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之邦"抑或"禮義之邦"考論

華夏經緯網   2015-01-28 13:21:21

    林存陽

    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文化不僅綿延流長，而且博大深厚，從而以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而論其底蘊，禮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內涵，甚至被視為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或表徵。錢穆先生認為，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柳詒徵先生在《國史要義》中也強調：「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歸之於人之理性，非苟然為史已也。」正因為禮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當人們一談到中國文化、中華文明，就會將其與禮緊密聯繫在一起，並由此形成眾所周知的指稱概念——「禮儀之邦」或「禮義之邦」。但問題是，這兩個用語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別？其歷史演進脈絡又是怎樣一種情形？諸如此類問題，雖然已經受到關注，但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從學術界和社會上關於禮的相關論說來看，雖然「禮儀之邦」「禮義之邦」屢屢呈現，但對兩者的剖判和它們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卻罕見專門辨析，近年來才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江蘇宜興中學的錢秀程先生於2004年發表的《「禮儀之邦」應為「禮義之邦」》（《語文知識》2004年第6期）一文，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注目於此者的文章。該文雖然篇幅短小，但觀點鮮明地強調：用「禮儀之邦」是錯的，應使用「禮義之邦」。在作者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就以『禮義』作為道德標準，一貫重視制度品節，提倡遵循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推崇為正義而獻身的操守。正因為這樣，中國才被稱為『禮義之邦』。這樣的『禮義之邦』才是值得自豪的，如果僅是注重行禮儀式的『禮儀之邦』，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呢」？此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王能憲先生，更連續發表《豈止一字之差——「禮義之邦」考辨》《「禮義之邦」考辨》（見《光明日報》2012年12月17日、《文藝研究》2013年第2期）等文章，對「禮儀之邦」「禮義之邦」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辨析。兩位先生對「禮義之邦」的研究和強調，引人深省。不過，觀諸史料，對於這一問題尚可作進一步釐析。

    歷史悠久的「禮義之邦」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禮義之邦」的出現，要遠遠早於「禮儀之邦」。唐朝房玄齡等監修的《晉書》記載，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堅建元十九年，苻堅在長安建章宮為率兵出徵西域的呂光送行時說：「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又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即前秦苻丕太安元年，鎮守博陵的王兗斥責叛投慕容麟的郡功曹張猗說：「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何名實相違之甚……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據此，「禮義之邦」作為一個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現；即使保守一點地說，至遲也應在《晉書》成書的貞觀二十二年（648年）。

    自此以後，「禮義之邦」便頻頻見諸正史、政書、地方志、文集等各種文獻中，直至今日，依然在使用。而其所指，誠如王能憲先生勾勒的，既有稱中國、中華、華夏或中土（中原、中州）者，也有稱齊魯等文明開化之地者，以及其他如浙東浙西等文化繁盛、民風淳厚之地者。其間，「禮義之邦」前還常冠以「文物」「詩書」「衣冠」「冠帶」「名教」「文學」「文章」「文雅」等詞。

    此外，「禮義之邦」有時也用來稱譽朝鮮、安南等地，這顯然與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密切相關。值得一提的是，外國人也有使用這一概念的，如朝鮮通信使成大中在《槎上記·書日本二才子事》（1765年作）中就曾說：「餘至日本，見奇才二人，筑州龜井魯、西京那波師曾也……初見吾輩，傾心結附，願得載歸，一見禮義之邦，死無恨矣。」

    晚出的「禮儀之邦」

    相較於「禮義之邦」，「禮儀之邦」時隔很久才出現。

    明朝人徐學聚編撰的《國朝典匯·朝貢》（問世於明天啟五年，流行的為清初補刻本）中記載：「隆慶元年初，上用鴻臚卿李際春言，四夷貢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見。至是，給事中張國彥等奏：『朝鮮屬國，乃冠帶禮儀之邦，與諸夷不同，仍復舊班，以示優禮。』從之。」也就是說，直到1625年「禮儀之邦」始見諸文獻，前面加有「冠帶」二字。遲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禮儀之邦」才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被使用。據1924年修《陸川縣誌》載，陸川知縣應斯鳴在所撰《新建萬壽宮關帝殿合記》中說：「乃邑宰首倡，士民群然響應，爭先捐資，不數月而宮、殿鼎創，豈以務名哉，良由漸摩於德澤，感激於忠貞……推此心以行己接物，則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彬彬乎禮儀之邦矣！」不過，根據文意推斷，該詞還僅代指一地。

