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說，「我的夢想是整理世界。」人群沸騰起來，近藤高舉起手臂，就像拳擊手洛奇。
文 / Taffy Brodesser-Akner 編譯 / 蕭東兮
身心的愉悅來自物品的垂直擺放，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這樣說。現在，她的姓氏已經成為動詞（比如，我「近藤」掉了幾件很久不穿的衣服），暱稱被註冊成商標，生活方式也成為一種哲學。4月，在紐約的日本協會（Japan Society）裡，近藤身穿象牙色連衣裙和一雙銀色高跟鞋登上舞臺。她所著的《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已經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86周。現在，她打算邁出新的一步：啟動「怦然心動整理魔法」的培訓項目。
剛一走進日本協會，93位「近藤粉」就各自領到一條緞帶，上面寫著個人信息：姓名、住址，以及「整理完成」或者「整理尚未完成」的宣告。「整理完成」的標準是，必須全部使用近藤在書中所列出的方法。它被稱為「人生中的一次整理馬拉松」，需要規整5個不同類別的物品——衣物、書本、紙張、雜物以及私人物品。在這次整理中，你要檢視自己究竟擁有多少東西，認識到你擁有的已遠遠超過實際所需，接著將每一件物品捧在手中，細細體會自己是否有怦然心動的共鳴。
能激發共鳴的物品可以留下，其他的，就用語言向它們告別——這就是近藤麻理惠整理法的核心。她並非主張人們不能擁有任何東西，相反，她認為你可以擁有任何想要的物品，只要它們中的每一樣都能激發起真心的愉悅。
近藤不會講英語，很難上電臺的推廣節目和電視脫口秀。然而有一天，《紐約時報》家庭版的記者碰巧看到這本書，寫了一篇文章講述自己是如何運用「近藤整理法」收拾衣櫃的。一下子，這本書就火了起來。
▵在《時代周刊》「2015年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的名單中，有近藤麻理惠的名字
該書面世時，諸多美國人正身陷囤積癖無法自拔。我們的物品堆積成山——從好市多（Costco）廁紙到塔吉特（Target）邀請艾薩克·麥茲拉西（Isaac Mizrahi）設計的泳衣——卻並不知道如何清理它們。父輩在1970年代花25美元買的經典撥盤電話還可以用，但我們剛花600美元買來的iPhone不出兩年就會被淘汰。人們就是這樣被夾在其中，不知該如何是好。我們為物品所累，就像一片泥沼，不斷向下陷。
人們對這位日本女性的到來，以及她所承諾的「改變生活的魔法」抱有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已經有不少人在家庭整理上耗費了大量心血，他們對近藤推崇的苛刻方式並不以為然。一位美國職業整理師發給我一張這本書的圖片，上面用綠色的橫線標明她贊同的地方，粉色的橫線標明她反對的地方。我看了一下，綠色出現了16次，粉色出現了超過50次。另一方面，一些女性自稱「近藤粉」，聲稱在使用了她的整理方法後，生活的確發生了改變——把物品都立起來後，她們似乎也擺脫了從前的束縛。
在日本協會的活動上，我們被分成了幾個小組，各自解釋為什麼今天會來到這裡，以及從「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中得到怎樣的啟發。活動現場，多數女性無法將自己歸入「整理完成」的一方——整間屋子裡只有27位女性做到了，不到與會者的三分之一。我們組的蘇珊就是27個人中的一個，她驚訝地發現，竟然有這麼多人在參考了近藤的方法後，還無法達成整理目標。
