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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發帖稱被教授鎖車內性騷擾，高校回應
公開信息顯示，2014年3月至2019年12月1日期間，錢逢勝兼任東富龍、漢鍾精機、中國建材、東北電氣和同濟科技5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及其他職務。上述上市公司披露的公開信息顯示，錢逢勝每年在東富龍、漢鍾精機和東北電氣的報酬分別為7.2萬元、10.02萬元和12萬元。而在中國建材，錢逢勝每年能拿到30萬元的報酬。僅一年裡，錢逢勝就能在這四家上市公司裡獲得合計59.22萬元的報酬。據南都記者不完全統計，早年間錢逢勝還曾兼任神霧節能、中炬高新、西藏珠峰、寧波富達、同濟科技、網宿科技、泰爾重工、中國巨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及其他職務。12月9日，中國建材發布公告稱，錢逢勝因個人原因辭任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據中國建材2018年年度報告介紹，錢逢勝自2016年5月起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任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主任，自2004年5月至2012年5月任上海財經大學MPAcc中心主任，自1996年6月至今任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自1986年7月至今任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師。錢逢勝於1986年7月獲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經濟學學士學位，於 1992年6月獲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於1999年7月獲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博士學位。9日下午，同濟科技也公告稱，錢逢勝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獨立董事職務，同時一併辭去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提名委員會委員職務，且辭職後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據同濟科技2019年半年報介紹，錢逢勝於今年6月12日被選舉擔任該公司的獨立董事。12月8日晚間，東富龍發布公告稱，董事會近日收到獨立董事錢逢勝的書面辭職報告，錢逢勝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獨立董事職務，同時一併辭去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辭職後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據東富龍2018年年度報告介紹，錢逢勝於2014年3月18日任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原是在2020年3月16日結束。錢逢勝1964年10月出生，為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管理學（會計學）博士。2014年3月18日起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原來至2020年3月16日止。當日晚間，漢鍾精機也發布公告稱，錢逢勝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獨立董事職務，同時一併辭去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戰略委員會委員、提名委員會委員職務，辭職後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據漢鍾精機2018年年度報告介紹，錢逢勝於2014年11月20日任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原是在2020年11月21日結束。錢逢勝1964年10月出生，1986年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專業，1999 年獲管理學(會計學)博士。曾任上海財經大學 MPAcc 中心主任，目前擔任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財務會計教研室主任、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會計系系主任，財政部會計基礎理論專門委員會委員。不過，錢逢勝並未在上述四家上市公司中持股。截至發稿前，錢逢勝已經辭去在四家上市公司擔任的所有職務。目前，錢逢勝仍擔任東北電氣的獨立董事一職。據東北電氣12月6日的公告，近日錢逢勝還參加了公司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並發表了獨立意見。* 南方都市報（nddaily）原創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日前，一篇題為《曝光！上海財大會計學院已婚知名教授錢F勝在校園裡公然將女學生鎖進車內性騷擾》的舉報帖在社交平臺刷屏，上財官方微博12月6日晚間表示，「已注意到」相關信息，校方對此已成立調查組，展開調查工作。在《南方周末》的報導中，部分學生反映涉事教師在日常亦存在言語層面的騷擾和撩逗行為，存在「廣撒網」的情況。
性騷擾甚至性侵的舉報在社交平臺上廣泛傳播，這不是第一次，但這絕對是「實錘」度較高的一次。這次圖文+音頻的舉報方式，雖對被舉報者的名諱做了一定程度的符號化處理，但已經近似實名指控，這也是涉事高校能有相對快速反應的基礎。
從調查程序和邏輯出發，目前仍處於單方信息供給階段的性騷擾舉報，依然需要被舉報者的回應（包括相反證據、說法的提供），涉事學校的第三方調查，以及有可能在涉及治安違法甚至刑事犯罪時的權威介入。如果說此番性騷擾舉報，涉事學校的官方回應還稱得上中規中矩，那麼在南周報導中的部分信源中，有學校老師就此事「發消息給相關領導，要求暫停錢逢勝的教學資格，以後絕不允許他再擔任資產評估專碩的課程教學」，並已得到了領導的肯定性回應，就應當算是基層範疇的快速反應和明確表態了。
在依然屬於單方陳述的性騷擾指控中，事發環境對個案已做出不同程度的連鎖反應，應當說在其他性騷擾指控中並不多見，當然，某些性騷擾實施主體在行為發生地的口碑、風評可能也有差異，多少會對舉報信息發揮一些佐證或者反證的作用。必須承認，此番上財性騷擾舉報與以往同類事件的最大差異，在於舉報者在遭遇性騷擾的過程中就有相對冷靜的證據保存意識，並且在事後有專業人士的介入指導，進行證據的獲取、補正和固定。特別是事發當時的部分錄音片段，對受害人的過程講述起到了印證作用，包括對平日言語騷擾的截圖存證，都稱得上是「教科書式」的維權操作。
不難看到，外界對此番受害人的果決與勇敢抱持肯定態度，對性騷擾行為勇於打破沉默，並善於對指控做證據準備，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類似指控有效證據闕如的困境，這也有助於涉事學校的處理機制對相關事件有更快速的反應。
但同時也要明白，證據實錘在性騷擾舉報中，屬於「加分項」，卻不能成為對身陷性騷擾侵害人群的一種苛求。性騷擾行為發生後，在受害人意識一度迷亂的狀態中和事後，「我沒有證據」往往會成為受害者打破沉默的最大障礙。包括本案被懷疑存在更多潛在受害者，不少同學對涉事教師平日一些不當言行的反感與警惕，之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提出並得到專業幫助，很大程度上也與此有關。性騷擾往往從輕微冒犯舉動開始，進而得寸進尺，第一時間的喝止需要勇氣，但同時也要強調，不能因為沒有專業化存證、取證的手段和意識，就只能忍氣吞聲，而不去選擇向專業人士求助。
面對開始可能只是輕微的性騷擾，說出你的不適、反感和拒絕，除了要抵抗學術乃至職場權力的壓制，最重要的還是說「不」的勇氣。證據的紮實與否，在其中可以扮演「加分項」的角色，但不應該成為受害人怯於舉報和尋求幫助的阻力。即便是到了治安乃至刑事指控層面，被害人陳述也只承擔著部分的佐證功能，更多證據的及時收集同樣需要專業機構的及時介入，而受害者打破沉默是開啟和尋求後續所有專業介入的關鍵。
南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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