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刑場那場李玉和坐的大石頭竟然變成了一塊大長方形，當年為了氣氛的營造，都是先出輪廓光再出松柏，但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全實現不了了。
在《紅燈記》創排50年之際 老一輩藝術家「言語不多道理深」
因為「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所以「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歷經幾代人「渾身是膽雄赳赳」，《紅燈記》「光輝照兒永向前」——這盞50載不滅的紅燈既是國家京劇院的「傳家寶」，也是舞臺藝術精益求精的範本。整整半個世紀以來，以《紅燈記》為代表的現代戲創作不斷被模仿，但從未被超越。從1963年初創到1970年以電影定稿，歷經8年，《紅燈記》對藝術與舞臺的嚴謹和敬畏滲透至骨髓。當年的「小鐵梅」劉長瑜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作為當年劇組中唯一一個仍活躍於舞臺的原班演員，痛惜當今舞臺創作的粗糙。在這齣紅色經典創排50年之際，她憶當初、不吐不快。
驚喜：「烈火中迎考驗重任在肩」
劉長瑜最初並不在「鐵梅「的候選名單中
1964年初，劉長瑜所在的中國京劇院四團即將赴日演出。出發前，劇院公布了1964年全年的重點排練任務，其中一團《紅燈記》、二團《戰洪峰》、四團《紅色娘子軍》，簡稱「三紅」，但在這個排演計劃中並沒有劉長瑜的名字。「那時只是聽說《紅燈記》中有一個女青年的角色，不過當時的人選是曲素英和張曼玲。」但是在日本演出近兩個月回國後，剛剛去「四清」一周的劉長瑜就被劇院調回進入了《紅燈記》劇組。「我當時就是高興，但具體是怎麼回事一概不知道，只聽說曲素英被調去演《戰洪峰》，張曼玲則去了《紅色娘子軍》劇組。」那時已經是1964年的2月底，劉長瑜進入時劇組已經完成了兩場戲的排練。「這齣戲是從上海愛華滬劇團的滬劇《密電碼》移植而來，後來改編電影叫《自有後來人》。那時我看過電影，又看了百貨大樓業餘京劇團演的版本。最初進入時完全是被劇本的故事感動，但對於以演古裝戲為優勢的京劇在演現代戲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我並沒有弄得太明白，就是跟著前輩一路走過來。」
滋養：「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周總理、郭沫若……太多人的智慧幫助了我
漫長的排演過程中，常有一個身影出現在後臺，「那時周總理常常是趁著黑燈悄悄走進人民劇場，就靜靜坐在後臺的凳子上 。記得在京西賓館彩排後，周總理跟我說，『你出場時怎麼不帶戲？為什麼那麼高興呢？』主要是花旦行當的要求就是一出場就得甜，演唱時更是搖頭晃腦。聽完周總理的批評，我特緊張，但也有了一種動力，就連吊嗓子時都帶著人物情緒。這齣《紅燈記》，總理看了不下10遍，每次都能提出修改意見。」
說《紅燈記》是集體的智慧並不為過，除了中國京劇院的演職員外，戲劇家郭沫若也在看後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並最終被採納。「 『紅燈高舉閃閃亮』改成『紅燈高舉亮堂堂』，『不許淚水腮邊灑』改成『不許淚水腮邊掛』，這樣的修改都是郭老建議的。」而在鐵梅這個角色上，同時參與排演的杜近芳以及與劉長瑜同齡的李維康都貢獻了各自的智慧，「杜老師的運腔功力對角色提升很大，而李維康那種在表演上的真誠給我很多啟發。都說『鐵梅』是屬於我劉長瑜的角色，其實不然，太多人的智慧滋養了我、成就了我。 」
創新：「乘風直上飛舞到關山」
從紅娘到鐵梅，去掉蘭花指、改變「叫好主義」