戴著一對星星與花朵圖案耳環的黛安娜說，在開始整理前，她的生活已經完全失控。她看到這本書時剛失業不久。「對女性來說，它發出了強有力的呼聲，你應該被那些讓自己開心的物品包圍。」她和其他人一樣睜大了眼睛，不斷點頭，「快樂的反面不是悲傷，是混亂。」
另一位女性告訴大家，她「近藤」掉了一個差評男友。在徹底整理完自己的家後，她還是無法尋回快樂，隨後，她抓起男友的手，意識到他已經不再讓她怦然心動，於是毅然甩掉了他。
唯一的目標是抵達愉悅，近藤說，「我的夢想是整理世界。」人群沸騰起來，近藤高舉起手臂，就像拳擊手洛奇。
▵近藤說，「我的夢想是整理世界」
近藤原本並沒有打算在強手如林的職業整理師中獨樹一幟，只是命運剛好選中了她。當她還是個小女孩時，就喜歡翻看母親買回來的家政雜誌。到了讀小學的年紀，她開始鑽研各種整理方法，為家中物品的擺放出謀劃策。近藤記得，日本國家圖書館裡收藏了大量關於整理和物品分類的書籍，然而只有18歲以上的成人才能進去借閱——近藤說，正是在那裡，她度過了自己的18歲生日。
19歲時，朋友們開始為近藤的整理服務付費。那時，她被東京女子大學錄取，讀社會學專業，主攻的方向是性別研究。她讀了薩利·索登的《女性注意力缺失症》（日本版翻譯為《不會收拾的女人》），其中探討了那些無法集中精神整理物品的女性。令近藤不滿的是，男性也有類似的問題，但如果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是女性，那麼她們常常被認為是不完整的。這種簡單粗暴的結論反映的核心事實是，女性對環境的感知力強於男性。她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整理顧問工作不僅是實務的，更是心理層面的；要整理的不僅是一個人生活的環境，更是內心世界。大學畢業後，近藤進入一家職業介紹機構工作，在早上和夜晚兼職做整理顧問，每5小時收費100美元。最終，她辭掉工作，做起全職整理師，客戶通常要排隊6個月才能得到她的服務。
近藤說，每當走進一個新家，她會先坐在地板中央向四周的空間問好。她把襯衣疊成緊湊的信封形狀，讓它立起來，而不是疊成松松垮垮的四方形——她認為那是剝奪了襯衣要繼續為主人服務的尊嚴。她想讓你的襪子休息，想以尊重的方式對待你的硬幣，她覺得如果在貼身衣物的中間打結會讓它們透不過氣。她想讓你感謝你的衣物，它們同樣是在努力工作，並確保在下次為你服務前得到充分的休息。
在丟棄物品前，她想讓你感謝它們曾經的付出——感謝那件從沒穿過的藍色裙子，因為是它讓你明白了藍色並不適合你，高腰的款式也不適合你。她想按捺你留下一件物品的衝動——它可以留下不是因為家居設計雜誌認為它會點亮你的房間，或是讓你的生活更美好，而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擁有物品，而不是別人的。
她是小巧的女性，身高僅4英尺8英寸（約142釐米）。我們坐下時，她的雙腳根本觸不到地面，膝蓋也不會屈起，說話的時候，她總是保持舒暢的表情，微笑。她不停地做手勢，帶動起身邊的空氣，就像《電力公司》的導演，或者《少數派報告》裡的湯姆·克魯斯。在這次兩個星期的旅行中，她酒店房間裡可以看到的只有兩件東西，一件是她丈夫的筆記本電腦，另一件是最平常的銀色行李箱。她的劉海兒很長，遮到了眉毛，嘴角一直保持著淺淺的笑意，就好像身處選美現場而不是進行媒體訪問。她的腳踝纖細，手腕卻很有力。她展示起自己整理房間的相片：工作開始前，她看起來就像一隻因為迷路被卷進風暴的麻雀，而工作完成後，你很難相信這隻小動物可以帶來如此巨大的改變。
當下的成功出乎近藤本人的意料，她從沒想過有人會因為整理而如此出名。在東京，她根本沒時間上街。「我一刻不停地忙碌，總是在工作。」她看起來並不怎麼開心，儘管那抹淺笑一直留在她的嘴角邊。她不斷出來演講，見媒體，把另一部分工作交給經理人——那群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男人，總是用各式好點子把女性團團圍住。
