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故意拿「零分」的高考生 現在怎麼樣了?

以安徽考生徐孟南為代表的一些少年，在十幾年前，用高考故意拿「零分」的方式，宣告自己對當時教育體制的不滿。這群青春期農家少年用這樣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社會的幻想和反抗，也用這種方式試圖向外界尋求理解和認同。

「年齡差」

2020年6月末的一天，安徽合肥。當山東省十幾年前的高考「頂替」受害人陳春秀、苟晶們站出來發聲時，新聞輿論急速發酵。安徽省內的一所大專院校課堂上，師生們就此展開了討論。

上課的是一位30多歲的年輕老師，剛來學校不到一學期。課堂坐著幾十位學生，多數在20歲左右，稚嫩臉龐上閃爍著好奇的眼神。由於臨近暑假，學生們歸心似箭，這場討論並不能吸引太多注意力。為此，老師將討論落腳點放在了當事人陳春秀想要重讀大學的想法上。

「重新讀書這想法很好，只是她適應起來可能會有困難，跟周邊的同學會有一個『年齡差』。」老師說。

說到「年齡差」，全班同學都笑了，一齊轉過頭來，將目光對準了徐孟南。他今年31歲，是全班年齡最大的學生。「大家在笑什麼？」老師問。幾個同學說：「徐孟南就有年齡差。」徐孟南站了起來，給這位新來的老師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徐孟南曾是安徽高考一名「零分」考生。2008年第一次參加高考時，他故意寫下自己的名字、考號，在試卷上控訴當時的教育體制。他列舉出「十大罪狀」，希望以這種方式得到零分，表達對應試教育的不滿。這一舉動在當時引起輿論關注，一時爭議不斷。

10年之後，徐孟南回了頭。2018年他再次參加高考，被省內一所大專院校錄取。10年裡，他從一個衝動少年成長為一個父親，先後經歷打工、結婚、離婚，有一兒一女，同班同學普遍比他小10歲左右。他跟他們一起上課、生活，當了班長。

徐孟南個子瘦高，皮膚白淨，長著一張娃娃臉，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說話時習慣雙手在胸前比畫著一圈圈手勢，像一個想要說服他人的演講者。儘管有「年齡差」，徐孟南卻對本刊記者說，他並不覺得不適應，能跟大家打成一片，享受同學開他玩笑，這能說明他人緣關係不錯。「現在是我一生中最沒什麼壓力的階段。」徐孟南說。

徐孟南在家中臥室裡學習和整理材料

這與12年前的他截然不同。那一年，他一邊消極抗爭現行體制，一邊積極地推廣著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自製「殺死現行教育體制」的告示張貼，在網絡上廣發博客與網帖、建立網站、給教育部寫信，以圖推進教育改革。最激烈時，他在高考後製造「假自殺」現場，寫下遺書，試圖喚起大眾的注意力。

反抗的路上，徐孟南並不孤獨。 2006至2008年，全國各地出現數位「零分」考生，均嘗試著類似的手段，向社會昭告抗爭的姿態。來自河南南陽的考生蔣多多，率先在2006年高考試卷上寫下不滿，成了那一年的十大教育新聞人物。成績出來後，蔣多多接受採訪時稱：「即使有大學錄取我，我也絕對不會去。」

2007年，湖南瀏陽考生陳聖章以「會的題故意做錯、不會的題目空著」的方式，拿到當年高考零分，並連續發文聲討高考制度。2008年，徐孟南以及雲南昭通的考生吉劍也前赴後繼。此後，被曝光的零分考生漸漸少了起來。

雖然重上了大學，但徐孟南仍對十幾年前的經歷念念不忘。近一年多來，他整理了過去的筆記，開始創作相關內容，講述自己與這些「零分」考生的故事。高考揚名後，他們的命運各有分野：有人消失於大眾視野；有人先打工後創業，實現階層跨越；只有徐孟南一人在十年後重考大學。他選擇了學新聞，學習寫作、拍攝與剪輯，將這些往事發到抖音、微博等內容平臺。

放暑假後，徐孟南每天宅在家中，白天學習和整理材料，晚上兼職做電商運營，一個月能有5000元收入。離婚後，女兒歸妻子，兒子由自己的父母看著，他專心製作當年同為零分考生的小視頻。「這些小視頻還沒做完。」徐孟南說，每個考生都有好幾集短視頻，他打算利用暑假把這些視頻剪輯製作完。

