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臺灣詩人楊牧逝世，享年80歲。相對於余光中，楊牧在大陸的知名度並沒有那麼高，有人說這是因為前者的詩作被編進了課本，也有人說楊牧的高度難以企及，「詩神」一般。對於楊牧，了解他的人更為熟知的是他的長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而伴隨他的逝世，最顯著的標籤卻是「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臺灣地區作家，而不是某一詩句。
楊牧楊牧作品在大陸的出版早在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詩刊的「臺灣詩人十二家」專欄中就介紹過楊牧。後來專欄文章結集成冊出版，就以《臺灣詩人十二家》為書名，1983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流沙河在書中引言說：「這裡的十二家，紀弦最老，其餘的脫穎於五十年代，現在也都該是老詩人了。」專欄發表的那一年，流沙河51歲，楊牧42歲。
《臺灣詩人十二家》當時流沙河對每位詩人都有簡短的介紹，他在標題中稱楊牧為「孤吟的虎」：
楊牧（不是新疆的那個），曾用筆名葉珊，後來改用本名，臺灣省花蓮縣人，生於1940年。日本投降，國民黨接管臺灣以後，他入小學，才開始習國語（以前只習日語）。1955年升入高中，十五歲，已在《現代詩》《創世紀》等詩刊上發表作品了。大學階段出版過兩本詩集。1964年即大學畢業的第二年去美國留學，入衣阿華大學的詩創作班。攻讀兩年滿了，又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在這裡鑽研過《詩經》和希臘文學、英國詩學、古代英國文學、中世紀歐洲文學，以及中國的訓詁學和元明戲曲，並習日文、希臘文、德文、古英文。結業後獲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的兩個大學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並在臺灣大學任客座教授。1974年他出版過一本研究《詩經》的專著，是用英文寫的。「衣阿華大學」，我們後來多翻譯成愛荷華大學；那本《詩經》專著就是楊牧的博士論文。
接下來他點評了楊牧的幾首詩作。他認為，能夠讀到的楊牧的詩，以《悽涼三犯》為最好。「唐代音樂作品有《悽涼犯》。這個『犯』和『引』『操』『鹽』『弄』一樣，是音樂方面的術語，不是囚犯的犯。《悽涼三犯》就是以『悽涼』為題的詩三章。詩中的『你』該是女性。」之後他引用了其中兩章：
[二]流沙河點評道：「深深的悲痛，細細的訴說，效果倍增，讀者會替你傷心落淚……第三章的『我』不回信，只畫畫，畫的是青山、孤墳、白楊、黃蝶，悽涼的美。不是號啕捶胸地哭一句『我去死了吧』，而是平靜地想到她來為『我』上墳的細節，這就更見其悽涼了。寫得真好！」
1980年代，大陸還出版過兩部和楊牧有關的著作集：《臺灣散文選》和《昨日以前的星光》。
《昨日以前的星光》《臺灣散文選》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事實上是從楊牧編選的《中國近代散文選》中，抽取臺灣散文部分，另起名為《臺灣散文選》的。其中亦有楊牧的四篇散文，並將他為《中國近代散文選》所作「前言」一併收錄。朔望在書前「贅語」中詳細講述了這本書的出版緣由：
年來讀臺灣散文，大率令我高興，一若其小說、詩作——似曾相識，卻時於清新中微微沁出一種生澀感，殆即所謂「別是一般滋味」。近得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版《中國近代散文選》，編制甚精，其臺灣部分尤多前所未睹，主其事者則我友花蓮詩人楊牧也。我與楊君1982年內地旅行途中、1984年東京筆會席間兩度過從，深重其溫雅麗正富於詩味，而今看他小品也寫得這樣漂亮，集子的臺灣部分又選得得體而可誦，作的前言又是理趣並茂，喜不自勝，以為是近年海外寄贈中難得的好書，便急著向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推薦出版。落實到體例篇幅，我意先印原選的下編即臺灣部分，而改署《臺灣散文選》，如此最覺實際，蓋勞生草草，總以有貴於無，早勝於晚，小晤終親於遠慕也。楊君的《前言》，原系說的全豹，此際未必一一切合現存的格局了，但通篇縱論文體，閒評家數，學殖、見解、筆墨都有其高明獨到之處，縱使分析判斷與我未必盡同，卻是絕不能割愛的。因此，這裡照錄了原文，只是由我作主略去了交待全書編選原則的末段，海天睽隔，這倒要請萬裡外的楊君一笑而見恕於我的。《昨日以前的星光》是楊牧的散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在「八方叢書」第一輯中，一同被收錄的都是臺灣作家，還有餘光中、龍應臺、柏楊、蕭白等。從篇目來看，這本散文集的內容來自1975年在臺灣出版的《楊牧自選集》。書中有一段對楊牧的介紹：