在《紅燈記》之前，其實劉長瑜對現代戲並不陌生。1958年，還在戲校上學的劉長瑜就參與過《劉胡蘭》的排練，不過那時她是在服裝組。後來她所在的班自發排演根據評劇移植的《愛甩辮子的姑娘》，就是由劉長瑜主演。「在那出戲裡，我拎著暖壺、穿著高跟鞋，唱著《新疆好》。那時在學校我們接觸很廣泛，中外民歌、中外舞蹈都涉獵，不過那時覺得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是耍流氓，跟毛主席跳過之後，才有所改變。在學校我們還演話劇，我的角色叫『珍妮』，打籃球，我是後衛。」後來劉長瑜曾是中國京劇院著名的球迷，第一次走進團址，一個籃球飛過，她飛奔上前來了個三步上籃。可即便如此，從「紅娘」到「鐵梅」，劉長瑜還是經歷了不能叉腰不知道手往哪兒放、從蘭花指到自然彎曲等改變多年習慣的漫長過程。「萬變不離其宗，京劇的四功五法不能變，沒有紮實的基本功演不好現代戲。」除了表演程式，在唱腔上，現代戲同傳統戲相比也多了稜角和層次。「過去我們都是滿弓滿調地唱，但現代戲必須要注意聲音的控制，改變『叫好主義』，從戲情戲理出發。如果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分貝、一個節奏，不僅演員吃不消，更不符合人物，後來這種在現代戲中摸索出來的通過運腔吐露人物心聲的技巧也反過來運用在了傳統戲中。」在劉長瑜看來，如果說傳統戲更多運用的是假聲，那麼現代戲則是經過裝飾的高位置的真聲，因為「現代戲既是京劇，又是生活」。
嘗試：「前赴後繼走向前」
管弦樂隊進入時，演員甚至找不到音準了
作為第一批嘗試京劇交響的劇目之一，其實《紅燈記》最初排演時並沒有採用交響樂隊伴奏。「為了彌補京劇低音弱的缺陷，先是加了一個低胡，後來刑場上唱《國際歌》的場面也顯得不夠悲壯。」其實真正加入交響樂，還是源於劉長瑜與鋼琴家殷承宗的合作。「那時由於歌唱家鄧玉華的鋼琴交響曲清唱會吸納了京劇元素，請我去輔導她，但是一個多小時的演出支撐不起一臺音樂會的容量。殷承宗就同我商量能否他彈鋼琴，我唱幾段毛主席詩詞和《紅燈記》選段。於是那段時間我天天騎車從北池子的中國京劇院到和平裡的中央樂團找殷承宗練唱，他寫出一段我們合一段，最後確定下的唱段包括了《紅燈記》的前三段和《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場》，以及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和《詠梅》。」第一場在民族宮禮堂上演時還錄了音並給江青送去了，後來江青認為李玉和和李奶奶的唱段也應加入，這才正式有了管弦樂隊伴奏。為了排練更加便利，管弦樂隊整體調入中國京劇院，但正式排練後困難重重，管弦樂隊不懂京劇，指揮也擔當不了，最後只得由鼓師用點頭的方式指揮樂隊何時進入。對於演員而言，音準則成了大問題。「管弦樂一進入、和弦一進入，我們就聽不清胡琴和主弦兒了，有了復調我們不知道該跟著誰走了，最大的問題是音不準了，那段時間只得天天跟著鋼琴吊嗓。」
打磨：「做事要做這樣的事」
現在有人會說「不都得獎了嗎，還改」
從1963年創排到1970年定稿，劉長瑜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劇組成員一道打磨《紅燈記》，其間只是參加了中南現代戲匯演以及個別傳統戲的排演。「八年間，劇本改了無數次，我們能演好幾個不同的版本，即使是改掉的也成了我們日後的素材。哪像現在，一部戲如果演了之後還改，就該有人說『不都得獎了嗎，還改』。其實一部戲越改你知道的戲背後的東西越多。」雖然從一問世就在藝術界力壓群芳，首演前的彩排演到第五場觀眾席已是一片哭聲，江青也是淚流滿面，但《紅燈記》的多個版本改動之大幾乎就不是一齣戲了，當然每一次改動藝術與政治的緣由皆有。「從開始寫東北抗聯到後來因為有劉少奇的影子而改成了華北，再到在周總理的建議下把劇情改成了共產黨領導的『二七大罷工』，八年的打磨終成紅色樣板。」而這個樣板的概念還是該劇在滬上演出時，由越劇名家袁雪芬提出的，當時她將《紅燈記》和《沙家浜》稱作了「精益求精的樣板」，而精益求精四個字也確實滲透到了骨髓。
提攜：「栽什麼樹苗結什麼果」
現在的年輕人一定不要排斥老的
