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洪漢鼎先生那天，正趕上北京大降溫，外加四級大風。怕我走錯路，81歲的老先生堅持到地鐵口附近接我。路上，他告訴我這幾天他已經準備了一些材料，要好好談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有關的幾個問題。
1996年，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和商務印書館聯合召開《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260種座談會，會議合影被收入《商務印書館120年大事記》中，和潘漢典、苗力田、何兆武這些老先生比起來，站在後排的58歲的洪漢鼎屬於晚輩。「這不是一個人，一代人，而是好幾輩人的事業」。談起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歷史，洪漢鼎稱之為「一段漫長艱苦的過程」。
1905年，商務首次出版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鉛印本，加上此後的《原富》《名學》《法意》等八種，輯成嚴譯名著叢刊。20世紀20年代後期，商務出版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和《漢譯世界名著叢書》更成為當時西學譯介的集大成者。據商務學術編輯中心主任李霞介紹，當時商務的掌舵者王雲五注意到商務以往「有關新學之書籍，雖零零星星間有出版，卻鮮系統，即以尚無整體計劃之故」，於是「廣延專家，選世界名著多種而漢譯之」。此套叢書出版約230種，集為「漢譯世界名著叢書」。這套叢書後被收入到商務的「萬有文庫」中，成為上世紀前半葉中國最有影響的西方學術著作叢書之一。
「我要特別講到我的老師賀麟先生」，洪漢鼎說，30年代，賀麟先生從國外回來，初在北京大學，後在西南聯大哲學系任教，曾以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翻譯委員會為平臺，不僅翻譯出版了一批世界哲學名著，而且也培養了很多哲學人才。「賀先生的學生，也是我的老師，已故的武漢大學陳修齋先生在他的《哲學生涯小記》裡曾記錄了當時賀麟先生得到蔣介石的資助後組織了樊星南、陳鎮南、顧壽觀、王太慶和其他諸人，翻譯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的歷史」。洪漢鼎找出30至40年代漢譯世界名著中陳康先生翻譯的《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樊星南與顧壽觀先生合譯的《人之天職》等舊書，封面上註明「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主編」，同期出版的還有張銘鼎翻譯的《實踐哲學批判》、程始仁翻譯的《知識學基礎》。「這是抗日戰爭之前或前期出的，紙還好。你看，抗日戰爭後期出的賀麟翻譯的《黑格爾學述》《致知篇》、洪謙先生的《維也納學派哲學》，紙質發黑，粗糙，意味著那個戰爭年代物質緊缺。」對於這一批顏色暗黑和紙張粗糙的哲學名著，洪漢鼎情有獨鍾，他說，我們這一代以及上一代人如張世英先生這樣的老前輩的哲學知識就是從這些書得到培養的。張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常講到這批書在我們這批學者中的影響。
1982年，是出版界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是商務建館85周年。商務推出「漢譯」第一輯50種，這50種書，無論從翻譯水平還是印製水平，都是當時可能達到的高標準。這朵被新時代的春風吹開的「蒲公英」，仍沿用20年代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之名，以示繼承與發揚，另加「學術」二字，以突出其學術性。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應當說是四種力量合力的結果。」洪漢鼎說的四種力量中，除了國家重視，譯者和編輯的貢獻，還有讀者。國家層面，1984年，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出版工作得到鄧小平的關心和支持，1996年中宣部聯手商務召開漢譯的大型座談會，這都給這套叢書的出版帶來了強勁的「東風」。
