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門派。「在法學的江湖裡，漆多俊開創了一種主流學說，算是自成一派。」
有人將這話轉述給漆多俊，他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心裡卻是默認了。在他那間簡陋的居室裡，弟子們送的寫有「泰山北鬥」的牌匾，被放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
從武漢大學輾轉長沙，然後又從中南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任上退下，如今的漆多俊，是中南大學終身名譽教授、博導。他最知名的成就，是對經濟法理論的貢獻。梳理中國經濟法幾十年發展史，「自創一派」的評價，對漆多俊而言，並不為過。
2013年，他成為「你好，公民」癸巳·瀟湘風尚大典風尚學人候選人。
本報記者袁樹勳 長沙報導
1980年代，中國法學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應該是經濟法的崛起。
彼時，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成為國家重大任務。決策層要尋找一個兼顧二者的治國工具，經濟法被納入視野，炙手可熱。
實踐先行，理論自然不能缺位。
當時，國內法學研究已中斷十來年，經濟法更是一片空白。「經濟」二字，幾乎可以包攬一切人類活動。僅從字面理解的話，但凡是包括了經濟內容的法律，如憲法、民法、行政法、勞動法，甚至刑法，都成了經濟法的組成部分。
經濟法的特殊性所帶來的這些難題，自它在20世紀初誕生後，就讓無數聰明的頭腦一籌莫展。許多法學家乾脆不承認它是一門獨立的學科。
他編的書，幾乎是所有法律院校的教材
1986年，漆多俊編的一套教材出版了。這本書成型於1981年，當時的漆多俊在武漢一所司法學校講授經濟法，他對國內盛行的大經濟法思想很不認同，於是就自己編講義，編一章講一章。課講完了，一套教材也攢出來了。
這套教材中，漆多俊主張縮小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僅限於國家權力幹預、管制內容的社會經濟關係，將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係交還傳統民法。
當時國內佔統治地位的蘇式經濟法，主張調整除公民個人財產以外的所有經濟關係（俗稱大經濟法），帶有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
漆多俊的主張，在當時的經濟法學界不可避免地淪為非主流。很多民法學家倒是很認同他的觀點。「每次開研討會，我發表觀點，總能得到民法學家的熱烈響應。」
到了1984年，教育部將漆多俊的這套講義，指定為全國司法幹部學校的教材。
1986年的民法與經濟法之爭，最終以《民法通則》出臺，民法學派告勝而偃旗息鼓。在經濟法學界內部，大經濟法的觀點逐漸銷聲匿跡，漆多俊等人主張的縮小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觀點，開始成為共識。
經過近十年的沉澱後，漆多俊提出了一個名為「國家調整說」的經濟法理論——由市場幹預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國家宏觀調控法三個板塊組成，分別應對市場經濟的三種缺陷，俗稱「三三制」。這個理論，在他編寫的《經濟法基層理論》一書中得以完整呈現。這本書在1993年出版後，很快成為幾乎所有法律院校的教材，沿用至今。2001年，這本純理論書籍，入選「全國暢銷圖書」排行榜。
「邏輯很清晰、嚴謹，在國內經濟法的諸多觀點中，是科學體系最完整、最符合實際情況的。」漆多俊的學生陳雲良說。
2005年，漆多俊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首批名錄。門下博士已有幾十人，遍布政、學、司法界。有人如此評價，「漆多俊自創一派，生徒眾多，已成氣候。」
「白紙從頭著新詞，新詞殘照夕陽裡」
漆多俊在武漢一所司法學校當老師時，幾年下來，已經小有名氣。1980年代中期，武漢大學籌建法學院，他被招募，從中專一步跨上大學講臺。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學校評博導。論學術成果，他絕對夠格，但中專老師的出身，在關鍵時候「卡了殼」。他不服氣，找到校長說，「有人是山頂上的樹，我是山腳下的樹，我這棵樹，比山頂上那棵還高。」
圈內還流傳著另一個故事：省長召集知名學者們開政策研討會。輪到漆多俊發言，他話鋒一轉，說「當前的菜價太高了，老百姓消費不起，政府應該出面幹預」。場面霎時很尷尬。
「耿直敢言、不通世故」。這個來自很多人的評價，漆多俊欣然接受。或許對他而言，這就是學者之要義，之風骨。
他心氣極高，曾言：「搞學問，就要做大學者；搞政治，就要做大官；經商，就得賺大錢」。
在很多人看來，他做到了。但他自己總是不滿，「有時候想想，這一輩子就這樣了，覺得特別難過」。
70大壽宴上，面對眾多弟子及親友，他曾賦詩一首，「人生七十如赤子，赤子之心如白紙，白紙從頭著新詞，新詞殘照夕陽裡。」
新詞如何著？很多人都發現了，退休之後的漆多俊，淡去了專業色彩，對時事、法治的談論越來越多。
他關注釣魚島局勢，也關心房價和菜價；他抨擊壟斷，也探尋諸多制度的哲學根源。
有些文字還是上世紀80年代寫的，一直沒機會發。這兩年，這些文字相繼面世，因為他覺得，改革正在深入，知識分子應該做點事情。
弟子們佩服他的敢言，能體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擔當和家國情懷。漆多俊心裡卻有另一層思考，「有法律不等於有法治。」他希望尋找癥結和對策。
這些年，一直在為法治鼓呼
瀟湘晨報：從研究理論到為法治鼓與呼，您的這種轉變從何而來？
漆多俊：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天真很簡單的想法：把法律框架、條文定好，照著去執行，法制建設就會越來越好，法治社會也能逐漸成形。現在，我們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形了，卻發現問題不是越來越少，某種程度上是越來越多。比如《反壟斷法》千呼萬喚終於出臺，但它的作用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把制度比作一棟大廈，法律沒有成為它的框架，它的作用如何發揮？
我搞了一輩子法律理論研究，到頭來發現，有法律不等於有法治。所以我這幾年發表了很多鼓呼法治的文章。
瀟湘晨報：其中一些言論思路相對比較超前？
漆多俊：我家裡人也看了。我說，怕什麼，知識分子都不敢說，還有誰敢說。我歷來就是這個性格。1963年我還在讀大學，20多歲，中央號召「包產到戶」，我覺得這樣還不行，應該「包田到戶」。就寫三封信，寄給了中央。後來我寫了很多文章，給別人看，說尖銳了，所以在柜子裡一放就是幾十年。這兩年都拿出來了。我覺得，知識分子的責任應該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提供濟世良方，就是做好理論研究；二是為之鼓呼。
聲音
中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雲良：無論是民法學、刑法學，還是法理學、憲法學，在西方通過數千年的發展，已經高度發達、成熟，要有所超越和創新絕非易事。而經濟法學從德國產生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中國經濟法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自主智慧財產權」，其中最耀眼的成果，就是漆多俊的「三三制理論」。
從這一點來說，這是他對中國法學的貢獻，也是對世界法學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