如果說紅燈是劇中李家的傳家寶，那麼老藝術家則是國家京劇院的傳家寶。「被稱為『李神仙』的李少春對《紅燈記》的貢獻太大了。他個子不高，但在舞臺上的氣勢無人能比，而且他總有高明的手段去化解難題。都說京劇是虛實結合，但由於劇中人物是地下工作者，我還是按照程式去演就顯得有些誇張，李少春先生跟我說你挑窗簾觀察外面的動作讓外面的人都看到屋裡的情況了，一句話點醒了我。而在李奶奶講完家史後，深受震動的鐵梅一系列的反應都是李少春先生幫我設計的，李玉和《臨行喝媽一碗酒》以及《提籃小賣》的唱段也都是李少春先生設計的。」劇中第五場審王連舉的一場戲中，李玉和介紹粥棚情況時，李少春自己設計的唱段非常引人入勝，每每至此，劉長瑜都是關注傾聽，不願錯過任何一個細節。「那時作為一個年輕演員，我在大師們提攜下的收穫無以言表。除了李少春先生，高玉倩老師在表演中用眼神引領著我，還有很多東西都是李金泉老師教我的，馬連良先生看完戲後說了句『你怎麼老用一隻手』又促成我加了用手揪衣服的動作。同現在的年輕演員比，我很幸運，有機會和那一輩藝術家眼對眼、心對心地交流。所以現在的年輕演員一定不要排斥老的。」
倒退：「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
科技發達了，可我們卻不如從前了
前些年復排《紅燈記》，國家京劇院請回了當年曾經參與過創作的到那時仍能出山的老藝術家團隊，從演員到舞美。在劉長瑜看來，《紅燈記》之所以成為樣板，絕不僅僅因為演員。「比如第一場的蒸汽火車、李玉和家的門如何應對陰天返潮、為移動方便給景片安上輪子，這些都是舞美老師經過多次試驗研究出來的。可是今天的景那扇門一推一開都跟著忽閃，刑場那場李玉和坐的大石頭竟然變成了一塊大長方形，當年為了氣氛的營造，都是先出輪廓光再出松柏，但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全實現不了了。科技發達了，可我們卻倒退了。另外，那時換景大家都要去幫忙，為了節省時間，每個參與的人都走不同的線路，這都是預先設計好的，一暗場，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路線上下道具，一點不忙亂，可現在呢，像我這樣的老同志說多了人家也不聽，我們就跟馬王堆裡刨出來的似的，其實所有的舞美要求都有書明明白白寫著呢，我們這代人也都沒死呢。」身為國家京劇院的藝術指導，劉長瑜對於現今表演上的將就也是無能為力。「京劇從形成的那天起，就是廣泛吸納別家之長，比如當年《紅燈記》中遊擊隊員們的三級跳就是從廣東雜技的技巧移植過來的，但現在已經被簡化成了只有一個人跳三級，一個人跳一級。當年袁世海先生60多歲了還能做撲虎呢，現在30多歲就不行了。新版中遊擊隊員開打時的節奏都不對，所有人都慢半拍。要我說，這些問題不解決禁止演出，舞臺上絕不能大概其，虛要虛得合理，實要實實在在。包括遊擊隊員端槍的動作，現在的演員完全沒有生活。王連舉打槍的動作都是需要有一個往後的坐勁，那時我們都是到部隊去訓練。還有扳道岔，我們也是在鐵路局的帶領下去實地學習，雖然『戲乃戲也』，但畢竟生活是依據。」
激蕩：「風裡生來雨裡長」
原版謝幕演出堪比《茶館》，50周年再聚首
2001年5月，人民劇場的舞臺上，袁世海、高玉倩、錢浩梁、劉長瑜等《紅燈記》原班人馬重又聚首，創下四項吉尼斯紀錄：劇組合作時間最長，達38年；平均年齡最大，達71歲；登臺演出的演員年齡最大，袁世海86歲；劇組全體皆長壽，主演、導演均健在。六場精彩選段，臺上臺下的群情激蕩堪比《茶館》1992年的謝幕演出，那一次其他人的演唱都是還音，唯有劉長瑜是現場，但也降了調。排練時所有人都群情激蕩，劉長瑜更用專門從香港買回的攝像機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同巔峰之時相比，劉長瑜認為，經過歲月的沉澱，整個排練過程大家無奈忽略了技巧，但更注重戲情戲理。 如今，袁世海已仙逝，高玉倩、錢浩梁均身體欠佳，而劉長瑜則將精力傾注於培養弟子。明年初，《紅燈記》演出50周年之際，國家京劇院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屆時，健在的藝術家將再度喚起人們往昔的情懷以及對於藝術與舞臺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