▵近藤麻理惠
4月，我與她相處了幾日，陪同的還有她的整個團隊（一共8人）。我參加了她出鏡的電視烹飪女王瑞秋·雷的節目，在那裡，她受到室內整理師彼得·沃爾什的挑戰。這堪稱現代談話節目中最不公平的較量。近藤被問到她的整理哲學，她通過翻譯進行了回答，然而當沃爾什解釋為什麼她的整理方法會在美國「水土不服」時，竟然沒有人將這些話翻譯給近藤聽。當對方講話時，她站在一旁，微笑地點著頭。
如果她知道沃爾什說了什麼，一定會說出事後她對我說的那番話——是的，美國的確和日本不同，不過最終都是相似的，我們總是被購物所帶來的歡樂的幻覺所蠱惑。
近藤並不認為自己的方法會受到不同整理派別的挑戰。「我認為沃爾什的方法也很好。」她告訴我，「有各式不同的整理法是件好事，我的方法未必能讓每個人都有怦然心動的感覺，而他的方法或許可以。」在日本，至少有30個整理協會，而在美國，只有一個主要組織——全國職業整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zers，NAPO）。近藤從沒聽過NAPO，儘管她告訴我，她知道在美國也有這樣的職業。「我還沒有機會跟他們交流，但我聽到的是，由於我的書和整理方法，現在整理業整體上發展了起來，也得到了很多關注。」她說，「他們好像對我的書或者方法能夠改變美國的整理業很感激。」
NAPO的成員決不會同意這種說法。5月，超過600人在亞特蘭大參加NAPO年會，他們聲稱這只是聚會，沒有什麼協議或是約束。
聚會中，我見到整理地下室的女性、整理電子文檔的女性、整理照片的女性、整理想法的女性（每小時收費100美元，幫人整理想法）；我聽到「detritus」（有「瓦礫」「殘骸」的意思）這個詞可以有3種不同的發音方式；我碰到一位喬裝打扮的女性，拿著一塊剪貼板。她說自己不是整理師，而是解放者，就好像我們正身處伊拉克的費盧傑似的。
我還參加了一場關於食品與餐具儲藏的討論會。怎麼說呢，它更形而上，或者至少能解決我總是不停買罐裝豆子但從來不吃的毛病——為什麼我總是買買買？為什麼我從來不吃？豆子可是個好東西，而且很便宜。然而，那位發言的女性滔滔不絕地談論廚房的儲物架和令人心煩意亂的轉角櫃——人們是怎麼忽略了它們的可用空間，不過沒關係，總有個抽屜或是其他什麼地方可以騰出位置，柜子裡物品之間的縫隙簡直就是「犯罪」，任何一位整理師都會使用抽屜整理盒。
整場集會和我參加的「近藤整理法」活動完全不同。近藤認為你不需要為了整理而買任何東西，那種儲存方式只能帶來整潔的假象。而集會上，女人們交流著哪種時間規劃App更好用，怎樣的標籤更方便，哪個牌子的哪種記號筆更好寫。她們分享自己最推崇的工具（比如黏性超強貼紙或是抽屜整理盒），討論當客戶自己也不清楚整理目標時，整理師該如何應對。在那裡，我得知了這個行業面臨的種種危機：有客戶會列印一張從網絡上找來的效果圖，說「我要的就是這樣」——完全不切實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熱衷於繼承父母的老舊東西。
▵1月24日，近藤麻理惠參加在紐約的讀者見面會
NAPO成員從不分享任何關於整理的標準化方式。協會開設認證課程，不過每個與我交談過的女性成員都有她們獨特的方法——只有在輕蔑地對待這位日本女性闖入者時，她們才達成空前的一致。她們通過洩憤的博客文章發動戰爭，抨擊近藤只是市場運作的產物，她的方法在她包尿布時人們就已經那麼做了。她們不喜歡整理要有一套規矩，不喜歡「人生中的一次整理馬拉松」，不喜歡近藤從沒有談過孩子的東西，以及該如何整理它們。她們不喜歡捨棄所有紙張，這顯然是她們誤會了近藤的意思。近藤只是說，要有限度地使用它們，因為紙張無法令人怦然心動。你需要把它們分門別類地放到三個文件夾中：立刻會用到的，必須臨時留存的，必須永久留存的。