在高考臨近的前後，通過網絡找他求助的學生和家長也多了起來，「每天都有2、3個」，通常是成績不佳、打算棄考者。徐孟南會奉勸他們，知識改變命運，要敬畏高考，珍惜機會。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首頁寫道：「對於一些現行體制，我們最好先去適應它，然後去駕馭它，最後再去改變它。」

零分計劃

徐孟南1989年出生於安徽亳州蒙城市縣郊的一個村子，距縣城約4公裡。這是一個典型中部農村，地勢平坦，一望無垠。年輕人多數在外務工，剩下的老人們帶著孩子，在6月末的農忙時節忙著收麥子。

徐孟南家中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由爺爺奶奶帶大。四個子女中，姐弟都早早輟學，唯獨徐孟南成績最好，從村小升至鎮裡初中，最後考入蒙城二中——全縣第二好的中學。父母十分重視，中考前，父親曾想過多花點錢找關係，把他送到最好的蒙城一中。徐孟南拒絕了，覺得二中更有把握。父親為此生氣。

當時的蒙城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2018年摘帽）。高考之前的徐孟南從未出過縣城。在他的記憶裡，那時縣城街道多是坑坑窪窪土路，車輛一過就揚起塵土。2000年，知名演員牛群來蒙城掛職副縣長，一幹就是五年。牛群經常利用自身資源，請很多明星來縣城演出助陣、參加活動。「當時聽說牛群要來，大人們都有點不相信，一些媒體還寫著牛群來這有點『掉色』。」徐孟南說，很多家鄉人會去縣城圍觀牛群組織的文藝活動，但他只能從鄉親們的閒談中感受那份熱鬧。那時候他在鎮裡念初中，專心準備中考。

即使考上蒙城二中，也並不意味著就能穩上大學。高三有約1000多人，本科上線率在50%左右。二中的優勢和重心都文科，拿過多次縣文科狀元，但徐孟南學的是理科。初中時，他的老師就將他們定位為理科生，反覆提醒：「你們以後都要學理科，文科的東西不用看。」歷史、地理、政治等科目，一律不學。

徐孟南的初中母校。他記得他上初一時有4個班，到了初三就只剩下2 個班了，輟學率很高。

高中學習緊張且壓抑。校內宿舍有限，十人一間，三張桌子，沒有衣櫃，非常擁擠。徐孟南和同學合租在校外一個平房院內，院子分租了多間，他和兩個同學佔據其中一間，一年租金200元。家裡條件清貧，他每天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後座是繩子系的，腳踏板搖搖欲墜。他吃1.5元/份的炒麵，3元/份的素餃子，經常餓著肚子。

徐孟南靦腆內向，寡言少語。高一剛入學時，班主任叫他回答一個問題，他臉漲得通紅，答不上話，自此老師再也沒叫過他。進入高中後成績也出現下滑，他憋了口氣想要證明自己。

那時候沒有手機，學生最主要的信息獲取渠道來自報紙，或是網吧。 進入高二後，語文老師讓班級集體訂閱一份語文類報紙，徐孟南為了省錢沒定，平時借著看。某一天，他在語文學習報的一處角落看到一則作文大賽有獎徵文啟事，一下子興奮了起來，躍躍欲試。由於文筆差，學校的作文競賽他都沒有參加資格。他幻想著悄悄地拿個獎，讓老師和同學刮目相看。

一連幾夜，徐孟南寫下好幾篇小文章投了過去。幾天後，他收到回信說稿子入圍，但需繳納參賽費。他留了個心眼，查詢114號碼，能與信封上的號碼對上。於是，他從生活費中省下50塊錢匯了過去。最後，這筆錢石沉大海，號碼也停機了。他被騙了。

為了這次作文大賽，徐孟南還去了一趟新華書店，想要找些書作參考。在書店裡，他看到了韓寒的《通稿2003》。在書裡，韓寒以激烈語態抨擊當代教育制度，用「穿著棉襖洗澡」比喻學校所教無用。這讓徐孟南極其震驚，「當時一下子就茅塞頓開的感覺，感覺這麼多年被蒙在鼓裡」。

