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國民黨的領袖，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包括積極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早日實現、捍衛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勝利果實以及大力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深入發展。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大量捕殺共產黨，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如果孫當時還在世會是怎樣的情景呢？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為著祖國的獨立、民主和統一富強，獻出了畢生的精力。先生不僅具有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精神和品格，而且具有正視現實、與時俱進的氣度和觀念。他的思想在其一生中不斷發生變化。由於他能「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革命的轉折關頭，需要開創一個新局面的時候，能重新理清社會革新的思路，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攜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譜寫出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的一段新篇章。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85周年之際，抒寫此文緬懷偉人之豐功偉績，繼承孫中山之志，冀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無疑是孫中山繼同盟會反清革命之後所建樹的又一豐功偉績，更是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至為光輝燦爛的篇章。正如宋慶齡所說的：「孫中山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進行的四十年的政治鬥爭，在他的晚年達到了最高峰。這一發展的頂點是他決定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一道進行中國的革命。」
積極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早日實現
孫中山和共產黨人共同締造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中國近百年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的形成絕非偶然，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當時的國際局勢和中國本身的內部條件造成的。
孫中山自辛亥革命失敗後，又經歷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等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在護法戰爭中，他依靠南方軍閥打北洋軍閥，但「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結果到處碰壁，一籌莫展。特別是他培植多年、以為「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陳炯明，竟於1922年6月趁北伐軍正要平定江西之際，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懸賞二十萬元捉拿孫中山。「禍患生於肘腋，幹戈起於肺腑」。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遭受了一次最痛心的失敗，幾乎陷入絕望裡。
正當孫中山處於絕望的時候，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向危難中的孫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他總結辛亥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開始走上新的道路。
孫中山從十月革命的光芒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早在1918年，他就給列寧發賀電，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1921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馬林向他提出建議：一要有一個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群眾的好政黨；二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要辦軍官學校。孫中山對此表示贊同。1922年8月孫中山避難到上海時，中國共產黨已經發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又在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指出了中國禍亂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口號，並明確提出與孫中山建立聯合戰線的主張。李大釗多次與孫中山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給孫中山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同年8月馬林再度來華。中共中央根據馬林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國共兩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作出了部分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會後，陳獨秀、李大釗和馬林一同拜訪孫中山，提出了關於國共兩黨合作的主張，孫中山欣然表示同意。不久，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張國燾等相繼加入了國民黨。
1922年9月和11月，孫中山在上海先後召開了研究改組國民黨計劃和審議改進黨務的會議。陳獨秀等共產黨人應邀出席，並派代表參加草擬國民黨的改組宣言和黨綱、黨章。1923年初，在李大釗、林伯渠的幫助下，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蘇聯代表越飛，進行了多次會談，於1月26日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再次表示歡迎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幫助，確立了聯俄政策。
