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春曉：聲音是我靈魂的出口
北京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因其巨大，從一處去向另一處，人們用在路上的時間特別多。於是這個城市任何時間，總有各種各樣的人走在各種各樣的路上。
北京是一個豐富的城市，在這個城市的上空，會交織著許多電波，電波承載著各種各樣的聲音，和路上的人相遇。
春曉，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交通廣播藍調北京節目的主持人。 「一杯茶，一首歌，一個藍調北京。」從2004年元旦，每天晚上，她的聲音會出現在某個固定的頻率中，一年365期節目，她已經主持了14年。「這麼多年，每天一小時，幾千個夜晚，我只有一個晚上缺席，因為頸椎的問題，實在沒法起床。」她的語氣裡有驕傲，又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原來自己把一個同樣的工作風雨無阻地堅持了這麼久。
14年，每個晚上，在路上，也許陪伴了時光，也許撫平了焦慮，也許碰撞出故事，也許改變了節奏……她的聲音究竟遇見過多少同頻的心靈？
分享的那些心情，播放的那些歌曲，無論是固定收聽，還是偶爾相遇，無論聽的人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她並不在意。
至於有沒有人會關心這個聲音的來源——是誰，有怎樣的經歷？走過什麼樣的路，路過什麼樣的人？她也不在意。
「無論是我配音的片子，還是我在電臺做的節目，我覺得我都是個配角。配音不用說，在電臺，你是夜色裡陪伴人家在路上的一個聲音的配角。可這是我認為自己最舒適的位置。臺前站的是別人，沒有主角的壓力，也沒有誰會特別在意你。在幕後，我就像個不被人監督的小孩，以主角的心態，找到了可以盡興玩耍的時間，盡興玩耍的舞臺。這樣的表達，對於一個不夠勇敢，羞怯又有點自卑的人真的是最盡興的一種方式了。」
造夢空間
7月的一個周五，要步入休息天的城市慢下來。晚上7點，春曉來到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她的嘉賓——一個吉他手兩個歌者已經在門口等她了。
他們彼此打著招呼，聊著近況，調侃對方兩句，笑一會兒，那種輕輕鬆鬆的狀態像老友在周末的一個聚會。
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她把周五的節目留給了非專業的歌者。讓不同職業的普通人唱歌，是她安排節目的初衷。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達，說話是一種表達，歌唱也是一種表達。節目裡不一定總要出現那麼完美的聲音，那麼嫻熟的技巧。反而是普通人的歌唱更有新鮮感。他們歌唱的那種情感，打動自己，也能融化聽者。」
幾個人圍坐在一間小會議室，排練。
吉他彈響，歌聲伴隨而起。
她閒閒聽著，偶爾插句話：
「我覺得你不用去跟吉他的節奏，也沒必要拔高，你用自己的節奏唱，看到那個歌的畫面，讓它自然地出來，其實很動人……」
「哎，你不是北方人嗎，怎麼聽你吐字裡有點南方人前後鼻音不分的感覺，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給她來一段和聲，這支歌實在是每個人都忍不住要唱出聲的……」
21點，她慢悠悠，帶著點慵懶，開啟了用音樂講述的藍調時光。
暑天，直播間裡的冷氣卻有點凍人。她套了件灰色的厚毛衣，待在一大堆龐雜的機器後面。 她比尋常節奏慢半拍的聲音，她從記憶裡抽出冥想的狀態，她所談論的別離的話題，使得樂音人聲都掉落在清冷裡，變得遙遠而虛幻。而她則更像一個對著火堆喃喃的旅人，火光在她臉上跳躍著，風吹過來吹過去，把她的聲音帶走，到不知道哪裡的地方降落；那裡有一雙耳朵，一個同頻共振的接收器：
「喜歡開車夜行北京，喜歡夜行北京時聽藍調北京，喜歡聽藍調北京時車窗外的夜色，喜歡春曉用音樂聊生活的播音方式，喜歡春曉像雨點輕輕敲打我心的聲音……」
「耳邊是一個名叫藍調北京的電臺節目，DJ是一個聲音低沉幽遠的女人，說話慢條斯理，帶著歲月的滄桑，聽她的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記憶。她的歌都是緩慢的情歌，傷感、悠揚，仿佛我的心情……」
「春曉的藍調北京，她舒緩的聲線，配合藍調音樂，就像做瑜伽，讓我的精神開始慢慢沉，慢慢沉，慢慢寧靜……」