    直到民國年間，明確以「禮儀之邦」指稱「中國」才逐漸流行起來。如一位署名現世寶的人，於1938年發表了一篇題名為《中國弄堂裡發見（現）禮儀之邦》（《現世報》第6期）的文章。作者開篇即指出：「中國是禮儀之邦，我看了幾十年，也看不出來，直到最近，在一件事情上，被我發見（現）實實在在是禮儀之邦。」此後，董化之在《時與文》1947年第20期上發表了《中國自來是個禮儀之邦》一文。以「禮儀之邦」指稱中國，以及稱中國自來是禮儀之邦，或濫觴於此。

    何以到了20世紀「禮儀之邦」成為中國的指稱詞，並廣為流行，相沿至今，使用頻率遠遠超過「禮義之邦」？這可能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衰落、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清王朝的崩潰、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等因素有關；或者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並未注意「儀」「義」二字的區別，以至於口耳相傳、混而不察吧。

    歷久彌新：禮之「儀」「義」的糾結

    除了「禮義之邦」「禮儀之邦」，文獻中也經常出現「禮義之鄉」「禮義之國」「禮義之朝」「禮儀之國」等概念。

    據初步翻檢，「禮義之鄉」可能最早見於《史記·三王世家》（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118頁），「禮義之國」可能最早見於《漢書》（《高帝紀》《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50、2987頁），而「禮義之朝」可能最早出現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三年（514年）（宋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之《政和御製冠禮》卷5），「禮儀之國」則可能最早見於清人黃遵憲所撰《日本國志·鄰交志上一》。「禮義之鄉」自出現一直沿用到1937年，而「禮義之國」沿用到清季，指稱與「禮義之邦」基本一致；其前也有冠以「忠信」「忠節」「文學」（「禮義之鄉」），或「守節」「詩書」「衣冠」「冠帶」「文章」（「禮義之國」）等詞者；相較而言，「禮義之朝」（除梁武帝外，宋人呂元泰、元人郝經也曾使用）、「禮儀之國」則較為少見。

    傳統中國，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共同體的需要，禮越來越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其間，既有文獻解說的積澱充盈，也有典章制度的應時製作，更有身體力行的規範引導。在此文化氛圍之下，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四禮（冠、婚、喪、祭）、五禮（吉、兇、軍、賓、嘉）紛然而起，禮儀、禮制、禮俗競相雜陳，守禮、行禮、變禮與時變化，等等。究其歸趣，清代大儒顧炎武所謂「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可謂一語破的。然而，自先秦以來，關於禮之義與儀的判別，則一直或顯或隱地糾結著人們的思維。

    如公元前537年，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對此，晉侯以為他「善於禮」。然而，女叔齊卻有不同的看法，認為魯昭公不知禮。晉侯問其故，女叔齊回答：「是儀也，不可謂禮。」那麼，什麼是禮呢？他解釋說：「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而反觀魯國現狀，則與禮之要求相去甚遠。所以女叔齊不無遺憾地感慨道：「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又如公元前517年，趙簡子向子大叔問「揖讓周旋之禮」。子大叔回答：「是儀也，非禮也。」趙簡子追問：「何謂禮？」子大叔對道：「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趙簡子感嘆說：「甚哉！禮之大也。」子大叔又回應道：「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禮記》中也強調：「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

    對於禮教大為痛恨的吳虞，通過梳理前人有關的禮論，也曾感慨：「夫談法律者，不貴識其條文，而貴明其所以立法之意；言禮制者，不在辨其儀節，而在知其所以制禮之心。」柳詒徵先生則強調：「以史言史者之未識史原，坐以儀為禮也。僅知儀之為禮，故限於史志之記載典章制度，而若紀表列傳之類不必根於禮經。不知典章制度節文等威繁變之原，皆本於天然之秩敘。」諸如此類的言論，無不表明對禮義重要性的重視。

    當然，由於古今情勢的不同，僅僅強調禮義，也不免產生偏差。對此，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曾分辯道：「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以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這一認識，可謂通達之論。

    由此觀之，禮義之鄉、禮義之國、禮義之邦、禮義之朝、禮儀之邦、禮儀之國等詞的使用，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皆為「歷史的存在」，其間的興替，是與時代、時勢、人們的習慣與取捨等密不可分的，並非僅為誤用、濫用的問題。「禮義」與「禮儀」亦非非此即彼的對立物，其關鍵乃在於如何因時因勢把握其間的度。誠如宋儒程頤所強調的：「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總之，「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而禮在傳統社會發展中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它在今天還有沒有價值？禮的內涵和實質又是什麼？怎樣才能把握禮的內在意義與外在表現的度？凡此種種，皆是歷久而彌新的話題，需予以認真地反思和探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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