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山東師範大學的「表白牆」走紅社交網絡。當這一天已經被當作購物狂歡日的時候，或許只有大學生還在遵循最初的「光棍節」傳統，認認真真地表白。女生是高校「表白牆」上的重要存在，但實際上，女性群體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也不過是近兩百年的事情。
不得進入社會謀求獨立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中，女性一直被俯視。在那個大多數男性都很少有機會接受教育的時代，女性想要識字更是艱難。這並不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歷史現象，而是世界範圍的普遍問題。由於慣常的社會偏見和實際的生存弱勢，女性的教育權不是被否定，而是並不存在，能夠通過家庭教育掌握文化知識的女性只是極少數。但是，無論是否觸到了教育的門檻，她們通常都被視為一種依附，而非獨立的個體。
英國歷史學家羅伊·阿德金斯和萊斯利·阿德金斯的合著書作《簡·奧斯汀的英格蘭》中，便介紹了作家簡·奧斯汀所生活的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社會狀況，其中就有關於女性群體的表述。
熟悉簡·奧斯汀的讀者都知道，她的小說裡有很多關於舞會的描寫。據《簡·奧斯汀的英格蘭》，對當時的中上階級而言，參加舞會是他們尋找另一半的捷徑。在舞會上，青年男女彬彬有禮，尤其是男士，盡顯紳士風範，可這並不意味著女性獲得了充分的尊重，站到了跟其對等的位置上。舞會結束，來到婚禮，便是另外的景象。
「一旦在婚禮上，父親將女兒『交給』丈夫，他也就將自己女兒的控制權交給了她的丈夫。即便丈夫在婚禮上承諾『將我所有世俗的物品賦予你』，妻子依然成了丈夫的財產。作為一名妻子，她不能合法擁有土地，也不能有獨立的經濟來源，除非兩人籤署過特殊的協定——婚姻財產協定。這種協定允許妻子在世期間獲得自己的嫁妝所產生的利息，將嫁妝傳給孩子，或是在丈夫過世後使用這筆財產。否則，妻子是沒有任何合法地位的，甚至連她的孩子都屬於丈夫所有。」
對女性而言，步入婚姻，不僅意味著成為一種可以被處置的「財產」，還是她們「進入成年、經營家庭生活的開始」，她們要在此後的歲月裡養育下一代，而她們生育孩子的能力是「當時評判婚姻是否幸福的標準」。
在早期的殖民地美國，忍耐與順從同樣被視為女性美德。據美國作家麗貝卡·特雷斯特關於美國單身女性議題的紀實作品《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當時曾有規定，未婚女性要維持恭順的居家女子身份，「不得進入社會謀求獨立」，而無論她們擁有土地還是獲得知識，都會削弱她們的從屬地位，影響社會和家庭對她們的「管理」。接受與男性相同的教育
當社會需要女性走出家庭、擺脫桎梏的時候，關於女性的高等教育問題也就成為議題。
「18世紀末，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人們對性別角色重新進行了思考。」《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中寫道。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世界經濟和國際格局，對於女性群體來說，它還影響了她們的社會角色。據河北大學教育史專業丁坤的博士論文《美國女子高等教育史：1837-2000——女性主義視角》，新的經濟形態促生了新的工作崗位，教師、文書等女性集中的工作，要求她們必須掌握一定的知識，而個體經濟的發展也對妻子在家務之外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所應當地需要熟練掌握一些財務知識和技能」。在見識了更為廣闊的世界之後，她們「期待獲得更多機會，當然也包括高等教育機會」。
女性的價值被重新評判、歸位，但是她們的崛起還是遭到了社會上一部分人的警惕和抵制。
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經典之作《烏合之眾》，在今天的大眾傳播時代被很多人奉為群體心理分析的圭臬，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勒龐曾於1879年撰文稱，「許多女性的大腦，在大小上更接近於大猩猩的大腦，而不是最發達的男性大腦。這種劣勢非常明顯，目前無人可以辯駁，只是程度上還有待討論。」在他眼裡，那些比「普通男性」出色的女性，「好比是長了兩個腦袋的大猩猩」一樣的「怪胎」。