商務同仁中，洪漢鼎印象最深的是60年代就認識的商務副總編高嵩。「那時候商務的業務全是他管」。從1982年開始，每隔幾年就召開一次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專家評審會。「我是在1988年左右從德國回來以後參與進來的，比較晚」。那時候開會，老先生都去，哲學組、政治組、歷史組，等等，分組討論。如今，哲學組裡的賀麟、王太慶、王玖興、苗力田這些老先生都已故去多年了。「每一次商務組織這些老先生開會，一是對叢書的出版質量把關，再就是確定後續的選目。商務的出版質量為什麼好?這跟他的編輯有關，商務出的外文書，是德文的由德文編輯看，英文的英文編輯看，這種對照原著的做法對保障譯著的質量非常重要」。從學兄陳兆福、老同學武維琴開始，以及吳雋深、張伯幼、徐奕春，再到關群德、王振華等等，沿時間維度歷數下來，洪漢鼎看到的是商務編輯隊伍代際延續的力量。
譯者方面，老一輩的賀麟早在1949年前就參與這套叢書的翻譯，1949年後，他以及他的學生們也一直是譯者隊伍中的重要力量。語言學方面，洪漢鼎還記得一起開過會的呂叔湘先生。「哲學方面的著作，賀先生是很重要的譯者，另外還有王太慶和王玖興，陳修齋和顧壽觀，以及去年去世的學兄梁存秀，他們翻譯了很多哲學經典，而且翻譯得很好，都收入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這是從譯者來說，也是好幾代人」。讀者更是如此，可以說是一代接著一代。過去，洪漢鼎在德國和臺灣，結識過一些港臺學者。「他們都認為這套名著很有影響，我看到很多教授家裡都收藏了一套，臺灣學者很少翻譯，都是借用大陸的譯本。」
我們今天為什麼需要漢譯世界學術名著
我們今天為什麼需要漢譯世界名著?漢譯世界名著的意義是什麼?這是洪漢鼎一直思考的問題。他以哲學為例，中國傳統哲學到清末民初已經支離瓦解，嚴復的譯著，就是要把西方的思想引進中國，促使中國傳統哲學現代化。但到90年代，這一路徑被一些人反對，他們認為中國哲學是在西方化，胡適、馮友蘭這些人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來搞中國哲學，今天的哲學都是西方的概念。所以他們提出要恢復中國傳統的概念，清除西方影響，這股思潮在90年代影響很大，一直到現在，可能還有一些人在堅持這一觀點。
但在洪漢鼎看來，「所謂西化其實是一個假命題，我們不是西化，而是化西，吸收他們好的東西，優化我們的傳統哲學，最後達到超西。在這個過程當中，漢譯世界名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我們得以化西。假設沒有漢譯世界名著，我國哲學研究今天能有這樣的成就嗎?有人說，那些以西化為名反對我國傳統哲學現代化的人，其實是『以中西之異來抵抗古今之變』，這些話蠻有意思的。我想化西乃至超西，應當說是這套叢書的意義所在」。
講到漢譯世界名著的意義時，洪漢鼎特別強調譯者的貢獻，他說：「現在有些人不願意翻譯，因為它不算科研成果，這對於年輕學者確實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是如果你翻譯一部富有影響的世界經典著作，往往其意義遠超出你自己的研究之外。講到這裡，洪漢鼎回憶起他當時翻譯《真理與方法》的情景，他說當時有些人就建議他利用這幾年在德國的研究寫一部關於德國哲學的專著，「儘管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但我想，須知西方哲學發展至今，其內容之廣泛和其意義之深奧，實非我們僅以幾年時間寫出的一部學術專著所能涵蓋的。與其寫一部闡述自己尚未有成熟看法的專著，還不如譯介一部有影響的經典著作對我國讀者來說更為重要一些。」洪漢鼎收入漢譯系列的除了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外，還有《斯賓諾莎書信集》等，至今，這兩本譯著的各種分科本、珍藏本、珍藏本紀念版，足可擺滿一大桌子。尤其是洪譯《真理與方法》，在國內哲學、文學、法學、歷史、藝術以及宗教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影響頗大，成為一部重要的經典。
