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90年代初期,很多高中生是伴隨著汪國真的詩歌名句長大的，在筆記本上，在賀年卡上，在日記本裡，汪國真用詩歌給一代人勵志。
詩人汪國真今晨兩點十分因病去世的消息傳來，記者致電汪國真手機，其家人確定了他去世的消息。
這條消息瞬間讓人心收緊，難過。
「汪國真是朦朧詩之後出現的，他的詩歌比較通俗明白，對朦朧詩具有反駁的意義。其詩歌在精神上據有三個特徵：一是青春。汪國真的詩歌最受高中生和大學生的喜歡，因為他的詩歌具有朝氣蓬勃的青春氣息。」
「二是勵志。『要嫁就嫁給幸福，要敗就敗給追求』，他的詩句具有精神立志的特徵，具有正能量，不管專家們喜歡不喜歡，年輕人喜歡，誰檔也檔不住，孩子要深刻幹什麼？第三是溫暖。他的詩歌寫了人性中美好的東西，親情友情愛情無不如此。」
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評論家王久辛如此評價汪國真，他說：「衡量汪國真的價值，相當於看油畫，走近了看不清楚，看到的是紅的黃的，坑坑窪窪，退一步才能看清楚全貌，才知道價值所在。」
汪國真寫詩近三十年，發行量過千萬，受到無數普通百姓的追捧，直到2011年，仍有五家出版社推出他的詩集。
汪國真開始詩歌創作，還是他在廣東暨南大學中文系讀書時。1978年，他讀了盧新華的小說《傷痕》深受啟發，產生了一種難以抑制的創作激情。1979年4月13日，汪國真的詩在《中國青年報》得到了第一次發表。幾天後，他收到了編輯寄來的鼓勵信，以及稿費2元。這極大地鼓舞了汪國真。
從此，他常去閱覽室，記下地市級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網一樣撒向全國各地的報刊。90%是退稿，3個月後換信封再投往另一家。1988年，低潮中的他遇到了當時《追求》雜誌的副主編杜衛東，杜衛東編發了汪國真的一組詩歌《熱愛生命》，之後被發行量達數百萬份的《讀者文摘》在卷首位置轉載，汪國真走紅。
現任《小說選刊》雜誌主編杜衛東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在電話那頭哽咽了。他這樣評價汪國真：「純潔，儒雅，真誠，淡泊。」由於杜衛東當年發表了其詩歌，他始終把杜衛東當成導師，不管何時見面都很尊敬。二年多前在作協的一個會上見到他，戲言，聽說你的字畫已經價值鵲起，不敢有求。汪國真第二天便電他，已經揮毫一畫一字，可請人馬上取走。
1990年春，汪國真所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藝術出版社編輯李世躍找到汪國真本人說，學苑出版社想為他出一本詩集。原來，學苑出版社編輯孟光的夫人是北京太平橋中學的老師，一天上課時，老師發現學生們在下面拿著個小本，遞來遞去的，沒收一看，是汪國真詩歌的手抄本！老師問：你們為何喜歡他的詩？學生答：不光我們抄，外面的人都在抄！老師這才知道，原來抄汪國真的詩已成了青少年的一種「時尚」！
《汪國真詩集》一出版便引起轟動，當時有二十多家出版社蜂擁而上，一版再版，印數少則十幾萬，多則幾十萬。
「文壇對於他作品的評價不夠公正，比如淺薄，平淡，順口溜，沒有味兒等等。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汪國真的詩歌對於公眾的影響力，連習近平主席的發言都引用過他詩歌中的句子『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我覺得，對於汪國真的詩歌還需要時間和歷史來評價。」杜衛東說。
對於外界對他詩歌的批評，汪國真曾這樣回答：「是，我想是這樣，比如說有的人說我的詩不深刻，不高雅，不純粹，但是我覺得事實勝於雄辯。」他幽默的說，他的詩集不僅是賣得好，而且盜版也盜得好。「我從1990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一直盜版盜到2009年，我的詩整整被盜版了20年，我可以自信的說，我是中國詩人中唯一的詩集被盜版20年的詩人。」
張寶瑞說，我認真汪國真23年了，他非常留戀我們辦的金薔薇沙龍。今年6月22日是他的生日，如果他健在，我會為他過60歲生日。他說，汪國真最近一些年太累了。