與此同時，在孫中山的策動下，粵軍鄧演達會同滇、桂軍驅逐了陳炯明。2月，孫中山由滬返粵，任海陸軍大元帥，第三次重建廣州革命政權。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鄭重地決定「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並確定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孫中山更加熱情地歡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加速國民黨改組的準備工作。8月，他派蔣介石、沈定一、張太雷和王登雲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並邀請蘇聯派政治和軍事顧問來華幫助中國革命。9月，蘇聯政府應孫中山的要求，派常駐廣州代表鮑羅廷具體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0月，鮑羅廷在廣州同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改組國民黨的方法，決定力勸孫中山召集改組會議。24日，孫中山委派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李大釗、汪精衛等五人為候補委員，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負責籌備國民黨的改組工作。25日，孫中山委託廖仲愷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審議並通過了改組計劃，同時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辦理改組事宜。廖仲愷堅定地、全力以赴地協助孫中山進行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165人。李大釗、鮑羅廷等參加了大會領導工作。大會在討論國共合作時，遭到了國民黨右派勢力極力反對，經孫中山和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以及共產黨人的堅決鬥爭，大會正式通過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的決定；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章程》，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24名執行委員和17名候補執行委員中，包括有廖仲愷等左派和胡漢民等右派。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張國燾、於方舟等也被選入。特別是大會通過了著名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在這篇宣言中，孫中山根據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具有反帝反封建內容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是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圓滿成功，標誌著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改組後的國民黨由原來的資產階級政黨變成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從此，中國革命迅速出現新的高漲，興起了我國近代民主革命歷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這樣，才使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積極捍衛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勝利果實
「如果說，最初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先鋒，那麼，由於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農民群眾參加到這個運動來，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土地佔有者就開始脫離而去，因為底層人民的社會利益已被提到首要地位上來。」國民黨中的右派正是這樣的人。他們有的在辛亥革命中或在辛亥革命後，跟隨孫中山在革命中曾經起過先鋒作用的。然而，當孫中山走出布滿荊棘的迷途，踏上正確的革命大道――「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道路的時候，他們就躊躇不前甚至反對革命了。他們為了
維護個人及其本階級的利益，在國民黨內掀起了反對孫中山實行國共合作的軒然大波，妄圖阻撓改組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
偉大的孫中山堅定地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場上，為了國家的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利益，堅持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正確主張，與國民黨右派進行了堅決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1923年，在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左派為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而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的時候，國民黨右派的神經也進入了緊張的階段。他們意識到國民黨的改組，國共合作的實現，就是意味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買辦階級的特權將被摧毀，意味著他們投機鑽營、升官發財美夢的破滅。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配合帝國主義反蘇反共的反動宣傳，在會議上和上書中，瘋狂地污衊、攻擊共產黨，挑撥共產黨和孫中山的關係。如1923年11月，鄧澤如、林植勉等十一人給孫中山的《廣東支部彈劾共產黨文》中，說：「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動機「別有懷抱」；共產黨使「我黨永無得國際上同情之一日」，「使國中實力派……與我黨決裂」的陰謀。
孫中山針對這些謬論嚴肅地指出：「此稿為我請鮑君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陳獨秀並末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又說：「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常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我黨，所望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受屈之人民耳。」此外，國民黨右派張繼、鄧澤如、馮自由等人，利用各種機會和各種藉口進行攻擊、挑撥時，孫中山一再憤然指出：「你們怕共產黨，不贊成改組，可以退出國民黨呀!」又說：「你們不贊成改組。那就解散國民黨，我個人可以加入共產黨。」沉重地打擊了右派妄圖阻撓改組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的反動氣焰，保證了改組國民黨準備工作的進行。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是國民党進行改組，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的大會。但是，國民黨右派仍然進行了破壞活動。他們反對國民黨由總理制改為委員制；繼續污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陰謀，提出要在黨章中明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以達到反對共產黨人跨黨，破壞已成為現實的國共合作的目的。