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女王以其獨特的女性特質安靜低調地締造了一個偉大的帝國，從而使自己的名字彪炳史冊。但是卻沒有人知道她在安靜祥和的外表之下，令人仰慕的權力背後，內心卻經歷過許多孤獨無助的日子，傷痕累累的經年。
在那些最好和最壞的時日，無數個寂寞彷徨的時刻，幸好有這樣一些人陪伴在她的身邊，那就是家庭教師、紳士和僕人。這些人作為她的靈魂導師、愛人和密友，如燭光焰火般照亮了女王心頭的黑暗，拂去了她心底的陰霾，陪伴她走過了艱難歲月，抵達人生的終點。
維多利亞女王之所以能與這三種人親密互動，是因為在19世紀的英國，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使家庭教師開始出現，紳士文化得到發展，僕人的地位發生改變，這既是維多利亞的幸運，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１９世紀的英國，家庭教師成為知識女性的首選職業，但是地位低下
１９世紀的英國進入了工業化，經濟實現了現代化。這種經濟的變化使英國女性不必局限在家庭裡，她們開始離開家庭，獨立工作。當時英國的中上層家庭習慣於僱傭家庭教師來教育子女，於是家庭教師成為１９世紀英國社會的熱門職業，而一些受過一定教育的女性則更願意選擇這種職業。
於是家庭教師數量劇增，魚龍混雜，品質低劣者眾多，使得家庭教師不再是為人所尊重的職業。從表面上來看她們從事的是比較體面的腦力勞動，屬於白領階層，但是她們在僱主家的實際地位和普通女僕沒什麼差別。她們被僱主要求必須把全部身心放在工作上，卻不受尊重，還掙錢很少，經常陷入經濟困頓的窘境。
維多利亞童年時的家庭教師萊純就是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她是漢諾瓦一個牧師最小的女兒。在她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三個姐姐也相繼去世。家庭的變故使萊純不得已出來做家庭教師。因為出身卑微，萊純不能與貴族和侍臣同桌進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做家庭教師後，她被封為男爵夫人。
小時候的維多利亞刁蠻任性，做她的家庭教師需要自律和無私奉獻，萊純不但要督促維多利亞的衣食住行，還需要在維多利亞和任何外人見面時，都要在場，以便對維多利亞施以影響。所以她為了訓練這位未來的女王，犧牲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朋友。她甚至為了慎重不能記日記。整整１３年，萊純幾乎一次都沒有離開維多利亞。
在萊純傾盡所有的付出和寸步不離的陪伴中，維多利亞不但獲得了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支撐，更獲得了成長。她逐漸具備了女王的心智和素養。但是萊純卻只不過是維多利亞的舅舅利奧波德安插在想要爭取權利的大臣康羅伊身邊的奸細，她是負責代替利奧波德在肯辛頓宮和康羅伊抗衡的一枚棋子。所以當維多利亞的母親和康羅伊逼迫維多利亞給與他們權力時，萊純堅決支持維多利亞反抗他們，致使維多利亞的母親毫不留情地要解僱她。
萊純在維多利亞的奪取女王之路上功不可沒，陪伴了女王的成熟與成長。可是萊純卻沒有得到與她的付出同等的回報。女王登基以後，萊純逐漸被邊緣化了。不僅如此，維多利亞為了使阿爾伯特開心，默認了阿爾伯特把這位堪比她母親的家庭教師趕回德國的家裡。多年以後，當維多利亞乘火車經過萊純的家附近時，這位家庭女教師專程來到火車站，在站臺上熱情洋溢地向她之前的學生揮手帕，但是火車卻繼續前行沒有停下來。這就是英國１９世紀一個家庭教師的遭遇。
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的人物簡愛、阿格尼絲的身上看得更真切。同樣作為家庭教師她們比萊純的處境更屈辱，更尷尬。和萊純不同的是她們選擇了用不同的方式和態度來進行抗爭。簡愛潔身自愛，在羅徹斯特面前不卑不亢，堅持自我，獲得了僱主的青睞。阿格尼絲自卑怯懦，對兩任僱主含沙射影的責備則只是忍耐、感化和包容。但是她們最終都沒有獲得屬於自己的愛情，也沒有改變自己的出身。