1998年時，汪國真忽然來與大家告別。說他當時查出肝癌。後來又說是誤診，只是肝病。當時他臉色暗黃。我認為他性格內向，只把光明美好的一面留給大家。幾個月前，聽說他在301醫院深度昏迷，後來轉到302醫院。當日他囑咐其新書《青春在路上—汪國真新詩精選》責任編輯一定保密。我今年1月份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他長時間沉默不語。2月份再打電話給他，電話就打不通了。3月份聽說，他身體已不行了。
幾個月前，聽說他在301醫院深度昏迷，後來轉到302醫院。當日他囑咐其新書《青春在路上—汪國真新詩精選》責任編輯一定保密。我今年1月份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他長時間沉默不語。2月份再打電話給他，電話就打不通了。3月份聽說，他身體已不行了。
近年來，汪國真寫詩少了，轉型到字畫和作曲領域。談到自己的轉變，汪國真這樣說：「我現在寫詩寫的比較少，但我在做一件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事情，為中國歷代的優秀詩歌譜曲，到目前為止，我已經給中國歷代的優秀詩歌譜了400首曲，受到一些小學生的喜愛。」2010年新年前夕，唱響古詩詞——汪國真作品音樂會在京舉行。
對於汪國真和他的詩，北京師範大學的博導，著名評論家吳思敬老師評價說：「汪國真是90年代詩壇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我們稱之為汪國真現象，他異軍突起，80年代沒有出來，90年代在商品經濟，他把詩的寫作和詩集的出版能夠和商品結合在一塊了，這是到目前為止，做的這麼成功的大概只有汪國真。我們的一些老詩人，比如艾青的詩集能賣出三萬冊就了不起了，現在都不太可能了。
汪國真的全部自信則來源於普通人對於他的支持和熱愛。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說：「沒有詩歌就沒有我的一切。如果我按照那些評論家認為好的方式去寫詩，那麼汪國真還能脫穎而出嗎?汪國真的詩還能發行幾千萬嗎?汪國真的詩還能連續被盜版20年呢，既然都不能，我憑什麼按照你的方式寫詩?」
在汪國真眼中，詩、畫、樂都是相通的。他舉例說，文學當中有一種修辭手法叫頂真，即用一句話的結尾詞語或句子做下一句話的開頭，他在作曲時也把它運用在其中，比如，上一句用音符3作結尾，下一句的開頭就是3，而歌詞也如此，「藍天下是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家園花朵鮮豔，花朵鮮豔四季長青，四季長青仿佛是春天的笑臉」。
作家張寶瑞說：「汪國真詩如其人，非常清純,情感真摯，有些詩思想深刻，新詩比舊詩寫得好。1989年19934年的階段，他的詩歌像春天的小溪一樣流淌進中國大地，特別是流淌到校園，影響了一代人。此外，汪國真的很純潔，從不拉小圈子，不說任何作家和詩人的壞話，不巴結任何人。他始終微笑地面對人生，有俠肝義膽。」張寶瑞為汪國真寫的輓聯是：「國有奇才撼四海，真為詩俊驚天下」
記者了解到，新華出版社日前剛剛出版汪國真的新詩精選集《青春在路上——汪國真新詩精選》。書中收錄了汪國真的多首新詩，格調積極向上、催人奮進。同時，書中還囊括了他新近創作的詞、散文，並附有他的書法、繪畫。
文/桂傑 圖片由中國青年報文化生活部提供
青春期遇上汪國真
差不多整整15年後，我才意識到詩人汪國真曾深刻地影響過自己。而這，還是經另一位詩人西川所啟發。
那是2008年深秋，前去採訪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國際論壇，主題之一是「反思二十世紀中國」。 論壇其中一個單元是放映和研討電影導演賈樟柯的新作《二十四城記》。
午餐時，我湊巧與西川同桌。自助晚餐上再次碰面時，我們便站著多聊了幾句。時逢改革開放30周年，到處都在回顧歷史。面對詩人，我習慣性地問起詩歌在過去30年中的作用。西川的回答，令我有些吃驚。
他說，詩歌過去30年最大的貢獻，是把中國人從陳舊的說話方式中解救了出來，尤其是朦朧詩，讓人們意識到除了語錄式、口號式、階級鬥爭式的教條話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說話方式，「看不看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進入放映室後，盯著眼前忽明忽暗閃爍不定的銀幕，我不時自問：當年是誰把自己「解救」了出來？