接受到她電波的人也許並不知道春曉是誰，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最後落向哪裡。「我不想成為人家生活的主角，就是恰好的時間相互陪伴，產生一點共振。我深知沒有一種長相、沒一個聲音是可以討好所有人的，我也沒有那麼大的企圖心去討好所有人。但遇到同類我會很高興。一個同頻的人對我是很重要的，雖然我不知道那是誰，但你知道有這樣的人在，是內心的力量。」
節目結束，她在直播間門口站了一會兒：「對於我，這一個小時是時間之外的時間，就好像你周圍地球在轉動，時光在流逝，可你不在那裡面，你是在夢裡。這是一個造夢的地方。有人給你一份工作，還給你發工資，你卻用它來做夢，你很享受一天的這一段時光。這很難得呀，所以這麼多年，有的人升職了，有的人改行了，他們也有人建議我去再開闢新的陣地，可我願意在這裡。」
老靈魂
春曉是湖南人，名字是父親給她起的，因為她生在春天的黎明，凌晨四五點，是白天也是夜；是春曉，也是春眠不覺曉。她覺得這個名字和她很契合，她是春曉。
做了主持人，也曾給自己起過高大上的藝名，叫著總是那麼隔，好像是和她無關的陌生人，就又叫回「春曉」，踏實，自在。
她不是一個對自己人生有規劃的人，隨意而散淡，跟著感覺走。她信任自己的直覺，很小就覺得自己有一天會做一份說話的職業。
「我小時候不是在父母身邊長大的，他們工作很忙，就把我寄養在外婆家。外婆那時候已經70多歲了，很多人會記得自己童年的許多事兒，但我好像都不記得了，我童年裡最多的東西，就是發呆。」
孤獨的童年，沒有夥伴，無人溝通，她的世界裡缺少陪伴的聲音，傾訴的欲望反而比其他孩子更強烈。她渴望說話，渴望表達。
「內心的孤獨感好像與生俱來，可又需要交流，需要聽見聲音，那就自言自語。我幾乎沒有高中以前的朋友留在記憶裡了，內心覺得那是我一段不願意面對的時光。性格比較懦弱，長得不好看，成績也不是很好。好像沒有任何東西讓你能夠和外部世界很通暢地溝通，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與人打交道。」
雖然性格的原因，她很長一段時間忙著自卑，可她又相信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是帶著自己的禮物和天賦，總有一個位置因你而設。
畢業後，她找到了這個位置，在長沙電臺音樂頻道主持了6年《黃金十二點》的節目。
「我喜歡講話，所以很早就有一種預感，我將來可能要做主持人。但我這種性格又不願意走到人群中，在人群中去表達。那在電臺這個崗位上，聲音是我的一個出口。我不說『親愛的聽眾朋友』之類的話，那好像你是對著一個城市說話。我表達的對象常常是虛擬的一個人，那狀態其實還是自說自話，自言自語。」
上世紀90年代，甜美的聲音是電臺播音的主流，「那時候流行又甜又脆又亮，好像銀鈴般的聲音，我的聲音離這個標準實在太遠了。」
和主流離得很遠，也不是播音主持專業的學生，多少有點迷茫。她不聽自己的節目，也從沒有給自己留一份節目的錄音。後來，有人告訴她，其實一個人做節目的時候是做你自己。她把這話記在心裡。「當你不知道要什麼風格的時候，做自己是最自在、最舒服的狀態，你把這種東西傳遞出去就對了。」
她知道了聲音只是一個人的殼，而心才是聲音的源。
「你的聲音殼裡有個什麼樣的源？」問她。
「我覺得自己從來就是個老靈魂。因為沒有童年去放我的童心，所以我那個童心，在身體裡就沒有盡興過，因為從來就不天真，所以也不會更老下去。」她大笑起來，「但我那個童心變成了不甘心，一直沒有泯滅，所以我又像個孩子，對世界很好奇，對人很好奇，那個好奇心一直很強烈。」
因為對世界好奇又對人好奇，她喜歡旅行；因為對世界有興趣，又不擅長走進人群，享受大眾的歡樂，她喜歡和花草打交道，認識同樣喜歡花草的人，和他們一起去旅行，去世界各地看花園。
她從湖南來到北京，本只想短暫停留，可這裡卻成了她目前生活過的最久的地方。
「在北京這個城市，什麼人你都能看到，而我又對人特別有興趣。如果你是一個奇怪的人，你一定會在北京找到同類，大家不會覺得你奇怪。每一種人，都能找到你的同類。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任何一種理想在這裡都會得到尊重，得到放大。而且你有多大的才能，基本上就能得到多大的釋放和回報。這個城市包容，在這裡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夢，也看到很多人實現了夢。你所見的讓你的視野打開了，更包容，懂得分享，也會願意把自己更打開一些，突破固有的界限。」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既願意享受孤獨，又喜歡表達的人。而在北京，總有一些人在陌生的領域給人新鮮的碰撞，可這個城市大，距離的成本、時間的成本，又讓人的黏合度沒有那麼高，很容易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裡。於是，她在北京晃蕩了兩年，聽從直覺的召喚定居下來。
