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是《定量群學複印資料》第十期，整理的主要是包括《社會學研究》、《青年研究》、《中國青年研究》、《社會發展研究》等各大期刊近期發布的有關社會學、人口學定量文章，共20篇，集中於三大議題：1）教育相關議題，如家庭教養方式對學生發展的異質性影響、教育收益率的元分析、教育系統的分流模式與教育不平等、大學畢業生工作貧困風險；2）青年相關議題，如中學生校園欺凌現狀和影響因素、青年同居觀念、儒家文化圈國家青少年的大學期望；3）企業相關議題，如「民企二代」的政治參與、中國私營企業主多代流動的分源模式、企業家能力與營商環境獲得感的效應分析。
責任編輯：李雙龍（廣州大學社會學系）張柏楊（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鄧宏乾、劉夢曉、邵勝，《人口流動的影響機制研究——基於氣候變化及區域差異》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摘要：氣候環境變化會影響人類行為活動。基於2000-2018年省會和計劃單列城市氣溫、降水量和流動人口的面板數據,運用固定效應和差分GMM法來檢驗氣溫變化和降水量變化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結果表明:氣溫變化與人口流動間存在顯著線性負相關關係,且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和中部地區氣溫升高對人口流動的抑制作用顯著高於西部和東北部地區;降水量變化與人口流動間存在顯著線性正相關關係,且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降水量增加對人口流動的促進作用顯著高於全國其他地區。基於此,針對改善地區氣溫升高和降水量不足的現象提出了相應建議,以減輕氣候變化不利因素對人口流動的抑制作用,有效解決"環境移民"問題。
高麗茹，《我國中學生校園欺凌現狀和影響因素——對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比較研究》
摘要：校園欺凌是當前政府、學界和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議題。本文利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2015年調查數據,重點考察、比較我國內地四省市、香港和澳門的校園欺凌狀況,並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對內地四省市、香港和澳門校園欺凌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獲得了以下研究發現:(1)澳門中學生遭受欺凌的程度最嚴重,香港次之,內地四省市中學生遭受欺凌的程度最輕微,但三者均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2)性別、融洽的同伴關係、教師的不公正對待、學校的不良紀律氛圍是顯著影響內地四省市、香港和澳門地區中學生是否經常被欺凌的共同變量; (3)留級經歷、父母支持變量僅對內地四省市中學生是否經常遭受欺凌具有顯著影響;(4)對於澳門中學生，家庭社會經濟文化指數變量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基於跨地區比較的研究發現，對如何構建有效的校園欺凌防控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郭存海、張義川、周小媛、肖宏，《中國「拉丁美洲研究」發展趨勢——基於CNKI文獻大數據的分析(1979—2019)》
摘要：運用文獻計量學和對比分析方法,對CNKI 1979—2019年間收錄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論文、博碩士學位論文及圖書進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出40年來中國"拉美研究"的各項評價指標和數據,從發展趨勢、研究熱點、研究機構和學者、高影響力文獻、傳播載體和地區分布等角度,集中展示了該領域的研究水平和發展態勢。這段時期,中國的拉美研究論文數量整體上保持平穩增長態勢,其中基金資助論文數量增速明顯,資助力度不斷提高。從文獻高頻關鍵詞的分布來看,中國的拉美研究向區域研究、大國研究和熱點研究高度集中;從地理分布看,拉美研究機構、學者高度集中於京滬蘇鄂粵等省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佔據絕對優勢;從圖書引證統計來看,拉美研究圖書著作的發展呈數量高增長、學科多元化和類型偏譯著的特點。
賀光燁、計迎春、許蘇琪，《性別收入差異再探——基於2010年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數據》