楊牧是臺灣著名詩人和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優勢在於同詩的自然結合，體現著一種濃鬱的抒情氣氛。由於閱歷豐富，故爾涉筆甚廣；結構空靈，語言飄逸。使讀者於不經意間，被帶進一個星光燦爛的境界。他的散文集在臺灣不斷重版。1990年，楊牧的博士論文《鍾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署其本名王靖獻。
《鍾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譯者謝謙在譯者序中講到翻譯出版這本書的目的：
王氏的研究，在運用西方文學的新理論與新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課題中可以說是提供了方法學上的一個成功的範例。套語理論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原本只是為西方古典文學而設計的，它的定義與概念都是以西方語言與韻律傳統為基礎而建立的。王氏在引入這一批評方法時，根據中國詩歌的語言特點與韻律傳統，對它作了大量的修正與擴充，甚至重新規定了套語的定義。實際上，他只是借用了套語理論的思維模式，許多理論見解都是他獨創的。王氏精通古希臘文、拉丁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種文字，對東西方文學有很廣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左右逢源，中外貫通。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這部書的特點一是注重形式分析，一是注重比較研究。但他所作的比較研究，是為了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解決東西方文學中的具體難題，以更廣泛的證據去證實套語理論所提出的種種假設，而不是以炫耀自己的博學為目的，也不以簡單的異同排比與現象羅列為滿足。他所提供的結論至少是新穎的。這就是我們將此書譯成中文，並推薦給我國古典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者的目的。謝謙在譯者序結尾，還特意提到：「據說，他還是一位詩人，筆名楊牧，但譯者孤陋寡聞，目前尚未拜讀過他的創作。」
《楊牧詩選：1956-2013》楊牧2013年到北京參加活動，接受媒體採訪時講到，2013年將詩授權給《中國新詩百年大典》，應該是他第一次授權給大陸正式出版，「希望以後我的詩歌在這裡出版合理化，我應該知道什麼時候印了多少本」。至少從上述幾本楊牧著作的序言來看，並沒有提及版權一事。在2013年之前，楊牧的論文、譯作、詩歌也有少部分散見不同的集子。
直到2014年，楊牧的散文集《奇來前書》《奇來後書》才正式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出版，2015年《楊牧詩選 1956-2013》出版，2016年譯作《葉慈詩選》出版。至少從散文的數量來觀，這僅是楊牧創作的一小部分。
楊牧已出版的作品封面，來自「楊牧主頁」大概也是這遲到的出版讓楊牧的詩作在大陸流傳不廣。
楊牧的翻譯事業與宋淇除了創作和研究，楊牧在文學作品的翻譯方面也用功不少。在楊牧的翻譯歷程中，林以亮對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林以亮是宋淇的筆名，曾與張愛玲、夏志清、錢鍾書、傅雷相交甚好。
楊牧在愛荷華（1965年）在愛荷華大學，林以亮接受聶華苓的推薦，邀請楊牧翻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譯者除了這兩位，還有張愛玲和於梨華。楊牧翻譯的兩篇是關於威廉·福克納和撒奈·韋斯特的。
《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楊牧和林以亮見面次數不多，但一直書信交流創作和翻譯。林以亮身體不好，在信中透漏出完不成任務的擔心，並時常談及自己的創作和翻譯計劃。在不經意間，楊牧受到了一定影響：
在我這方面，林以亮對翻譯一事的熱衷竟有意無意為我點出了一條值得試探的路，一片學術與創作的新領域，充滿了信念，遠景。他也非常感謝林以亮的指導：
當時林以亮並不是把我分內的材料指定就罷。我交稿後，他顯然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提出疑點，以討論的口氣建議我是否修改，怎樣修改等等翻譯者經常遭遇的問題。他的耐性和細心常使我覺得很感動，寫信的時候我就維持著最嚴謹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如此，稱呼他「以亮先生」。楊牧在這兩篇文章之前，可以算作從未真正嘗試過翻譯。最多是「在大學時代私密的練習，而我記得的卻是一件頗具野心的計劃，和濟慈最純淨，透亮，而不減絲毫繁美的神話與詩有關。就是在東海畢業前一年吧，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動手開始翻譯起濟慈的長詩《恩迪密昂》。」