對於搞詮釋學出身的洪漢鼎來說，一部作品有不同的譯本，是一件好事。進一步說，一部經典應當有不同的解釋。「這很重要。一部經典就在於它能被不斷地解釋。翻譯就是解釋，所以一本著作的不同譯本很重要，每個時代的語境不同，這就需要重新翻譯」。洪漢鼎以不同時期出版的賀麟翻譯的《小邏輯》為例，1954年出版的那本目錄中，第一篇DieLehrevomSein譯成「有論」，而在1995年出版時，則改譯成「存在論」。「光看目錄你就知道它們的差別，裡面的內容改動就更多了」。「比方說過去我們談黑格爾，談康德，都說他們是唯心論，但現在我們很少說這個名詞，因為唯心論是那時候跟唯物論相對而言的，而且是批判性的。實際上，現在我們來看唯心論這部分，康德、黑格爾，裡面有很多好的東西，現在大家都願意用觀念論。這都是時代的問題」。
當然，重譯也與不同時代的譯者水平有關。洪漢鼎的老師輩大多有留洋經歷，外語很好，但是像他自己這代50年代中期進大學的人以及「文革」以前出生的人，幾十年都沒有書可讀，他們的外語與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學者相比，又大大不如。「那時候很封閉，我們在北大，公共外語只有英語，俄語，此外沒有其他語種，這還是北大，其他地方就更不必說了。現在我們年輕一代，他們有些人甚至從中學、大學、博士，都在國外讀，外語當然很好。」洪先生說他自己翻譯的《真理與方法》《斯賓諾莎書信》等書也一直在不斷改進。
談話過程中，洪漢鼎拿出各個時期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的單行本，尤其是老師賀麟的譯著，收藏尤多。由這些不同時期的版本，他想著商務或許可以建一個版本博物館，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西學東漸史館。「這是這套叢書發展演繹的歷史資料。商務保存了一些以前名家的譯稿，這些譯稿都是手寫的，很珍貴。我手裡就有陳康先生和賀麟先生的手稿，都是蠅頭小楷，本身就是藝術品」。
翻譯必須與研究並重
在哲學界，洪漢鼎的名字幾乎是和斯賓諾莎聯繫在一起的。早在北大哲學系上學時，他就跟著賀麟先生學習斯賓諾莎。賀麟先生指導他讀斯賓諾莎《笛卡爾哲學原理》和《知性改進論》原著，這段時期成為洪漢鼎早年美好回憶的一部分。但不久「反右」開始，還只是大學二年級學生的洪漢鼎也被打成右派，離開北大到齋堂勞動兩年，畢業也推至1963年。在當年中國科學院研究生考試中，儘管他考試成績優異，卻未能入取，失去了繼續深造的機會。那年，他從北京一路輾轉來到陝西省永壽縣，隨身行李中，除了生活用品，便是一麻袋書籍。「好在我就一個人，白天工作，晚上回來就讀書」。下放永壽的15年，對洪漢鼎而言，也是一個斯賓諾莎研究和哲學成長的過程，1993年出版《斯賓諾莎書信集》即是他這期間的翻譯成果。「記得我1963年離開北京的時候，賀先生跟我說，你有時間就翻譯《斯賓諾莎書信集》。賀先生把他珍藏的《斯賓諾莎書信集》英文和德文書給了我，希望我能夠完成他這一心願」。
賀麟早年主持西洋哲學名著翻譯委員會時，曾為翻譯工作確定兩項原則：不僅翻譯原文，而且原文裡所有的引文都要加注(甚至有時候注的比重會超過原文)，另外，每本譯著都必須寫譯序。洪漢鼎謹記老師的原則。翻譯時，雖然是從英文翻譯，但同時還參考德文版本，閱讀斯賓諾莎的傳記。「否則你不了解當時他為什麼說這些話，很多內容必須查找資料」。翻譯過程中，除了北京帶去的書籍和資料之外，就是寫信給遠在北京的老師賀麟求教。至今，洪漢鼎還保存著很多賀先生當年寫給他的書信，豎排的毛筆小楷，一派文人風範。讓洪漢鼎先生欣慰的是，很多讀者喜歡他的這本譯著。最近，在華南理工大學開會時，一位科學哲學專業的學者向他表示對這本書的喜愛，奇怪哲學出身的他怎麼能把斯賓諾莎講科學、光學的內容翻譯得那樣準確。
翻譯必須與研究並重——這是去年洪漢鼎在一次西方哲學年會上提出來的觀點。「中國哲學界分成了西方哲學圈和中國哲學圈。中國哲學學會和西方哲學學會，兩者老死不相往來，這不是好事」。他強調，搞西方哲學的目的並不在於西方哲學，而是哲學，西方哲學只是研究的平臺，研究哲學本身才是目的。這對中國哲學研究同樣如此。」他認為我國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一定要認清這一點，否則就把自己的位置降低到研究哲學的邊緣。另外，「沒有翻譯來搞西方哲學研究，那就是天馬行空，只有做了翻譯你才能深入西方哲學的精髓，才能對它有所吸收和批判」。(記者陳菁霞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