雞尾酒會上，我向幾位吃著春卷的女性問起她們為何如此反感近藤。比較善意的回應是，她們對近藤的書走紅心存感激，它讓人們注意到這個行業。她們至今都在遊說政府，讓整理師成為正式職業。NAPO成員當下只能說自己是「室內設計師」或者「私人助理」，而她們更希望的稱呼是「生產力顧問」。不過，她們也流露出「我已經在這件事上奮鬥了多年，而她只不過是一臺市場營銷的機器，做的事根本和我們沒什麼兩樣」的態度，我至少從3個人口中聽到了類似的說法。
每個與我交談過的整理師都表示，她們給出的方案和近藤的基本上如出一轍，即客戶要「淨化掉」那些不再用得到的物品——她們使用的是「淨化（pure）」一詞，而近藤用的則是相對溫和的「捨棄（discarding）」。她們對感激物品的環節和稍顯不同的衣物摺疊方法惱怒不已，這種不滿暗含在美國人與日本人不同的理念背後。她們相信的是，我們的生活更加複雜，擁有的物品更加龐雜，以及我們更難作出決定。
珍妮·寧是近藤身邊的員工中，唯一「整理尚未完成」的人。對此，近藤會作何感想呢？自己手下的員工，代表的是近藤整理法公司（KonMariInc.）在美國的形象，卻無法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利落？近藤需要一位翻譯與我交流，於是我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和寧在一起。我們一起參加活動、會議，我看著她協調認證項目，以及他們正在討論的新聞簡報該怎樣措辭。
▵近藤麻理惠
去年，近藤去舊金山時拜訪了寧的公寓。當近藤打開衣櫥，寧感到十分羞愧。她當時的想法是，近藤一定會再來舊金山推廣她的諮詢服務，或許在那之前，她要徹底整理好屋子，讓近藤看到自己的進步。
寧還是小女孩時，喜歡收集各種東西：郵票、貼紙、鉛筆。她從不會為擁有太多東西感到無所適從。她記憶中的臥室是「十分愉快的」地方。不過當她慢慢長大，不停地買衣服，情況就完全失控了。
每天回到家，寧就開始對身邊的各式物品不知所措。她不斷在網路上尋找「最少化」的方案，閱讀物質主義和囤積物品的博客文章，發現太多的東西成了她的負擔。「都說這會讓人覺得放鬆。」她的一條腿屈起蹲在床上，另一條腿立在地面上。這張床已經不能再令她怦然心動了，她馬上就會賣掉它。寧試圖尋求的，是這樣的輕鬆。
「我不知道是怎麼一路走到這裡的。」她環視自己的房間，幾乎是空蕩蕩的。她喜歡它現在的樣子，這在幾年前幾乎是不敢想的事。開始整理後，寧的體重掉了3磅——她一直都在減肥，直到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3磅，就這麼不見了。
有一天，寧正跟朋友發簡訊，說到或許只有成為近藤的助手，才能過上理想的生活。那時碰巧近藤就在舊金山，更巧的是她就在寧工作的公司對面那條街演講。演講結束後，寧試圖與近藤搭話，但只拿到一張「近藤整理法公司」的商務名片。她按照地址寄去了信，卻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孤注一擲地，她辭掉了工作，動身前往日本。在那裡，她終於和近藤身邊的工作人員有了溝通。他們告訴她，公司正有計劃進軍美國市場。「你可以幫上忙嗎？」「是的，當然可以！」寧免費為近藤的公司工作了5個月，之後才得到支付薪水的職位。她把以前在金融公司工作時穿的西服悉數捐走，把練習瑜伽時穿的運動服掛到衣櫥裡。儘管近藤整理法中並沒有要把休閒服掛起來的具體指示，但寧現在只穿這些，從她的瑜伽課堂，到我們參加的正式活動。