林以亮1996年去世，而楊牧證實這個消息已是1997年的暑假。對此他充滿遺憾：
當初選譯葉慈詩得以成書出版已經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開始的時候我還住在清水灣，竟未能就近讓他看到一些稿本；至於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想必是他最感興味的題材，無論就他的家學或人生體驗而言都是，但也來不及了。2013年，楊牧在接受採訪也談及自己對翻譯的態度：「翻譯也是一種責任感。翻譯不見得人人都要做，但只要懂得一些外國文字的人，如果不做翻譯，那別人就都看不到這些文學作品了。我們自己做翻譯的過程也是相當大的挑戰。可以有一個再創作的經驗，別人以他的思路創作出一個好像是你的，又好像不是你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
《英詩漢譯集》除了《葉慈詩選》，楊牧還在臺灣出版過《英詩漢譯集》，其中收錄了包括伍爾夫、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柯勒律治等等多位作家的詩作，厚厚一大本。
楊牧與張愛玲楊牧在加州伯克利大學讀博士時，張愛玲正好在那裡工作，彼時的張愛玲40來歲。張愛玲記得他為《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翻譯的篇章，驚訝他如此年輕。
楊牧在伯克利（1971年）楊牧對張愛玲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的時候，其實從來還不曾讀過她的小說，但我讀過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大半，其中闢有專章研究她，何況我們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下，合譯了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所以就趕快去找她的小說來看。現在想想，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楊牧在《奇來後書》的散文中用一種遠觀的方式描述張愛玲：
張穿著很樸素，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地坐在那裡，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著，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後來陳世驤突然離世，楊牧在追思會上並沒有注意到張愛玲，後來聽說她也在場：
據說會未終了，她就起身在簷下獨立，逡巡，而終於悄悄地走了。而就在這樣一種暗淡，逐漸微弱的光影裡，我們的六十年代就幾乎無聲息地隱入勢必的記憶。陳世驤的離世與張愛玲的離去，在楊牧看來，為他們的六十年代畫上了句號。
楊牧與牟復禮1970年代伊始，楊牧來到華盛頓大學教書。正好遇見牟復禮以普林斯頓大學史學教授的身份休假至華盛頓大學客座，並正著手翻譯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牧在紐約（1971年）楊牧和牟復禮的研究室同在一幢哥德式大樓最頂層，在走廊兩頭相對。他的行囊裡有一本牟復禮研究高啟的書：
我們偶然談到那個時代，屢次都聽他評估高啟之為政治人物，那種傳統知識分子的承擔，和隨之而來的苦難，犧牲。但若是要談詩，筆墨文章的藝術，好像總不免一轉把題目換到晚明，即使那也並不是我的研究重心。楊牧剛到華盛頓大學時，苦於沒有多少教學經驗，「時間分配和內容深淺如何調節都在摸索中，不知道知識分享和學術溝通為什麼總是隔了一層似的」。
牟復禮見到楊牧愁眉苦臉的樣子，便給他出主意：「我想你是預備得太充分，材料太多了。有時一堂課下來也必須留一點空白，隨機應變，可以讓學生參與提問，發揮，會比你這樣把五十分鐘時間全擠滿訊息資料讓人透不過氣來要好些」。
關於教學的困擾，楊牧也曾在寫給徐復觀的公開信中提及。徐復觀回信說：「我希望你把教書的生活能加以『文學化』、『藝術化』，在教書生活中發現人生的樂趣，而不必存一種厭離的心理。」後來這封回信收錄在《徐復觀全集》的《論文學》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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