然而，對於一個從村裡走出的少年來說，在信息閉塞的年代，徐孟南在接觸韓寒的這本書之前，幾乎沒有課外閱讀。 他只記得在鎮上念初中時，學校有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閱覽室，擺著上百本書籍。有一次，他拿了一本文學書籍想要借閱，卻被當值老師沒收。「你們只管好好學習，不要看課外書。」老師這樣說。上高中後，徐孟南連學校閱覽室在哪都懶得去打聽。

接觸韓寒後，仿佛為他打開一扇新世界大門。他將作業本變成日記本，記錄下自己的所行與所悟，3年裡寫下30萬字；他開始頻繁出入網吧，在煙霧繚繞、衝殺的音效與嘶吼中瀏覽博客和論壇，開通了博客，撰寫自己的觀點與理念，提出自己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如初中就培養學生興趣愛好、高中根據興趣選專業、學校按科目分走班制度、文化課分為學科考試與日常生活知識考試兩種、高考錄取根據高考成績與平日總成績之和決定等等。

那是網際網路與自媒體初興的年代，也是韓寒和蔣方舟們被全民討論的時代。二人以文學作敲門磚，提供了傳統路徑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悄然間影響著無數學子。2007年，有8萬人報名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創下參與人數之最。寄往作家出版社的一封封信件與稿件下，有著無數顆想依靠寫作進入大學乃至成名的心。

2006年的河南考生蔣多多算是一個先行者。蔣多多是女孩，同樣出生農村，「多多」這個名字意為多餘。從小學起，她一直成績不錯，一度被家人認為有上重點大學的希望。上高中後，蔣多多迷戀上寫作。她將所寫的小說偷偷地投往四處，其中一篇被一家雜誌社採用刊登，這給了她巨大的鼓勵。從那之後，她沉迷寫作，以「醉心飛魔」的筆名寫下100多萬字。2006年高考，她用藍黑雙色筆答題，在密封線外寫下筆名。出分後，她某一科因違紀被記零分，從而引起關注。

徐孟南在一本刊物上讀到了這個故事，他決定效仿。從高二起，他謀划起零分計劃。這個計劃他深埋心底兩年，只寫在了作業本上和博客裡，從未對他人講起。直到高考前，一個同學過生日，他才在祝福語中稱，自己要去幹一件大事，但並未明說何事。

「請相信我，我不是墮落了。到時候你會明白的。」徐孟南給同學寫道。

「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錢！」

「老師你可以不用π算圓面積嗎？」

「老師你認為當代數學有哪些缺陷？」

「老師你覺得用微積分解決問題精確嗎？」

2008年，在距離安徽蒙城1200公裡遠的雲南昭通，吉劍在高考數學試卷上質問閱卷老師。這是吉劍第二次參加高考。他數學成績優異，英語卻常考三四十分，嚴重偏科。從高二起，他寫了很多數學論文，寄給各個大學，妄圖通過論文直接被破格錄取。失敗後，他利用高考聲討高考。

這些考生們在聲討高考時，內心仍是非常膽怯的，恐懼爬滿了心頭。 徐孟南至今還記得那時的心虛：為防止監考老師察覺，他要在試卷上偷偷摸摸地寫。3個監考老師、30人的教室裡，老師一走到附近，他就得趕緊把內容蒙上，裝模作樣地做試題。

或許是因為這樣，最後分數下來時，很多考生也並非如願拿到了零分。徐孟南最後拿了143分，吉劍的語、數、英分別為23分、8分、5分，理綜有132分。

徐孟南很是失望。143分並不能獲取關注，反而可能迎來恥笑和嘲諷。他的博客無人訪問，點擊率沒有任何提升。家人對零分計劃蒙在鼓裡，只覺兒子發揮不好。曾經，有鄉親們問他大概能考多少分，父親會說：「歪歪考（稍微考一下），不得考個四五百分？」如果正常考，徐孟南估計自己能上本科。