針對國民黨右派的企圖，孫中山指出：「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眾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為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如列寧先生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同時，支持李大釗在會上印發的駁斥國民黨右派謬論的《意見書》。《意見書》指出：「我們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這樣就消除了一部分人的疑慮，促進了國共合作思想統一的認識，使國民黨右派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的陰謀沒有得逞。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為了貫徹國民黨「一大」通過的革命綱領，發展國民黨組織和工農群眾組織，在工農群眾中進行積極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和工農群眾組織在各地紛紛建立。國民黨右派對此非常恐慌。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人妄圖奪取各種革命組織的領導權，破壞革命。以中央監察委員的名義，於1924年6月18日，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彈劾共產黨案》。他們肆意攻擊共產黨人「對於各地黨務之籌員，有共產派者派之，無共產派者則竟不派。其派出人員，專收容共產派與接近共產派之人，忠實黨員，多不願其登記，普通入黨，多為拒絕」。他們還胡說，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
孫中山對張繼等人如此攻擊共產黨人的意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1924年8月，他主持的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當張繼等人提出國民黨是否容納共產黨人的問題時，立即嚴肅地指出：「此問題不能根本討論」。這也就完全否定了《彈劾共產黨案》對共產黨人的攻擊。並指導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重新制定了決議。決議指出：「現在中國處於半殖民地之下，各階級中自有力求解救中國，要求獨立，脫離帝國主義壓迫之共同傾向，中國國民黨即代表此等階級之共同傾向，從事國民革命運動之三民主義政黨，凡屬真正革命分子，不問其階級的屬性如何，其黨均應集中而包括之。」又指出：「不願積極從事於三民主義之革命運動，既不反對軍閥、帝國主義，又不贊助勞動平民者，則不問其思想上屬於任何派別，概當以本黨紀律繩之。」這實際上是對國民黨右派肆意攻擊共產黨人，反對國共合作，破壞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運動的嚴重警告。
國民黨右派反共、反對國共合作是非常猖獗的。但是，孫中山始終沒有被他們的造謠、挑撥、欺騙所動搖，而是堅定地在民主主義的革命立場上，不斷地與國民黨右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有力地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建立和發展。
國共兩黨的聯盟，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與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合作，又是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合作。因此，雙方既有一致，又有差別。每當遇到一個關係到中國革命能否順利前進的重大課題時，孫中山總是以國家和革命的利益為重，虛心聽取共產黨人的意見，擇善而從。
1922年，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而避居上海，正是陷入極端彷徨、苦悶、絕望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向孫中山伸出了熱情友好的援助之手。黨不僅在陳炯明叛變後立即進行公開聲討陳炯明，公開表示堅決支持孫中山的正義鬥爭；而且還派自己的黨員給予孫中山以積極影響和具體幫助。當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中共領導人分別在上海拜會了孫中山，對他表示慰問和支持；還同國民黨人張繼商討了有關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給予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以具體的幫助。李大釗和孫中山交談多次，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便進而振興中國」等「種種問題」。孫中山對共產黨人這種真誠的幫助感到非常興奮，和李大釗「暢談不厭，幾乎忘食」。孫中山對李大釗十分欽佩和尊敬，「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鬥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
此外，中國共產黨還通過機關刊物《嚮導》發表文章，對孫中山給予有益的幫助。如在《嚮導》第一期上指出：「國民黨過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後的生命還是在革命，……為使這種革命運動貫徹成功，便要一面與民眾為親切的結合，一面與蘇俄為不二的同盟」，「大著膽子明白地反抗兩種惡勢力(按：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再如《嚮導》第二十一期上，針對國民黨歷來偏重於軍事活動，忽視對群眾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的缺點，指出：「中國現在很需要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國民黨應該有適應這種需要努力於普遍全國的組織和宣傳的覺悟。」這種既有中肯批評，又有殷切期望的由衷之言，使孫中山受到很大的啟迪，對他後來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孫中山和共產黨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無論是他的思想還是他的實踐，都發生了巨大的飛躍。雖然他長期形成的階級地位和世界觀仍在經常影響著他的活動，然而，孫中山畢竟是與時俱進的偉大的革命家，他不願落後於現實，而是努力地使自己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列。
大力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深入發展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促使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的又一裡程碑。它預示著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相結合，工農運動與武裝革命鬥爭的相結合，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空前偉大革命風暴即將到來，預示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統治的全面崩潰和滅亡。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滿懷革命豪情，深入工農群眾，動員工農群眾參加國民黨，參加工農群眾組織，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孫中山出席工農大會，號召工農群眾為實現三民生義而奮鬥。1924年5月1日，在慶祝五一節的工團代表大會上，他號召工人要組織起來，要「同世界各國的工人合作」，「聯成一氣」，向著共同的敵人――「外國資本家去宣戰」，向著帝國主義宣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1924年8月，他先後在國民黨農民黨員聯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號召「農民大聯合」，組織農團軍，把「從前被人搶去的利益……爭回來」，實現「耕者有其田」。