據《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的介紹，勒龐還曾寫道：「讓女性接受與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種危險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誤解了女性天賦賦予她們的低等工作，她們就會離開家庭，加入戰鬥，那一天便是社會革命的開始，一切維繫家庭的神聖紐帶都將消失殆盡。」更早之前，來自美國歷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哈佛大學的教授愛德華·克拉克還提出，「女性如果和男性一同學習，而且負擔一樣的話，她們的大腦將不堪重負，子宮和卵巢也會退化。」
勒龐等人不惜誇大對女性的偏見，正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一種對傳統的挑戰，更重要的是，這種挑戰已然發生。據美國女性主義史學家、史丹福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員瑪麗蓮·亞隆和美國作家特雷莎·多諾萬·布朗合著的《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早在1837年，原本只招收男生的美國歐柏林學院開始招收女生。與之同時，一批女子學院也相繼創立，「如1861年的瓦薩學院、1870年的韋爾斯利學院、1871年的史密斯學院……為女子高等教育增添了嚴謹和聲望……到了1900年，本科畢業的女大學生數量達到了8.5萬人。」儘管只是站在財富金字塔上端的女孩才能負擔這其中的學費，但對整個女子高等教育史而言，這是一次值得紀念的開端。
新女性被高等教育重新塑造
據《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在19世紀的歐美社會，湧現出一批被高等教育、職業、城市生活和相對自由的選擇所塑造的「新女性」。她們的特點是「年輕、受過良好的教育、精神飽滿、充滿活力、能幹並且勇敢」。
毫無疑問，「新女性」的出現得益於19世紀教育的改變。幾乎與之同時，藉由傳教士的東行，中國也出現了女子學校。據天津工業大學公共管理專業劉林林的論文《我國女性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嚴復、梁啓超等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婦女自強的重要性，其中嚴復就曾提出：「使國中之婦女自強，為國政至深之根本。」華北協和女子大學、華南女子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相繼在20世紀初建立。
據論文介紹，五四運動之後的1920年，北京大學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正式公開招收女學生，「這兩所學校是中國自立大學系統裡首開女禁的學校。」在今天的很多關於那個年代的影視劇中，我們常見大學裡熙熙攘攘的鏡頭，實際上，在當時全國的大學生數量也不多。據論文作者查詢中國教育年鑑的數據，在1922年，全國共有大學生34800人，其中女大學生887人;到了1932年，這兩個數據分別是42710人和5160人。我們後來推崇的很多大師、大家，都是那個年代少有的高等教育受益者。
如果仔細留意一下，在討論大師、大家逸事時，其中一些便有當時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子。比如文學家冰心曾於1920年代入讀燕京大學;翻譯家楊絳則於1932年從蘇州東吳大學畢業後，又繼續進入清華大學深造;古典詩詞大家葉嘉瑩在1941年考入當時的輔仁大學國文系;上海南屏女中的創立人、《孽海花》作者曾樸的妹妹曾季肅進入金陵女子大學讀書時已經35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相較於過去，今天的女子高等教育顯然已經有更大範圍的普及。女性通過接受教育，重新確立了一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為社會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社交網絡上，關於女性的話題此起彼伏，尤其是獨立女性和女性精英們總是示範一種努力、灑脫且光鮮的生活。但這不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全部，對一些女孩來說，她們改變命運的這條路依然走得艱辛。前不久，雲南華坪女高校長張桂梅反對學生做全職太太，深陷輿論風波。我們可以輕易地敲打鍵盤，訴說全職太太家務勞動沒有被貨幣化的不公，但是張桂梅知道，那些大山裡的貧困女孩進入大學有多難，她們理應有更遠大的理想和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