徐孟南決定去「自殺」。他寫了一封遺書，首次對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帶著兩件舊衣服就出門。在家鄉的渦河岸邊，他擺上舊衣，搬到一塊大石頭扔到一邊，製造「墜石落河」，最後買了車票去鄰縣。他沒有多少錢，每天只吃一頓飯，睡大街、工地和河邊。夜裡，他幻想著「自殺」後引起關注成名，來熬過長夜。蚊蟲不斷騷擾，他就用廢棄的宣傳條幅遮住臉和手臂，一夜拍打。

如此生活五六天後，媒體上還沒有他的消息，徐孟南的內心矛盾起來。他擔心家人，也糾結自己的行為是否太傻。落魄之下，「零分」與教育改革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算了，就當一切都沒發生。」他想著，種一輩子田，和家人平靜地過一生也是一種幸福。他在日記裡寫，「心裡矛盾，就想哭，可眼淚就是不往下掉。」最後，他在大雨裡徒步了34公裡回家。

徐孟南的家人。徐孟南現在相信，學習是改變命運的最佳方式。

消失的幾天裡，徐家人心急如焚，把縣城翻了個遍。得知了他的叛逆後，父親被嚇到了，從他樸素的經驗中，挑戰體制是一種類似犯法的行為。「你這是在犯罪！」父親說。他把兒子的筆記與文章扔掉燒掉，銷毀了「罪證」。

徐孟南並不甘心。他從網絡世界尋找慰藉，與陳聖章、吉劍等考生通過博客、QQ建立起聯繫，相互抱團取暖。在大家的建議下，他決定找到本省媒體曝光自己，不料在電話前守了幾天，才接到媒體問詢。報導刊登後，他翻著鋪天蓋地的消息，看著不斷閃爍的QQ圖標，覺得「上癮」。

「如果當時高考之前我的教育理念能被引起大家的關注，我高考就不會考零分了。」徐孟南對我說，為了引起關注，他想過很多辦法：給韓寒和鄭淵潔留言、給教育部寫信。他還自製數張「改革」告示，買了油漆，高考前後在校外塗抹。他膽小，只在夜裡行動，被油漆燻得難受，一見人來就停，甚至溜。這些告示與標語第二天就被遮住了。

這些當時的年輕人對高考的反抗，更像是一個青春期少年向外界尋求認同的故事。 蔣多多在「零分」後面對當地幹部送來的400元錢時，抹淚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錢！」陳聖章策划過各種活動，他想挑戰清華「精英」，他拍了視頻，建了網站，將自己的照片與當時的「考霸」張非和蔣方舟放在一起，以清華校門為背景，這張照片與挑戰信一起被放在他博客首頁，還寄給了當事人與清華校長。

可想而知，這些行為都沒有得到回應，媒體也逐漸失去興趣。高考的喧囂歸於平靜之後，他們要面對的是現實的生活，後者遠比烏託邦似的空想要殘酷。

來自貴州的「零分」考生張強，因高考時寫下《作文與嫖妓》一文，被人稱為「零分狀元」。這位「狀元」在高考後的首次旅途中就遭遇不順。在登上遠行列車時，他被擁擠的人群擠下了火車，摔在了一旁的鐵軌上。而不遠處，一輛火車正在駛來，朝著鐵軌上的張強不停鳴笛。人群停止了擁擠，圍觀著他的命運。

生死之間，張強拼命地往軌道外爬行，最終躲過一劫。他後來對人回憶，往外爬的那一瞬間，他思考了很多，想著高考，想著自己的過去與未來，感到「自己錯了」。想要上大學的目標，從未如此清晰明朗。

「我想上大學。」火車駛過後，他「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最重要的是保持終生學習的習慣」

高考後，徐孟南聽從爸媽安排，去投奔在上海打工的姐姐。這是他人生第一次走出蒙城，而他記憶中的上海，與蒙城沒有太大區別。姐姐一家在上海郊區的城鄉結合部賣小吃，「也就是農村的模樣」。

第一份工作是在廣告燈箱組裝廠，產品出口海外。工廠很小，一共四人，一位20多歲的工友跟徐孟南聊得最多。這位工友初中輟學後在社會上混，為兄弟坐牢，妻子選擇離婚。他反覆對徐孟南說，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校讀書，來此打工就是為了攢錢讀書，念書才是出路。「我從他的眼神中讀出，他很後悔沒有好好念書。」徐孟南聽了很糾結。他開始承認自己做錯了，但又說自己不後悔。