從這些家庭教師的身上我們看到了１９世紀的英國社會的女性開始走出家庭，追求獨立自主。家庭教師是知識女性選擇職業的初步嘗試，在等級鮮明的社會裡她們雖然付出了很多，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受到社會文化環境和人際關係的影響，她們幾乎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是歷史的車輪卻在不停地前行，它將引導著女性最終實現自己的價值，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各種禮儀逐步形成，紳士的標準有了新的內涵
英國紳士文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維多利亞時期是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在維多利亞女王執政的六十多年間，她通過圈地運動，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使英國的工業革命達到了頂峰。這時的英國社會各種禮儀開始形成，被稱為「禮儀之邦」。在這種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的時期，英國的紳士文化得到了極大地發展，紳士的標準也有了新的內涵。
在英國紳士文化形成的初期，紳士文化就是貴族文化。貴族們在管理國家的事物中，反對專制，追求自由，通過與王權的制衡和與其他社會階層的磨合，形成了貴族精神。發展到騎士文化時期則以凸顯個人身份的優越感為基礎，注重禮儀和修養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屬於上層社會的文化精神，這是紳士文化的根本。而到了維多利亞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改革的進行，英國的紳士文化逐漸成熟。它既包括思想上的自由、也包括務實的精神，公平的競爭，勇敢的氣概、高雅的修養和得體的舉止。
這些英國紳士既有教養、懂禮貌、尊重婦女又重視德行。他們崇尚個人奮鬥和成功，主張不斷地超越自我。這些紳士品質在維多利亞的丈夫阿爾伯特身上體現的尤為突出。阿爾伯特出生在德國的科堡家族，但是科堡背景卻不是他身上的亮點，他成為女王丈夫的優勢是他自身的特質：純淨的血統、淵博的知識、英俊的面孔和優美的身材。這和當時人們對紳士的評判標準有關，他們不太在意出身，而是把個人素質當成判斷一個人是否是紳士的重要標準。
阿爾伯特也是拿著這些標準來要求自己的。他並沒有因為對方是英國女皇就趨炎附勢，委曲求全。維多利亞在三年前定了婚約後把婚事整整拖延了三年，這讓阿爾伯特感到受到了侮辱，於是他決定當面和維多利亞說明情況，退掉婚約。如果不是女王主動出擊，上演表白、求婚、送戒指的戲碼，估計這場婚約就被取消了。
這個時期人們對於紳士界定標準的改變，是因為受到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商業財富和社會背景就成了一種文化標準。而中產階級不再滿足當下的社會地位，他們以紳士為突破口，通過自身的奮鬥取得商業上的成功，躋身紳士的行列，為自己爭取更大的政治活動範圍來改變卑微的出身。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經濟的發展，社會各階層都在向貴族看齊。但是中產階級取得的經濟成就讓貴族改變了之前對紳士文化的保守和固執。就這樣社會各階層以貴族為標準，經歷了一系列的調整和磨合，形成了這種新的紳士文化。
在這種新標準紳士文化的影響下，維多利亞的丈夫阿爾伯特一生都謹遵這個標準，持家愛妻、克己奉公、既積聚了財富，也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成為中產階級紳士的楷模。阿爾伯特和女王完婚後，儼然成為了一個持家過日子的能手。他不但控制妻子購買服裝的支出，還把王宮裡鋪張浪費的制度改掉，沒用多久就還清了維多利亞父親欠下的巨額債務，買了新宅子，憑藉一己之力獲得了經濟上的成功。
作為丈夫和父親，他也做得事無巨細，不但親眼見證了女兒的出生，還無微不至地關愛妻子，陪伴孩子。最重要的是他因為分擔妻子的政務，而從一個名義上的丈夫成為了實至名歸的王夫，一個在女王背後實行王權的國君。
在這個過程中，阿爾伯特的紳士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早起晚睡，兢兢業業，除了陪伴妻兒，其它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埋頭工作，處理政務。讓維多利亞女王享盡了一個妻子的快樂和幸福，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
