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好萊塢的漫威或許對於當下社會、政治以及思想風潮的變化最為敏感，一方面因為電影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本身所具有的某種再現性，另一方面也因為作為一個目的是網羅儘可能多的觀眾進影院消費的商業公司而言，順應社會潮流而開始關注佔據世界上一半的女性消費者的需求，本來也是賺錢的買賣。因此「一石二鳥」，好萊塢又何樂而不為呢？也正是在這兩層動力的驅使下，近幾年好萊塢的主流電影出現鮮明地轉向，即開始對於在傳統中遭到忽略、排斥和汙名的群體與角色投入更多的關注。
《黑豹》
於是黑人與女性超級英雄電影紛至沓來，從《黑豹》（Black Panther，2018），到2017年DC的《神奇女俠》（Wonder Women）——DC今年還推出了美劇《末日巡邏隊》（The Doom Patrol），其中出現由馬特·波莫（Matt Bomer）飾演的同志超級英雄——以及今年漫威的《驚奇隊長》（Captain Marvel，2019）；一些主流影視巨頭公司也開始投資主角為性少數的電影，如2018年頗受歡迎的《愛你，西蒙》（Love，Simon），以及另外諸如《被抹去的男孩》（Boy Erased，2018）和《錯誤教育》（The Miseducation of Cameron Post，2018）等……
《錯誤教育》劇照
如果我們稍微關注下最近兩年好萊塢的動向，這一變化與當下美國的政治動態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作為一貫被認為是提倡自由、開放和多元性的好萊塢，在面對川普等政客所掀起的保守甚至頗具民粹色彩的政治風潮中，它們對於政治正確變得更加敏感與積極。也正因如此，我們或許才能看到《驚奇隊長》這樣一部關於女性超級英雄的電影。
隨著好萊塢這一鮮明的政治立場的加強，伴隨而來的是對其的批評，雖然大多數批評都是衝著這些電影的質量而言，但卻依舊在無形中會連帶地傷及這些電影中所主要希望傳遞的信息，甚至有時會傷及那些得益於政治正確才獲得如今權益保障和機會的眾多族群，如黑人、女性、亞裔以及性少數等等。
《驚奇隊長》劇照
《驚奇隊長》這部電影同樣應該放在這一序列中進行討論，它作為一部電影——從其故事、人物以及情節設計等——都十分陳舊與似曾相識，即典型的漫威流水線上的超級英雄電影，並無什麼特別的亮點，就連這類電影所主打的特效，在《驚奇隊長》中其實也乏善可陳。但對於電影質量的批評卻並不能因此連帶地否定它所希望或說是努力傳達的東西，尤其當它如此鮮明地站在政治正確立場上來與當下再次興起的女性運動和女性權利的討論相呼應時。
在《驚奇隊長》中，有許多情節設計以及圍繞在主角卡羅爾·丹弗斯（Carol Danvers）（即驚奇隊長）身上的經歷十分值得我們關注和分析。卡羅爾的出場形象是一個叫「弗斯」（Vers）的失憶女戰士，生活在克裡人的星球上。「弗斯」這一身份的成立是建立在卡羅爾的失憶上，即她對於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因此「她是誰」這一判斷並不來源於其自我意識，而是來源於外界他者的告知和界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直在訓練她的上司勇·羅格（Yon-Rogg）。在電影第二場他們對戰的戲中，羅格和弗斯之間存在著鮮明的等級關係，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羅格在教導弗斯該怎樣成為一個能夠控制住自己情感和混亂情緒，且只利用理智和邏輯的戰士。
《驚奇隊長》劇照
在這裡，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羅格對弗斯的教誨剛好貼合傳統西方社會文化中一直以來對於女性的理解，即她們是自然的、情緒化且感性的，因此缺乏理性和自控能力。這一點從亞里斯多德的古典理論到康德的現代啟蒙理論都是如此。因此，在現代啟蒙之中，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最重要的理性能力，只被賦予了西方白人男性，而諸如黑人與女性則都始終被留在野蠻/黑暗的自然領域，被混亂的情緒與歇斯底裡所控制。就如王政在其《越界》一書中所指出的，「歐洲啟蒙主體是男性文化主體」。也正因此，產生於19世紀中後期的第一波女權運動，才會首先從作為現代個體普遍性的理性基礎處入手，批判其所存在的區隔與局限。在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為女權辯護》以及穆勒的《婦女的屈從地位》中，他們都指出了啟蒙理性羅格斯主體的問題，從而為女性的進入開啟方便之門。並且，也只有先清理了這一理論基礎，建基在其上的選舉權和接受教育的權利才緊接著被提出。
