「文化」和「文明」有所不同」
由於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也大都不願意觸及「亞洲」這個容易產生沉重回憶的詞彙。但是，仍有人努力將「亞洲」這個詞的原理，繼續進行探討。這個人就是竹內好。「竹內好幾乎是日本現代思想史中唯一執著於亞細亞主義並試圖從中抽取原理的思想家」，按照作者的介紹，「竹內好的基本看法是：亞細亞主義不是一種有著實質內容、可以客觀限定的思想，而僅僅是一種傾向。因此，它與那些可以與現實發生機能性關係的思想不同，可以包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侵略擴張甚至左翼的國際主義，但是又不與其中任何一種完全重合」。
作者以竹內好1963年出版的《亞細亞主義》一書為分析對象指出，竹內好編輯的《亞細亞主義》，是戰後日本思想史上絕無僅有的傑作。因為，竹內好所討論的並不是亞洲問題，甚至也不是日本人的亞洲認識，而是侵略擴張與日本近代化的內在關聯。同時，孫歌教授也指出：「竹內好的亞洲觀不能夠面對作為經濟、文化、政治、社會之綜合存在物的亞洲。一旦走出了理念性的範圍，它就捉襟見肘。」我認為，這一評價是客觀的，儘管有苛責之嫌。因為，竹內好撰寫此書的目的，主要是進行歷史反思，不是在各領域進行純學理性探究。這一特性貫穿於他的全部論著。
另外，作者還對梅棹忠夫的思想觀點進行了評析，指出「梅棹忠夫的一系列著作徹底化解了意識形態的功能，它的價值不在於結論，而在於緊扣住生態史討論文化差異，並且強調個人經驗的重要意義……從服裝的色調、動作的特徵，到衣食住行的方式，都是區分文明的重要標準」。姑且不論意識形態是價值觀等各種思想要素的總和，人們對事物的認知不可能脫離意識形態，而且按照德國學者伊裡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的詮釋，「文化」顯示的是各民族的差異，沒有高低之分，而對「文明」的追求使各民族減少差異，尋求普遍。也就是說，文化使各民族「存異」，而文明則使各民族「求同」。按照阿爾弗雷德·韋伯的「社會歷史結構論」，第一，文明是被「發現」的，文化是被「創立」的。例如，牛頓發現而非創造了萬有引力，釋迦牟尼創立而非發現了佛教。第二，文明能突破時空限制，而文化受時空限制約束。例如，文藝復興不是也不可能是古希臘文化的復興，日本佛教不是中國佛教的翻版。也就是說，「文化」和「文明」並不是「同義語」。作者對兩者不予區分，無疑將影響她在本書第三章強調的「建立另外一種關於普遍性和特殊性關係的理論想像」。
「認識亞洲也有不同視角」
作者在《尋找亞洲》中指出了中國「比較通行」的幾種東亞視角。
第一種是「傳統儒學的視角」。作者寫道，「在不同的國家裡，儒學具有相當不同的內涵」。那麼，各國儒學的「內涵」究竟有何本質差別？作者沒有指明。我認為，這是一個缺陷。應該看到，其一，中國儒學的核心是「仁」，而日本儒學的核心是「忠」。因此，日本學者森島通夫在《日本為什麼成功》一書中，將儒教在日本的嬗變稱為「宗教改革」。梅棹忠夫也在《77把鑰匙：開啟日本文化的奧秘》一書中指出，「日本的儒教和原來的儒教確有天壤之別」。其二，中國的「五常」是仁義禮智信，而日本的「五常」是仁義禮勇誠。如果說「誠」和「信」是同義語，強調「智」或「勇」則歸因於「儒士」和「武士」在中日兩國的社會地位。其三，中國的儒教強調「孝」，按照梁漱溟的觀點，「家庭倫理是中國人價值觀的核心」。而日本漢字的「孝」原義是「善」和「高」，與家庭倫理無關。「孝」在日本具有今義，是在朱子學被江戶幕府奉為官學以後。
「第二種關於東亞的視角其實受到日本的影響，即『現代化』的視角。處於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東亞地區，最終將一同走向同一個現代化目標。」但是，「現代化」在國際學術界並沒有統一定義。例如，薩繆爾·亨廷頓認為，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複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化就是理性化。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於2001年指出，現代化是在人類發展的長河中不斷更新自己的整體進程，永遠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化」視角並不單一，也未見得受日本影響。可以說，中日兩國的現代化，並不具有同一指向。
「還有第三種視角，即關於戰爭的創傷記憶視角。」按照作者的觀點，由於「國家利益」是一個很難簡單跨越的掣肘，由於各國受制於本國歷史脈絡和社會思潮的影響，因此有關歷史事件的評價，中日韓三國的學者很難有相對統一的論述。應該如何克服這一矛盾？作者寫道，「筆者希望以今天我們身處其中的『東亞』作為出發點，構想可以相對有效地觀察戰後至今的東亞視角」，並對戰後即冷戰及後冷戰的東亞進行了分析和論述。她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冷戰的實際歷史過程與冷戰的意識形態必須加以區分。因為，兩大陣營的對峙很難以社會制度的標準衡量，而且「冷戰」並不能概括二戰後的整個世界格局。這些觀點無可厚非。但是，或由於作者對冷戰的本質、國際學術界有關冷戰研究的成果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她「觀察戰後至今的東亞視角」，是有偏差的。作者寫道，冷戰就其本質而言，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封鎖，以制掣蘇聯為主要目標。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冷戰的本質是「非武力全面對抗」，不是「經濟貿易封鎖」。而且冷戰分東西部兩個戰場，西部戰場是蘇美對抗，東部戰場是中美對抗。西部戰場對抗的起點是柏林危機，東部戰場對抗的起點是韓戰。韓戰使美國轉變了對日政策，也因此改變了東亞戰略格局，使「歷史記憶」成為影響東亞國家關係的「重大政治障礙」。這是不可或缺的「觀察戰後至今的東亞視角」。
《尋找亞洲》最後一句話是：「只有立足於亞洲原理，場所擁有了靈魂，我們才能誠實地認識自身，認識世界。」作為亞洲「靈魂」的「亞洲原理」究竟是什麼，需要我們繼續「尋找」。
《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
孫歌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