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許多小說中都有許多完美的紳士形象。蓋斯凱爾夫人的《妻子們與女兒們》中的吉布森先生，狄更斯小說《遠大前程》中的皮普，《匹克威克外傳》中的匹克威克，都活靈活現地展示了紳士形象的內涵及魅力。
維多利亞時期的紳士，不僅僅是那個頭戴禮帽，身穿西裝三件套，留著鬍鬚，嘴上叼著菸斗，手住拐杖的優雅皮囊。他們比以往更具有深刻的內涵：勤儉、克制、務實、勤奮，不矯揉造作，不唯我獨尊，不攀附權貴，不自怨自艾。他們常能體諒別人，更能相信自己，既具有傳統的騎士之風，又兼備現實的努力奮鬥之範。隨著社會文明的向前發展，英國的紳士文化必然會發揮其精華和閃光的部分，引領社會文化朝著科學和健康的方向發展。
維多利亞時代，主僕之間的關係轉變為僱傭關係，僕人的境遇有所改變
17世紀之前英國主僕之間存在著人身依附關係。僕人住在主人家裡，他們的生存依賴於主人，主人有保護他們，贍養他們，支配他們的人身和財產的權利。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主僕之間的依附關係開始轉變為僱傭關係。。主僕之間的關係不再那麼冷酷僵硬，他們開始互相信任，僕人對主人盡心盡力，主人對僕人幫助扶持。
僕人不再是主人的私有財產，世代的家奴，他們被主人賦予了很多權力。管家的地位最高，他們不僅整理主人的書報，管理帳目，還掌管著主人每個房間的鑰匙，負責酒和銀具的存儲。貼身僕人還要照看主人的衣櫃和私人財產。
僕人的工作以服侍為主，但是他們工作的表現和成就將決定他們的地位升遷。男僕一般都是從最下層的幫傭工作開始磨鍊。那些聰明伶俐，能夠很快掌握工作要領的人可以升為侍從或者貼身侍從，那些頭腦精明而又工作認真的人可以晉升為總管或男管家的職位。女僕是從洗碗工開始，逐步學會烹煮料理和治理家務的技巧，逐步晉升。或者從貼身女僕開始，在獲得女主人的喜愛之後，可以一躍而成為女管家。
正是因為這些規定，才使約翰布朗憑藉自己具有普通僕人不具備的優勢而成為幸運者。在1861年，女王夫婦最後一次在巴爾莫勒爾停留時，約翰布朗總是牽著女王的馬在戶外侍奉她。他一直待在女王的身邊，幫女王穿戴披肩和鬥篷時也令女王非常地滿意。他正是憑藉自己的聰明、細心和忠誠贏得了女王的信任。
於是在阿爾伯特去世以後，約翰布朗成為了女王的貼身男僕。他獲得了女王給予他的特權，不用遵守王室的繁文縟節，可以注視女王，與女王隨意交談。甚至他還可以讓女王去做女王不想做的事情。可是在當時的英國社會，主僕之間依然要嚴格遵守等級制度，僕人必須遵守一系列的規矩，比如：在房間內走動聲音要小，在室內撞見紳士或者夫人要避讓在一邊，讓他們先過去；護送女主人出行或者拎包，要跟在後面保持幾步的距離。主人講笑話是要假裝沒聽到，不能笑 ；沒有主人的允許，不能和人談話、插嘴。
在這種情況下，維多利亞和約翰布朗的親密關係遭到了汙言穢語的毀謗。甚至有的報紙竟然刊登出女王和僕人秘密成婚的報導。由此可見，主僕之間的關係雖然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不同的階級之間仍然存在無法逾越的鴻溝。即使是身為女王也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跨越階級的界限。
在19世紀的英國，僱主和僕人之間由依賴關係發展到僱傭關係，僕人的地位有了改變，比之前多了一些自由，獲得了一點尊嚴，這讓他們的命運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他們依然要受到主人的控制。到了19世紀後半期，隨著英國經濟與科技的極大飛躍，平等意識深入人心。僕人們開始不願意受到主人的控制，尤其是男僕，紛紛改行，擺脫主人對他們的控制。
維多利亞時期家庭教師的出現，紳士文化的發展，僱主和僕人之間關係的變化都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這三種人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雖然陪伴舉世聞名的維多利亞女王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光，但是他們卻不都會因此而改變命運。他們被裹挾在歷史的潮流中，一路向前，終將賦予歷史不同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