摘要：基於2010年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本文從人力資本及家務勞動的角度對當代中國男女收入差異進行了剖析。OLS回歸結果顯示,控制了個體其他特徵之後,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40%。相比人力資本,家務勞動對兩性收入差異的解釋力更大。分析進一步採用非條件化分位數回歸和布林德—瓦哈卡反事實分解來檢驗不同收入分位下的性別收入差異。結果顯示,調整了女性勞動參與的選擇性偏誤後,女性在收入低分位呈現優勢,隨收入分位增加,女性劣勢越發明顯。主要原因在於,對於高收入群體,女性家務負擔相較男性仍舊更高;婚姻、工作時間對女性的收入懲罰更大;女性在私企外企的收入回報相較男性更低。此外,相比男性,女性的教育年限和專業職業資格的收入回報隨收入分位數的增加而變大。
何曉斌、柳建坤、張雲亮，《醫生信任的城鄉差異及其形成機制——基於公平感視角的實證分析》
摘要：在醫患關係"日益惡化"的背景下,本文基於"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2013年的數據,將研究對象拓展到包含患者和非患者的公眾整體,將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解釋路徑進行整合,同時關注社會結構因素和個體特徵因素,考察了當前中國公眾的醫生信任和公共醫療分配感的城鄉差異現象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1)公眾對醫生的信任和公共醫療公平感均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具體表現為城鎮居民對醫生的信任程度更低,且更傾向於認為公共醫療資源分配是不公平的;(2)公共醫療公平感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信任醫生都有促進作用,但這種影響在城鎮居民中更大;(3)對於城鎮居民而言,擁有就醫經歷可以削弱公共醫療公平感與醫生信任的聯繫,但就醫經歷的負向調節作用在農村居民中並未體現。為此,相關部門應關注城鄉差異,進行精準施策,增強公共醫療公平感,加強公眾與醫生的互動,從而增強公眾對醫生的信任,進而改善公眾與醫生的關係狀態。
侯利明，《教育系統的分流模式與教育不平等——基於 PISA 2015數據的國際比較》
摘要：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機制不僅來自微觀視角下家庭內部的再生產,也來自宏觀視野下教育系統的制度性影響。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教育不平等的特徵以及把握中國教育不平等程度在國際上的相對位置,本研究根據分流模式的差異性將22個國家的教育系統劃分為五種不同類型,並討論了各系統的分流模式對教育不平等的媒介作用。結果顯示,在不同教育系統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子女學習能力之間的關聯性呈現差異。在相同教育系統下的各個國家,其教育不平等的結構特徵是相似的,而在不同教育系統下的各個國家,其教育不平等的結構特徵有顯著差異。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各教育系統篩選機制和分流方式的差異性。
黃杰、毛葉昕，《「民企二代」的政治參與——基於「中國私營企業調查」的實證研究》
摘要：利用第12次"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關注"民企二代"的政治參與行為,特別是影響他們獲得各類政治安排的因素。研究發現,在同等條件下,二代企業家比非二代企業家更可能擔任各類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職務。"二代"身份的政治效應對企業家獲得外圍職務有顯著影響,但對獲得核心職務的影響並不明顯。"核心—外圍"職務存在重要層級差異。擔任過外圍職務的二代企業家更可能進一步擔任核心職務。從長遠看,隨著二代企業家自身的成長和對企業控制權的鞏固,和非二代企業家相比,他們的政治優勢會進一步擴大。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政商關係和精英流動性都有重要意義。
康慧琳，《語言能力會影響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嗎?——基於中國城鎮化與勞動移民調查數據的分析》
摘要：本文旨在探討語言能力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其中介機制。基於社會認同理論,運用"中國城鎮化與勞動移民調查"數據,本文建立序次Logit模型並使用KHB方法對語言能力的效應進行分解,發現語言能力可以顯著提高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交往狀況是語言能力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機制。方言能力通過影響社會交往狀況,包括互動頻率、社區信任和社會距離,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普通話能力通過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包括收入和主觀階層,以及社會交往狀況,包括互動頻率和社會距離,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兩種語言能力的中介機制存在差異。