在現代西方女性主義的三大流派——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激進女性主義——中，這一思想理論往往被稱為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即通過對於理性局限的批判而把它所擁有的普遍性覆蓋到曾經被忽視的女性身上，以此為個人能夠進入社會且獲得平等的選舉權與受教育權奠定基礎。在《驚奇隊長》中，卡羅爾所成長的時代大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尤其當她小時候因為嘗試各種「不屬於」女孩的遊戲、運動和冒險時，總會遭到身邊——尤其是男性，從其父親到學校男生等——的阻攔或嘲諷。在美國所謂「黃金時代」的四五十年代，大多數女性都被束縛於家庭，照顧著丈夫與孩子，久而久之漸漸產生了空虛與無意義之感，從而失去自我價值意識。這便是貝蒂·弗裡丹在其《女性的奧秘》一書中所揭露的美國當時女性的生存現狀。驚奇隊長卡羅爾必然也成長於這一環境，因此才導致其被反覆提及和強調其女性身份，目的便是為了規訓她進入主流的兩性框架之中。
然而卡羅爾的成長几乎就是一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典型敘事模式：從其因女性身份而被區隔，到她一以貫之地堅持、努力而最終成為美國空軍飛行員，雖然她始終因為法律規定女性不能開飛機而時時受阻。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羅爾的空軍飛行員基地，她並不是唯一的女性，她的好友瑪利亞·蘭博（Maria Rambeau）身為一名黑人女性也在其中。這一點也反映了當時美國雖然依舊處在撕裂的種族隔離之中，但在許多行業黑人/女性身影依舊處處可見，只不過她們最終都因為歐洲白人中心主義的歷史書寫和建構而被淹沒。2016年的美國電影《隱藏人物》（Hidden Figures），講述的便是1962年美國航天航空局中非裔科學家們對於航天事業的貢獻。這些人物既因為其非裔身份，又因為其女性身體而遭到主流敘事有意識地雙重忽視與排斥，如果沒有這些年少數族裔對於自身歷史的重新發現和挖掘，她們也必然就消失在主流的歷史之中。
《隱藏人物》劇照
卡羅爾所在的美國空軍部門是一個傳統中十分男性化的地方，也正是在這一有著特殊氣氛的場域中，卡羅爾的女性身份才會被標記得更為鮮明，與此同時也再次反映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即女性只要擁有一個平等的機會，並不會比男性差。在1996年的美國曾有一件被稱作「美利堅合眾國訴維吉尼亞州」的訴訟案，一名女學生希望報考維吉尼亞軍事學院（VMI），但在後者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它始終都是一所全男性的學院。在美國最高大法院露絲·金斯伯格大法官所宣讀的判決詞中，她指出：「一些女性的身體條件完全滿足VMI適用於男性的入學標準，她們完全可以適應VMI對學員進行的所有訓練，她們需要的只是一個能夠入讀VMI的機會……」一個平等的機會（equal opportunity），這也便是卡羅爾與蘭博這樣的女性所需要的。
電影中反覆地強調卡羅爾在成長中所遭受到的性別歧視（sexism），這一點與其他傳統的男性超級英雄是十分不同的。男性超級英雄或許童年成長中也充滿了艱難和來自他人的白眼、嘲諷與惡意，但其往往與他們的性別（sex）無關，就如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露絲·伊利格瑞所指出的，「男性」本身是一個無標記的標記，即由於它與普遍性相聯，而導致它其實並不會在性別秩序中被標記。很多時候，男性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男性身份，而往往把自己當做「人」（man）。但女性卻與之截然相反，她們在傳統的社會文化中被反覆地標記和強調，由此才會出現波伏娃所謂的「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判斷。如果和其他男性超級英雄們的成長相比，驚奇隊長卡羅爾這一經歷是特殊的；但如果和其他無數的女性成長相比，這一經驗又是普遍的。而也正是這段經歷塑造著她獨特的女性身份和意識，因此當她一旦失去這段記憶，被羅格訓練而成的「弗斯」便會變得十分「男性化」。
在電影中，從「弗斯」到「卡羅爾」的轉變與記憶的恢復密切相關，而它其實也是一個重新審視和定位自我的過程。對成年後的驚奇隊長來說，她曾兩次通過他者的幫助來界定自我：一是失憶後，男性羅格告訴她，她是克裡人「弗斯」，並且教導她控制自己的情緒與情感，利用理性與邏輯行事；第二次則是當她的記憶漸漸恢復，並出現迷惘時，她的好友蘭博告訴她，她是卡羅爾，那個曾經堅韌不拔的女性。這個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隱喻著女性的成長，即從傳統佔據主流意識形態的男性那裡離開，走向那個「女性的」自我。與此同時，女性之間的連接和彼此幫助，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行為。正是在這裡，《驚奇隊長》中的性別意識觀念涉及了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中的思想——尤其是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即對於「女性」差異的回歸和注重。這一點也表現在當卡羅爾徹底接受自己，釋放了自己的情緒後，她的力量被完全發掘而能夠自如地運用；並且在最後再次面對羅格時，她丟棄這位男性老師曾經的那些理性和判斷力的教誨，「任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將他打倒。