1924年7月，廣州沙面租界工人舉行了反對帝國主義侮辱中國人民的罷工。同年10月，廣州工農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堅決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配合革命軍，迅速地粉碎了英帝國主義豢養和支持的反動商團的叛亂。1925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工人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屠殺，舉行了震動中外的「五卅」運動。上海市各界人民實行了「三罷」。接著，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甚至農村，都展開了一場偉大的反帝鬥爭。其中省港大罷工規模最大、影響最深。大罷工從1925年6月持續至1926年10月，長達一年零四個月，參加罷工的工人有25萬人。罷工工人對香港英帝國主義實行罷工、封鎖和抵制相結合的政策，使「香港」變成了「臭港」、「死港」，沉重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英國《郵報》哀嘆：「一九二五年英國尊嚴之墮落，實為中英通商二百年來所未有。」省港大罷工對於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出師北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工人運動發展的同時，農民運動也勃然興起。廣東是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較早地深入農村，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農民群眾的覺悟迅速提高，紛紛加入了農民協會。從1924年至1925年5月，全省組織了農民協會的縣就有22處，參加農民協會的農民有21萬人以上。廣東省農民協會成立後，至1926年5月，全省則有37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達62萬人。農民自衛軍也相繼成立，他們在省農會的直接領導下，與地主豪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掀起了減租、抗捐、抗高利貸、禁賭，興辦學校等的反封建的高潮。農民群眾還積極地支援了「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參加了第一、二次東徵和南徵等鬥爭。沉寂的農村，變成了反帝反封建戰鬥的前線。
在工農運動發展的基礎上，武裝革命鬥爭也取得了巨大勝利。孫中山一向重視武裝革命鬥爭。國共合作後，他更重視革命軍隊的建設。1924年，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創辦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他指出：「今天在這裡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了!」還進一步提出了要把革命軍隊逐步建設成為人民的軍隊。孫中山說：「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
黃埔軍校，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學習了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強了政治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很快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高度革命覺悟的軍事骨幹，為武裝革命鬥爭的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為了粉碎賣國主義及其走狗陳炯明等軍閥的顛覆陰謀，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廣州革命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支持下，積極地開展了武裝革命鬥爭。1925年2月、10月，先後組織了以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為骨幹的革命軍。在省港罷工工人和海陸豐、廣寧等縣農民群眾的有力配合下，進行了兩次東徵，徹底消滅了陳炯明反動軍隊；10月的南徵中，消滅了鄧本殷反動軍隊；6月，平定了駐廣州的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實現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表《北伐宣言》，正式開始北伐。隨著北伐軍的進軍，各省工農運動迅速高漲，推動了北伐戰爭的迅速發展。如「北伐軍一進入湖南，中國共產黨即通過各地國民黨黨部、農民協會和工人、學生團體，動員廣大工人、農民和學生直接參戰和給以各種支援」。「醴陵之役、長沙之役、平江之役、臨湘之役、嶽州之役等都是由於農民和工人的參戰，以極小的傷亡而得很大勝利。」從北伐軍進軍開始，前後不過十個月，就打到了長江流域，打垮了軍閥吳佩孚，殲滅了軍閥孫傳芳的主力，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基礎。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以工農運動相結合，工農運動和武裝鬥爭相結合為特點的革命鬥爭，在很短的時期內，迅速取得了空前的巨大勝利。
上述三例，可以充分說明：孫中山在處理同共產黨合作的關係中，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能夠虛心接受諍友――共產黨人的幫助，從善如流。孫中山為振興中華艱苦奮鬥四十年，其目的就在於使中國能夠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也正是基於這一崇高的信念，才能夠使他在國共合作中表現出如此崇高的風格。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內部協調和團結是其高度興旺發達之必要條件。在歷史上，國共兩黨已經有過兩次合作，實現了革命力量內部之協調，擴展至中華民族之大協調，從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促進了民族的進步。今天，當億萬炎黃子孫正在為完成祖國統一，振興中華大業而奮鬥時，孫中山維護國共兩黨的合作，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謀祖國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乃是今天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所有熱愛祖國的人，都應當學習孫中山先生，繼承和發揚他的國共合作思想，積極謀求儘早實現祖國統一，振興中華的大業，以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關鍵詞: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