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公眾對化學的「恐懼」，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科普。「不是每個人都要當科學家，但是每個人都需要科學思維。」
文｜魚藻
編輯｜楚明
化學好玩
2020年的聖誕節沒有下雪。但是鏡頭裡，雪花紛紛落在了一顆迷你聖誕樹上。
一個白鬍子、白頭髮的老爺爺，像聖誕老人一樣出現在屏幕裡。他往裝滿白色粉末的杯子裡倒了一點水，雪花狀的碎片溢了出來。圍觀的人們驚呼這是個神奇的「魔術」。
這位「聖誕老人」叫戴偉，他是牛津大學的化學博士，北京化工大學的一位教授。同樣廣為人知的身份，是快手科普代言人。
戴偉一直在嘗試用直播和短視頻的方式進行科普。鏡頭裡，他一身白色大褂，戴著護目鏡，變著各種各樣的魔術：山水畫、化學螢火蟲、神奇棉花糖、可以彈跳的雞蛋……他在快手擁有700多萬粉絲，成了粉絲們熟悉的「戴博士」。
快手上的一則Vlog記錄了戴偉的日常。每次去給學生們做實驗，他都會一大早收拾好幾大箱子的儀器，頂上再放幾個盆，提前兩小時到達教室，進行準備工作。做完實驗後，要花一個多小時清洗各種儀器。返回到化工大學實驗室的時候，天色已黑。
而更多的工作在幕後。儘管是化學博士，戴偉也需要花很多心思來研究實驗的情節，怎麼把實驗串聯起來，怎麼讓實驗更像個「魔術」也更吸引人。「一個5天的夏令營，戴偉會花幾個月設計試驗，」戴偉的助手索樂樂在接受《科技日報》的報導時說過。最繁忙的時候，戴博士每天凌晨4點就來到實驗室，一直工作到晚上。
他很清楚，很多人是被魔術吸引過來的。但是，講清楚背後的原理、傳播科學的思維才是最重要的。戴偉會花更多的時間來講解化學方程式，就算這些視頻不一定能有更多的「流量」。他還是會堅持，因為這才是科普的價值。
化學博士、科普博主，英國人、流利的中文……這些截然不同的標籤在戴偉身上也發生了化學反應。對戴偉來說，來中國做科普也是個偶然。
上個世紀70年代，戴偉訂閱了一份《北京周報》，這些存放在自家閣樓上的一摞摞雜誌讓他開始了解中國。熱愛化學的他，發現中國的社會也在發生著各種化學反應。
1987年，戴偉第一次來到中國。滿街的自行車、五六點鐘就關門的國營飯店……戴偉學會的第一個中文詞彙就是「沒有」，這裡沒有豐富的物質條件，也沒有他熟悉的環境。不會漢字的他，得到了許多當地人的幫助，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他開始學習中文，拿一盒磁帶反覆聽，中文辭典都被翻爛了。從那時候開始，他每年的夏天都會來中國。直到1996年，受邀來到北京化工大學工作，他從此留在了中國。
2011年是「國際化學年」。也是在這一年，戴偉受邀為中學生做科普實驗。戴偉一進教室，臺下的學生們看到滿桌子的化學試劑和玻璃器材，露出了新奇的目光。第一個實驗，戴偉在一個密封袋裡，把雙氧水變成了氧氣，袋子鼓了起來。如何驗證這是氧氣？對於高中生來說，這是個再簡單不過的答案，「帶火星的木條一進氧氣會復燃」——因為每個人都曾在試卷上把這個標準答案寫過好多遍。
木條燃燒的瞬間，學生們「哇」了起來。這個反應讓戴偉很驚訝。他在英國長大。兒時，他就買了各種儀器和藥品在廚房做實驗，父親為了支持他，特意把花園裡的小棚子騰出來當他的實驗室。在英國的高中，通常班裡只有十多個學生。坐在實驗室裡，學生們經常有機會自己動手做實驗。當英國的高中生看到這個化學反應時，他們習以為常。
「化學的樂趣就是動手做實驗。」戴偉始終這樣相信。戴偉是個熱愛新鮮、熱愛變化的人。兩種化學試劑相遇，一件新的物質誕生，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
看到中國學生的反應，他才意識到，受限於種種條件，神奇的化學反應，對於他們來說，變成了應付考卷的標準答案。
從那以後，他每個月都會去北京郊區的打工子弟學校做化學實驗。這些學校的教學條件通常是簡陋的。戴偉和團隊會自帶投影機，但因為教室沒有屏幕，他們還要把白色的床單貼在牆上當幕布。有的教室連插座也沒有，需要用兩三個插線板連接在一起，給投影儀充電。
見到一個外國老爺爺，班上四十多個孩子很興奮。戴偉很喜歡他們。雖然他們不經常見到外國人，也從來沒有跟外國人說話，但也不害羞，還會主動關心老師。雖然之前沒有機會親自做實驗，但很多孩子動手能力卻非常好，因為他們在家裡要照顧弟弟妹妹，也要幹活，生活經驗豐富。
戴偉指導過幾個孩子參加一個科普周活動。孩子們需要在鏡頭前表演化學實驗，然後用視頻參加比賽。後來，有3個孩子得了獎。當組織委員會跟校長聯繫，通知他們獲獎的時候，校長一開始還以為是詐騙電話。他說，「我們是個打工子弟學校，怎麼會得獎呢？」他們對自己並不自信。
後來，戴偉會和這些孩子們講起自己那些從農村裡走出來的朋友，用這些人的故事來鼓勵孩子們。
10年過去，戴偉走過了中國的近30個省。有時候，活動結束，會有學生找到他：「戴博士，我兩三年前上過你的課。」看到手機裡的照片，戴偉才發現，原來當年臺下的學生長高了這麼多。戴偉也會考一考他們：以前你做過什麼實驗，還記得嗎？他發現，有不少學生會記起當時場景。還有人會對他說：「老師，我想當化學家。」
