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蘇共的協助下，國民黨完成自身改組並正式開始同中共合作，這一事件不但改變了國共兩黨，改變了現代中國政治走向，也改變了「同志」一詞的內涵。改組後的國民黨，由一個鬆散的西方議會式政黨轉變成一個列寧主義式的革命黨，由「一個封閉型的精英式政黨，轉變為一個以大眾為基礎的現代動員型政黨」。因此，國民革命時，國共兩黨都比較重視動員民眾的力量，報刊、小冊子變為重要的輿論載體，情感動員成了有效鼓動手段。這種情感是通過樹立共同的奮鬥目標，為目標而相互鼓舞；通過樹立共同的革命敵人，培養對敵人的仇恨感，這一系列行動中培育出來的。而某一同志被敵人殺害後，在革命者內部對這一同志的悼念中，這種「同志之情」往往達到了最高潮。
《悼趙醒儂同志》《悼我們的戰士——王中秀同志》《悼唐際盛同志》等文章集中反映了在悼亡儀式中迸發出來的濃烈感情。
《悼趙醒儂同志》一文中深情地追溯了趙醒農短暫而不平凡的一生，「醒儂同志是個被壓迫的青年！」他因家貧而於中學輟學，不得不以在長沙、常德的商店做學徒，上海賣報紙為生，「夜無宿處而臥於小菜場內，有時為巡捕所驅逐，竟在馬路上步行達旦」。這種悲慘生活使讀者讀之同情，其投向革命這一轉變讓人看到了悲慘生活中的希望，最終因革命患病、被捕、被殺則令人扼腕嘆息。當然，趙同志不是白死的，他的死有喚醒群眾革命意識的重要意義，他的肉體雖然死了，但是「醒儂同志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是永久永久在我們面前活著的！」
《悼我們的戰士——王中秀同志》文首即表達了對於同志之死的悲痛之情，「這位無產階級少年革命先鋒的不幸的消息傳播後，不僅是我們的同志們聞訊悲悼，尤其是悲咽充滿了千萬工農階級的心靈」。文中回顧了他的生平，被吳佩孚所指使的紅槍會殺害的悲慘經過。文章結尾，作者將悲痛之情化為了革命前進的動力，將王中秀的生命融入偉大的革命事業中，「我們相信革命的能力是永不磨滅的！何況中秀同志的艱苦卓絕的精神已輸入無數的勞動者的腦中而釀成革命的酵母！不信我們試張目以看繼中秀精神不斷奮鬥而起的千萬勞動戰士們，他們正以大無畏的精神猛向敵人最堅強的陣地闖進呵！」
《悼唐際盛同志》一文採取了幾乎同樣的敘述方式，首先表達對於同志死去的悲痛，然後飽含深情地回顧其革命經歷，最後為其短暫的生命賦予永恆的意義——「嗚呼！際盛同志死了，他革命的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永留於吾人憶念之中！」
在1924—1927年國民革命期間，類似以上三篇悼念同志的文章還有不少，這些文章，出於革命情感動員的需要，希望借悼念死去同志的方式，來凝結生者之力量，並喚起更多人加入革命陣營，因此，無法擺脫程式性寫作套路——開頭簡述死亡經過，中間總結生平，結尾通常高呼逝者之「革命精神永垂不朽」類似話語。然而，在這些悼念文章中，我們同樣能發現真摯情感的流露，這種情感或是隱含在生平追憶的敘事中，或是蘊藏於對敵人之暴行的憤恨裡，事實上從悼詞結尾處，貌似套話的「革命精神永存」中，我們也能體會到寫悼詞者對於同志之死的悲哀與不舍之情——既然肉體已死，那麼精神與我們同在也許是對於生者最好的告慰。在此時期，國共兩黨人士將革命戰友稱為「同志」，看似延續了清末時期該詞於同一組織內禮貌性稱謂語之用法，實則已注入新的內涵——濃厚的革命情感。另一方面，清末民初時期的「志趣相同者」因對於「志趣」缺乏統一規定，所以同志者的面貌顯得模糊不清，可謂「一千人眼中有一千個同志者」；而革命者為紀念逝去戰友所寫下的一篇篇悼詞卻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同志肖像：他生於貧窮，胸懷遠大的革命理想，並為實現這一理想不斷努力與黑暗的現實世界相鬥爭，因疾病或敵人殺害，英年早逝，而將生命融入了偉大的革命事業中，精神永垂不朽。
左翼革命者通過給「同志」注入濃厚的革命情感，從而徹底改變了這一詞的原初含義，此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時期，當我們用「同志」一詞相互稱呼時，仍能感受到這種濃烈的情感，因此革命者之間習慣也樂於以「同志」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