那時已是暑假，與張強交流後，兩人決定再去找記者報導自己想上大學的事情。「我想我們倆在一起的影響力很大，應該有大學錄取我們。」徐孟南說。他瞞著姐姐一家回了合肥，找了當地媒體，憧憬著走上大街上能被人認出，其間還他人被騙了700元錢。然而報導出來後，影響力大不如前，徐孟南看著報紙上那個困苦少年，覺得就像「一個鄉巴佬」。

回到上海後，徐孟南進入一個包裝廠打工，包吃包住，每天工作12小時，工資800元/月，無勞動合同。他知道這低於上海最低工資標準960元/月，不籤勞動合同更是違法的。他諮詢了律師，找到勞動局投訴，要求雙倍工資賠償。投訴的結果還沒下來，兩位老闆就把他叫到辦公室，問他到底圖什麼。徐孟南說，一為工資，二為法律。

「別人都不這樣，你為什麼這樣做？」老闆說，上海不正規的廠很多，但提供了很多就業崗位。徐孟南說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說：「我要的就是改變這種現狀。」

老闆笑了，說：「如果你還要這樣下去，我可以多花幾萬塊錢，換個地方開廠。但你也不好過，包括你的家人。」徐孟南被這句話嚇住了，他接受了老闆提出的條件，不讓其他同事知道，拿了雙倍工資走人。

打工幾乎是所有「零分」考生最初的歸宿。像是闖入狼群的一隻只綿羊，初入社會的他們被追擊與捶打。 吉劍在高考後去了昆明打工，在大城市裡，他不再有撰文聲討應試教育時的意氣風發，進過餐館、去過工地、睡過長椅、撿過垃圾、貼過海報，生活極其困苦拮据。

吉劍形容那段日子是「像狗一樣活著」。 最窘迫時，他身上只剩下2.5元錢，他拿著這錢去買饅頭，旁邊一位男子像看乞丐一樣看了看他，他忍不住扭頭痛哭。這日子持續數年，2012年有記者回訪他時，他在浙江永康擠在240元/月的出租屋，撥弄著一臺老舊電風扇，蹭同事的空調屋熬過炎炎夏日。

最早拿「零分」的蔣多多，在2010年前後主動聯繫上徐孟南，兩人通過QQ交流。當時的蔣多多在杭州一所技校就讀，徐孟南一次聊天時提到了高考零分的往事，蔣多多很抗拒，表示不願再提。她說：「說真的我也有點後悔，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了。我生活還可以，就是有點累。」此後，徐孟南和她聯繫漸少，只能通過QQ動態了解彼此。他看到，蔣多多後來結婚生子，時而抱怨老公。她的最後一條動態停留在2013年，此後QQ號被廢棄，蔣多多與眾人斷了聯繫。徐孟南說，他感覺蔣多多過得不如意，向生活低頭屈服了。

徐孟南想回學校，但生活驅趕著他往另外的方向走。2010年，他在家人的安排下，與一個患有言語障礙的姑娘結了婚，在嶽父的養豬場裡幹活，一個月3000元，兩人生下一兒一女。幾年後，雙方和平離婚，徐孟南又輾轉江浙滬打工，做起電商，寫起文章。在他長達150頁的博客目錄中，有關電商的內容代替了教育與高考，成了主流。靠著做電商和寫自媒體文章，他一個月也能掙上一萬元，直到重新參加高考。「人終究還是要會一點技能的。」徐孟南說，他之所以選擇重來，也是因為想學一點技能，給自己一個新開始。

徐父很能幹，農忙時節在家裡種了40 畝地的西瓜。徐孟南也會幫著幹活。

吉劍秉持著類似的觀點。即使是在昆明落魄的日子裡，他說自己也有一股勁，會看數學和物理書籍。高中時，他的物理選擇題經常全對，他由此堅信自己不笨。2010年，他來到浙江永康打工，做流水線的工人。第一份工作是車間的裝配工，每天工作12-13個小時，工資1300元，他不滿意。2011年，他到一家門鎖廠做銷售，售賣門鎖，每月1500元。這過程中，他開始思考管理流程上的優化：車間冷氣機浪費電、物料浪費、工人積極性不高。他不善言辭，就把問題和建議列印整整4頁A4紙，交給老闆。老闆看了後很高興，覺得他在為企業著想。「現在來看，當時那些想法很是幼稚，但其實主要目的是讓老闆知道，我是一個有想法的人。」吉劍對本刊記者說。