當有學生告訴他，因為他的實驗開始對化學感興趣時，戴偉會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對抗恐懼的方法是科普
這些年，戴偉越來越能感受到，很多學生不願意學化學了。他去浙江和遼寧的幾個高中講課，老師告訴他，原來70%左右的學生會學習化學，現在下降到30%了。
「這對我們化學學科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和障礙。」戴偉說。「生、化、環、材，四大天坑」的調侃，道出了這門學科遇冷的原因——就業難、薪資低。除此之外，還有公眾對於「化學」二字的誤解。
曾有家長告訴戴偉：「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學習化學，太危險了。」平時做實驗，也會有家長擔心實驗的安全。戴偉一般不會直接回答這些問題，而是反問對方：你會開車嗎？你開車安全不安全？
當得到肯定的回覆後，戴偉繼續說：我相信你開車很安全，但是如果別人喝了一瓶白酒開車，就不安全了。所以，這和車是沒有關係的。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你的車也會變成一個武器。化學也同理。如果不尊重規律，化學會變得很危險。
戴偉發現，人們對「化學」二字有著莫名的恐懼。他經常會在手機上看到各種科學謠言，製造著恐慌。這種恐懼也被消費主義利用。一些商品喜歡標榜「純天然」、「不含化學成分」，而消費者也經常為此買單。
如果有學生告訴他，家裡有一瓶「好的無化學成分的洗髮水」。戴偉就會糾正，「上過戴博士的化學課後，你的洗髮水裡面沒有H2O嗎？所有物質都是化學物質，不必浪費錢買特別貴的。」他還會讓孩子回家「教育」家長。
面對公眾對化學的「恐懼」，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科普。戴偉意識到，通過孩子的科普教育，也是糾正成年人誤會的機會——並非所有化學物都是危險的，並非天然物質就是健康的、安全的。
疫情打斷了他原本的計劃。很多學生沒有辦法來到北京，戴偉也沒辦法繼續自己的科普工作了。他想了一個辦法。一年前的暑假，戴偉聯合了英國皇家化學會和快手，主辦了一個暑期公益項目，邀請來自數個國家級或省級貧困縣的高中生來到自己的化學課堂。
在快手贊助的夏令營上，雲南和湖北貧困地區的老師和孩子被邀請來北京。活動主辦方定製了3毫升的試管，相比於普通的50毫升試管，「迷你」的儀器能夠保證夏令營裡六十多位學生分到幾毫升試劑，能親手做一次實驗。
戴偉準備繼續延續這種方式，他設計了4個安全的、趣味性強的實驗，這些都可以用「迷你」儀器完成。戴偉和同事們把這些「迷你」儀器，連同試劑，做成「實驗包」，寄給了全國200個學生。這樣，學生們就可以在家裡做實驗了。
手機屏幕恢復了課堂情景。戴偉拍了兩個視頻教學生們如何動手。一塊屏幕，一個實驗包，一張桌子，無所謂是否有實驗室，全國各地的學生都可以和他一起做實驗。這對戴偉來說也是一個啟發。
疫情好轉後，他到線下去開課，經常有學生認出他，「我在快手上見到過你」。在很大程度上，直播幫助戴偉實現了他做科普的初衷——去到更多偏遠的地方，讓那裡的人們也感受到化學的魅力。
「直播更加公平,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我的實驗。直播也更高效，以往我做一次實驗,最多能讓300個學生看,但如今一下子可以給幾十萬人同時在線看。」他說。
屏幕前面的觀眾們，或許只有極少人能受啟發變成科學家。但戴偉相信，自己的科普能讓所有觀看者受益，「資訊時代，各種信息太多了，我希望能用科普幫助人們判斷網絡上信息的真偽。不是每個人都要當科學家，但是每個人都需要科學思維。」
假如「聖誕老人」退休
現在，戴偉到了臨近退休的年齡。他的願望是，繼續在中國做科普。「我不是一個傳統的英國人，我喜歡變化，喜歡每天都有新的經驗、新的機會。」他說。
幾年前，戴偉被邀請加入中國科學院的老科學家演講團。演講團的門檻很高，需要試講。即使研究水平很高，不能讓初中生、小學生聽懂，也不能通過考核。他在這裡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夥伴。退休後，戴偉準備跟著演講團去更多的地方。
距離第一次來到中國，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決定定居中國，也算是一次冒險。在中國，化學家戴偉見證了一次次奇妙的變化，技術催化了各種各樣的反應，震蕩、燃燒、新物質誕生。
剛來北京的時候，戴偉喜歡去黃亭子50號裡的一家酒吧。他在那裡認識了導演賈樟柯。賈樟柯的眼中，戴偉他總是準時晚上十二點來酒吧，要一杯扎啤，仰著脖子一邊看足球一邊和朋友聊他倫敦鄉下的事。
在黃亭子50號裡的酒吧，每年聖誕節，戴偉會打扮成聖誕老人出場。而2020年的聖誕節，有300多萬人在直播間裡觀看了他的化學實驗。這位聖誕老人再次從口袋裡掏出了禮物，送給了屏幕另一端的人。
這些人也逐漸成了戴偉在遠方的朋友，和他開著各種玩笑，成為他認識中國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