寧也清理了自己的收藏。她回到了聖地牙哥的老家，扔掉了留在那裡的東西。她一邊抹眼淚一邊告訴我一個秘密：她還留下了一樣收藏——貼紙。她把它們從床底下拿了出來，裡面滿是史努比的貼紙，還有青蛙、紙杯蛋糕、穿著雨衣在水塘玩耍的小兔和復活節籃子。她對著貼紙露出微笑。她帶我看她的「近藤整理法」食品儲藏櫃，上面堆滿了各式書籍，從《自我療愈的秘密》、《弄走你的物品，改變你的生活》到《心平靜氣的藝術》。我們一起丟掉了過期的口香糖和中草藥，連寧自己都不記得它們有什麼功效了。
▵許多人都有過分收藏的癖好
一周後，我開始了另一項工作，用的還是採訪近藤時的記事本。翻到記錄我與寧交談的那幾頁時，我突然發覺那裡留下了她收集的貼紙中的一隻藍色蝴蝶。看著貼紙，我停住了動作，伸出手指撫摸它。我也有過貼紙簿，也有聞起來像棒棒糖一樣味道的貼紙，還有心形貼紙、默克與明蒂貼紙、花生漫畫貼紙。
高中畢業後，我去以色列住了一年。那時，我在布魯克林的家中發生了火爐爆炸事故，毀掉了所有東西。「每個人都很好，但發生了火災。」我打電話回家時，爸爸這樣告訴我。掛掉電話後，我的反應至今都令自己困惑：我回到宿舍，室友問我家人還好嗎，我回答說很好，接著就睡了。半夜，我搖醒了室友，告訴她我的家被大火燒了。她告訴我這是做夢，可我不停地說這是真的，剛才我忘了告訴她。直到過了好幾天，她才相信我說的是事實。
我再沒看到過自己的貼紙簿。屋子裡的一切都清理完畢後，我母親設法搶救下幾本影集——當大火侵入地下室時，由於它們保存得當，燒掉的只是封面。後來我再次翻看這些相片，發現以前從沒注意到我的姐妹們和我曾經這樣年輕可愛。我看著照片背景中的舊物，試著記起它們的味道，為什麼會來到我家，後來又被放到了哪裡。
我試著想，如果回到家，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我在心理上做著準備，回到家中的那晚，曾經擁有的都已喪失。我試著感受已經灰飛煙滅的那些東西，年復一年，心中的感受不斷消散。我想像著，如果像近藤那樣，把它們握在手中，它們是否還令我怦然心動呢？可能有些會，有些不會。
告訴你這些，是因為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物品，即使能夠捨棄，你仍可能被它所困。我講這些故事的原因是，那隻纖細的蝴蝶貼紙就如同在我家中積攢起來的物品一樣，同樣是負擔。懷舊是野獸，你用近藤的方法規整自己的生活，但更重要的在於，你想要的究竟是怎樣的生活。
最後一次見到近藤時，我們約在市中心一間酒店的房間。與上次一樣，房間裡唯一看得到的是她的金屬行李箱和她丈夫的筆記本電腦。不過，行李箱上的一件東西被拿走了，那是一瓶她走到哪裡都帶著的噴霧。她在半空處按動按鈕，令香氣四溢，這意味著她一天中看不到盡頭的工作終於告一段落。
我坦率地說出我的想法：這間公司運作的方式跟她把內心的平靜放在第一位的處事方式完全相悖。「我也覺得喘不過氣。」她笑了起來。人們需要她，不過並不理解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打點妥當，為什麼還會有人投身這樣的事業呢？
當我們分門別類地整理好抽屜，捨棄掉不能再令我們心動的物品，規整好生活的方方面面，才發覺自己還是原先那個蒼白的自己。我們總是把自己搞得一團糟，甚至在整理時也是。至少，近藤清楚這一點。「跟物品講話比跟人講話令我覺得更舒服。」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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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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