也是在這家門鎖廠，吉劍開始「逆襲」。他通過自學，掌握了一些網絡營銷技巧，能通過文案策劃等手段，提高企業在搜尋引擎中的關鍵詞排名。他寫了無數篇軟文，免費提高了公司的曝光率與搜索排名，受到諸多老闆賞識。老闆讓他負責策展門博會的展位，吉劍看了不少書，摸索著完成了任務。那一年，他的月薪資就從1500元上漲達到了過萬。

2013年前後，一家跑步機工廠開出高薪挖吉劍過去，老闆百般挽留。吉劍問老闆：「你以後有上市的計劃嗎？如果你打算上市，我能分點股票。」老闆說沒這個想法，吉劍選擇了離開。2015年，吉劍創建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售賣電子產品。幾年下來，靠著淘寶店他入帳百萬，在杭州等地購置多處房產，還投資了多隻股票與基金，躋身中產。如今，他的目標是在35歲之前實現財務自由。

「最重要的是保持終身學習的習慣，沒有什麼捷徑。」 吉劍說，10年以來，他從來沒有從停止學習，每天都學習視音頻課程，從早期的哲學、歷史與《易經》，到後來的投資理財知識。他對BBC的知名紀錄片爛熟於胸，用抖音時也喜歡看量子物理的視頻。他靠此彌補沒有上過大學的短板。吉劍坦承，自己有些幸運，趕上了網際網路時代。「網際網路這種細分行業裡，只要有一招鮮，就能吃遍天。」

吉劍喜歡走遍大江南北，這些年去了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旅行。

這種旺盛的求知慾或許來自童年。吉劍的父母是淳樸的農民，母親是高中畢業，有一定文化，從小就給吉劍講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故事。3歲那年，母親帶著他遠行幾百裡去了昆明。吉劍第一次走出山區，來到省城，在新華書店裡翻閱著家鄉沒有的書籍。

吉劍說，他希望儘快實現財務自由，之後打算做一個獨立學者，鑽研學問。他堅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階層固化論是扯談」，而網絡給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與大學課程無差別。 但偶爾，他也會自卑，將自己與遇見的大學生做比較，想著「是否上了大學之後會更好呢？」

十幾年來，每年都有很多年輕人給吉劍留言，尤其在高考前後。這些年輕人質問高考的意義，徵求他求學和就業的建議，甚至還有人問詢他曾提過建議的那家工廠的聯繫方式——對方也想進這工廠，以複製吉劍「逆襲」的路徑。

對於這些求助者，如果是還未參加高考的學子，吉劍通常會奉勸對方要慎重，畢竟自己最初在昆明的日子太悲慘；而對於要畢業的大學生，他會奉勸對方先把自己養活，再談夢想。「現在想想，我當年也是野心太大，本事太小了。」吉劍說。

徐孟南也會接到很多人的求助。他與吉劍、陳聖章等考生仍保有彼此的聯繫方式，平日能看到對方動態，但幾乎不再聯繫。他不羨慕吉劍這些發家致富的「零分考生」，稱他並不看重錢財，而是「想要做一點對社會有意義的事」。高考「零分」後，徐孟南曾與當時的班主任發生過爭執。班主任說，社會即使有不足，也是一個人改變不了的，「你應該去適應社會，而不是叫社會來適應你」。徐孟南反駁，「人類不只在適應，也在改變」。

2017年，徐孟南重新報名參加高考。他拿著9年前的高中畢業證去縣城招生辦報名時，用手機搜索了高考相關的新聞。一則2014年浙江、上海等地高中教育改革的新聞映入眼帘，裡面推行的走班制、選科制替代文理分科、一年多考、綜合評價等政策讓他覺得熟悉。他瞬間感到，這些改革內容，與他當年提出的教育理念「相差不大」，自己當年的堅持終於獲得了認可，是值得的。

「特別的激動。」徐孟南回憶自己當時內心一陣狂喜，「我比韓寒更進一步了，韓寒只是反叛，我還提出了一個更好的教育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