「我覺得湖南是我的土壤，北京是我的空間。湖南賦予我的是一個基因，天生的熱血、倔強，但是北京給了我呈現最好自己的空間。」
給電影《無極》中張栢芝配音、為旅遊衛視頻道「身未動，心已遠」做宣傳片、在「快樂女聲」「超級女聲」節目中當評委，都是她來北京後做出的嘗試。然而她喜歡的依然是電臺，「電臺這個行業，相對都是和單純的東西打交道，文字呀音樂呀，不對著事不對著人，不用費心琢磨，你自己也比較單純。不用走到臺前，被別人去討論，成為和你不相關的人的茶餘飯後，被聲名追著，被人群裹挾著。這麼多年雖然看起來（這個工作）是枯燥的重複，但因為你珍惜這一小時，你會覺得是很美好的過程。我想不到現在還有比它更有樂趣的事情。」
身未動 心已遠
最近，很認真看了央視播出的一部紀錄片《天山腳下》。
在世界盃期間換臺時被吸引的，一個長鏡頭，是轉場的人和馬群在翻山越嶺，沉默的馬和人，沉默的山和水。
停下來看，解說是女聲，很沉靜，不煽情卻深情，娓娓地講著哈薩克人對於馬的情意。忽然就被打動了。
然後，你坐在了那個聲音的主角對面，她黑衣白褲素顏，穿得寬鬆而舒適，狀態也是如此，閒適自在。
「去年10月，他們（《天山腳下》）找到我，我就看了片尾，一下就感動了。他們前前後後拍攝用了3年多的時間吧，最後就只有短短5集，付出的精力和呈現的量其實是不對等的，極不對等。通過片尾的幾個畫面，你就知道他們下了多少功夫，如此講究，那麼大氣，完全是用電影的質感呈現給你的。使你看見了，就特別想成為中間一員，哪怕是其中的一棵樹，一口井。每個人都希望給自己留作品吧，我是說來到這個世界上留一個印記。那給這麼優秀的東西做解說，你會覺得因為喜歡，你在做的時候自己都閃著光。當然，你不在乎別人有沒有看到你這個光。」
《天山腳下》不是她解說的第一部紀錄片。2009年，《臺北故宮》在中央電視臺熱播，她的解說引起了關注，也引來爭議。她當時說：「我尋求的不是肯定，而是參與，參與一件純粹個人喜歡和有意義的事。」
現在她依然是這樣的觀點，她也不覺得在其中是做配音工作，她覺得自己是觀眾，在看的過程中去給人講故事。
她說她工作起來會很慢，因為她更願意在裡面多停留一陣，直到那些畫面，那些人，那些故事漸漸被融化在聲音裡。
她講這些年她自己的變化，她講她對很多事情都不求甚解，卻越來越了解自己。
「有一次去主持一個節目，他們給我穿上晚禮服，箍得緊緊的，簡直都不能呼吸；頭上扎了結；然後領口上，一隻大的黑蠍子的裝飾，二十幾隻腿那麼誇張地伸開；妝化得很濃，穿著那個手足無措。雖然那樣的我，外表也許美化了，缺陷被修飾了，但那不是我。我是一個不能在不舒適狀態去說話的人，所以我一上臺張口，就出錯了。我後來說，你們請我來，不是因為我有名，不是因為我漂亮，你們請我來，是說話的，可把我弄成這樣，我就說不了話了。現在，因為見到了許多生命中沒有束縛的人，漸漸被他們影響，不管到哪裡，我要自己得體就好，妝越化越淡，衣服合適舒服就行，越來越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我要自己自在。」
和她聊天，沒多久，就意識到我們是同類：她對我有好奇心，她在觀察我，一如我用好奇心在觀察她。她在校正我聲音不準確的地方，一如我在校正我對她聲音產生的錯覺。她試圖在談話中把我放置在前臺，使得自己更靠近一個聆聽者的位置，這恰恰也是我想要做的……
「我從不以聲音的好壞來判斷人。和面相一樣，聲音分為很多層次，通過它，可以感受到一個人的靈魂。我甚至可以不見到一個人，就能感覺到他的狀態，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一個人的話語可以裝飾，外表可以裝飾，但有很多東西是偽裝不了的。你觀察他的言談舉止，細節會給你很多想要的答案。」說到這兒，她忽然笑了，戲謔地看著我，「我相信我用的方法，你也在用。」
我在她言談的映射中看見自己。這真是奇妙，同時，被她看穿的尷尬漸漸變成釋然，最終我們真的放鬆下來。
「我不是一個能享受這種（採訪）時間的人，被你『偵察』的感覺太緊張了。其實包括你剛才把那個（錄音筆）打開，無形中給人帶來壓力。」她說，「所以我要主動出擊，『反偵察』，讓你緊張，那時候你會顧不上觀察我。」她大笑。
她做到了，我說要看看她工作時的狀態，她卻把我從旁觀者變成了她節目的嘉賓——我被她安排在節目中唱一首歌。
想到要對著話筒把自己唱給聽眾，我早在節目開始很久前就把情緒拉成了滿弓，而她是在自己待了十幾年熟悉的主場。
不過，那依然是個愉快的夜晚。如果你有機會路過一片篝火，又看見一群圍著篝火舞蹈歌唱的人，何妨加入他們，在歌聲中醉倒，黎明再登程時，行囊裡會多了一個美夢。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