在傳統被讚賞的道德和氣質中，許多都直接與男性掛鈎，而成為某種典型的男性氣質，例如堅強、勇敢、力量、果斷與無畏等等，而相對的敏感、溫柔、脆弱與恐懼則遭到貶低，並且這些特質我們往往都能在傳統所界定的女性氣質中發現。因此在西方現代的英雄身上，我們看到的除了健壯的身體之外，大都是以上這些被讚美的特質，而那些「他者」——如女性、黑人與同志等——則往往被塑造成情緒化、歇斯底裡、野蠻與娘娘腔的形象。
伴隨著少數族裔作為主角的超級英雄影視劇的出現，那些曾經被汙名的品質也漸漸獲得重視。在美國哲學家努斯鮑姆的專著《善的脆弱性》中，作者通過對古希臘文學和哲學文本的探討，拒斥了柏拉圖關於善能夠保護人類免受惡之侵襲的觀念，而站在了古希臘悲劇家和亞里斯多德一邊，認為善的脆弱性正是實現善的關鍵所在。由此作者提醒人們注意那些被我們所忽視的「軟性」品質和特性。所謂過剛易折，隨著好萊塢古典超級英雄形象——這也與當代西方性彆氣質的變化有著直接聯繫——的衰落，如蜘蛛俠、死侍這樣的「非正統」超級英雄開始出現在銀幕之上。
而對於女性超級英雄來說，她們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是如傳統男性超級英雄一樣，噼裡啪啦地暴力除惡，剛、正與有淚不輕彈；還是能夠帶來新的品質？這一問題所涉及的便是女性主義的一個內部之爭，即是走向普遍性還是積極地接受差異，並由此創造出新的價值和品質。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她接受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而提倡普遍性，指出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積極地進行自我創造和競爭；而在法國另一位女性主義學者安託瓦內特·福克的《兩性》看來，必須接受男女兩性之間所存在的基本差異，並把它當作自由、平等與博愛之後的基礎性概念，由此才能真正地解放女性。
在《驚奇隊長》中，我們看到的前者或更多些，大概是因為超級英雄電影的模式所在，而作為漫威第一部女性超級英雄電影也還處在模仿階段；同時，由於對這一「差異」到底是什麼——即它是如何形成的？是生物性的差異還是在傳統男權社會中由主流意識形態所建構的「差異」——的歧義，而使得這部電影未敢過分涉及。
也正因此，對於像《黑豹》、《神奇女俠》和《驚奇隊長》這類電影的一個批評便是指責它們依舊陷入了傳統超級英雄的主流模式，沒有創新。而這一「模仿」所造成的不僅僅是存在著潛在的對於這些以少數群體作為主角的電影原本可能具有的激進性的消減，同時也由此掩蓋了人們在一開始呼喚這些電影的主要目的，即讓它們浮出這些主流流行文化的歷史地表。
《綠皮書》劇照
這些批評大都是切中要害的，而如果我們尋找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則可能與電影和好萊塢都有關係。就如文章開始時所指出的，電影不僅僅只是一門獨立的藝術，它同時還是由影視公司所製作的商品，用以盈利，在這一交叉之間，少數群體故事所具有的激進與顛覆性必然會遭到折扣，甚至被潛在地轉移，而最終出現一種虛假的正義。這也便是許多人對於電影《綠皮書》（Green Book，2018）的批評，即它對於美國上世紀——以及當下——族裔問題的處理，帶著某種善意的「虛假」，一種安全的「激進」，有時甚至掏空了這些激進；並且，它還由此為更為殘酷的現實覆蓋上了一層溫情的假面，從而掩蓋了真實的問題。
這似乎是這些剛剛出現不久的此類電影必然會遭遇的問題，就如《驚奇隊長》雖然表現了眾多女性在成長中所遭遇的性別歧視、汙名和區隔，但最終它都被消弭在驚奇隊長這樣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中，而以一種外來的力量把這些問題一掃而光，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再次掩蓋了現實社會中問題本身的棘手和嚴酷性。
在《驚奇隊長》中，編劇似乎十分有意識地構建了一個傳統正邪對抗故事的翻轉，以及一個原本被稱作恐怖分子但實則卻是在抵抗壓迫和暴政的種族。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設計與作為女性的驚奇隊長的故事是同聲相應的，即或許只有她們才能真切地理解到彼此的處境。而也正因如此，驚奇隊長最終才十分主動地幫助他們尋找新的家園。而也是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些當下歐美諸國女性運動的一個動向，即與其他被壓迫和邊緣的群體形成新的聯結，彼此幫助，共同對抗保守的區隔與強權，正所謂「共同的掙扎，共同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