腦海裡閃現過好幾個名字，但最終定格在了最早出現的「汪國真」三個字上。
正是為了練字，我才在上世紀90年代初知道了他。上初中時作為班裡寫字好的學生之一，我時常需要在宣傳委員指揮下出黑板報。此前的若干年裡，我唯一的字帖就是語文教科書，模仿上面印刷的楷體字。
直到硬筆書法風行全國，一本抄寫汪國真詩作的字帖在班裡出現，我這個鄉村少年才明白，人類可以寫出楷書、行書和隸書等不同的字體。
那時，「四大天王」剛剛被命名，他們的歌聲席捲縣城、小鎮的大小卡帶收錄機。學校的廣播裡，則經常放呂方的《彎彎的月亮》和毛寧的《濤聲依舊》，還有那個白皙微胖的廣播員的最愛——《好人一生平安》。
我們這些在江邊長大的少年，經常在漁船、沙船和客船上晃蕩。相比字帖裡的詩，懵懵懂懂覺得那唱月亮和濤聲的歌，更像在唱自己，離生活更近。
看字帖時，見識短淺的我們更關注字體，而非內容。對自己同樣在言語上的貧瘠毫無察覺。寫作文時，一提到春天，就想到課本上讀過的燕子歸來；一論及英雄，就是課本上講過的勇救朝鮮落水兒童的羅盛教、堵機槍眼的黃繼光或是火都燒不動的邱少雲。
課本上這些一本正經的文字，加上鄉親們口中隨時隨地爆出的粗話和俚語，用來表達我們的想法和情緒，足矣。
無奈青春期還是悄無聲息地逼近了，荷爾蒙的分泌，讓我們翻遍語文教材上所有總結出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也找不到一個形容內心不安與躁動的字句。
再回頭看字帖時，卻有了意外的驚喜。在汪國真的詩句裡，那種在胸中左衝右突曖昧不明的情感，似乎可以尋找共鳴，肆意流竄。它就像唱月亮與漁火的歌聲一樣，離自己好近。而對語文教科書的疏離感，也自此始。
那年冬天，一番劇烈的思想鬥爭後，我從借來的字帖裡抄了一首汪國真的詩，送給了暗戀的女生，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被拒。從此，汪國真的詩成為如傷痕般的記憶。
高中讀了理科，大學念了工科。汪國真的詩也如同那個年代，在市場經濟的波濤洶湧後歸於沉寂，在我個人的記憶裡也漸漸模糊，有關的細節大多已遺忘。
直至西川指出詩歌的力量所在，我才意識到，是汪國真在無形中把自己從語言「牢籠」中解救了出來。無論是練字還是寫作，那本抄寫汪國真詩歌的字帖，都把一個困在教科書裡的鄉村少年的目光，引向了另一條路。在這條路上，它雖然不能提供更豐富絢麗的風景，卻讓人意識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與很多人不同，我至今對童年美味最深刻的記憶，不是奶奶生前做的油炸餅，也不是媽媽常做的各種魚，而是小學六年級時去鎮上聽完模範師生報告會後，買的一包方便麵。
那場報告會誰在作報告、報告了什麼，不曾留下絲毫的記憶。倒是那包方便麵，至今想來仍令人滿口生津，那是跟此前吃過的所有農家飯，完全不同的味道。也是在吃過那包方便麵一兩年後，我遇到了汪國真的詩歌。
2014年年初，作為評委應邀參加一評選活動，在長長的評委名單中，我看到了汪國真，在現場我們只有一桌之隔。 與會前，我曾跟邀請者打趣，「今天一定要和當年的偶像合個影」。
會後，對方問，「合影了嗎？」「沒有。」「為什麼？」「還是不破壞當年的那種感覺了吧。」
而在看完電影《二十四城記》當晚，我曾揶揄導演將攝像機變成了「照相機加錄音筆」，但隨後又刪去了這些言論。 因為我意識到，這種觀影經驗雖不同於以往，但為什麼不能視為導演在探討影像表達的另一種可能性呢。
就像當年汪國真的詩歌和那包方便麵，雖然在經歷了太多的嘗試和成長後，時間已經將它們的味道衝淡，但他們終歸讓我們意識到了語言和生活的另一面。
遺憾的是，被西川和我們視為「牢籠」的那些具有時代烙印的語言，如今不時有沉渣泛起。而更遺憾的是，在網上翻遍汪國真當年的詩歌，我已認不出當年送給女同學的是哪首。或許在那個假貨剛開始橫行的年代，那本字帖所抄的那首詩，本就不是汪國真所作。
但這並不妨礙我在20年多後感念他，是他和那個市場經濟開始唱主調的年代，阻止了一個無知少年在教科書裡畫地為牢，然後學會心平氣和地接受各種可能性，在「離經叛道」的路上越走越遠。
文/王波 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帳號冰點周刊 （ID：bingdian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