李佳麗、趙楷、梁會青，《養育差異還是養育陷阱？——家庭教養方式對學生發展的異質性影響研究》
摘要：本研究基於CEPS兩期追蹤數據,通過分析家庭教養方式階層和城鄉差異,家庭教養方式對學生學業表現、心理健康、問題行為的平均和異質性影響效應,探究我國現階段是處於"養育差異"還是已經陷入"養育陷阱"。研究發現:一是,當前我國家長養育子女以權威型和忽視型為主,並且存在顯著的階層和城鄉差異,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省會家庭更傾向於採用權威型或寬容型教養方式;二是,雖然權威型教養方式對學生學業表現和問題行為,寬容型教養方式對學生問題行為有積極影響,但教養方式對不同階層學生群體沒有顯著異質性影響作用,教養方式的階層和城鄉差異沒有完全陷入不可逆的"養育陷阱"。三是,弱勢階層可通過合理家庭教養方式實現階層流動, 打破教育代際傳遞固化壁壘。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摘要：教育收益率,衡量了個體從教育投資中獲得的經濟回報。我國正處於經濟和教育快速發展、轉型和改革不斷深入的歷史時期,合理估計教育收益率、正確把握教育收益率的變化趨勢和群體間差異,對於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合理制定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推進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進程、優化個人教育決策具有重要意義。基於中文期刊文獻對中國教育收益率研究進行的元分析發現,對於中國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的估計結果在不同研究之間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首先,從1988年到2013年,教育收益率隨年份的推移呈現遞減的增長趨勢;而高等教育收益率在2005年之前隨時間增長,此後出現下降。其次,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存在城鄉差異和性別差異,即城鎮高於農村,女性高於男性。再次,使用工具變量法的研究傾向於得到更高的教育收益率估計結果。最後,基於不同的資料庫估計出的教育收益率存在差異。另外,發表偏誤檢驗的結果則表明,中國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研究均存在顯著的發表偏誤,即回歸結果越顯著的研究越有可能被發表。因此,在分析中國教育收益率的變化趨勢及其群體差異時,必須考慮研究之間的異質性和可能存在的發表偏誤。未來的中國教育收益率研究應該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改進研究設計和估計方法以更準確地識別教育對個人收入的因果性影響,探究2012年之後教育收益率的最新變化趨勢,持續關注教育收益率的城鄉差異和性別差異,積極開展估計教育質量收益的研究。
呂鵬、範曉光，《中國私營企業主多代流動的分源模式》，《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5期
摘要：中國私營企業主已進入代際傳承的高峰期,但多數相關研究仍囿於"父-子"兩代範式。通過對2016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CPES)截面數據的分析,本文嘗試檢驗私營企業主三代職業地位的多代流動效應。分析表明:(1)第三代的職業地位雖然呈現多樣化趨勢,但與第二代創業前最後職業地位有著顯著相關;(2)私營企業主的地位流動呈現"祖-子"和"父-子"關聯並行的局面多代流動效應不僅存在,而且在第一代為市場經營者家庭中更強;(3)職業地位的多代流動效應在年輕世代中呈現強化趨勢,而體制地位效應則趨向弱化。這種社會流動的分源模式及其未來發展將對商業精英的地位再生產、階層閉合的程度和中國私營經濟的可持續性產生實質性影響。
呂鵬、劉學，《如何提升市場信心：企業家能力與營商環境獲得感的效應分析》
摘要：提高企業家的市場信心是穩定國家-市場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性工作。基於2016年第十二次中國私營企業調查（CPES）數據,發現私營企業主在諸項市場指標方面存在較強的危機意識。從影響因素來看,一方面有效的參政議政渠道會提高他們的市場信心;另一方面,雖然企業的利潤越高,企業家在多項市場指標上信心越強,但存量資產規模更大的企業家反而對經濟走勢、物價和金融風險更加擔憂。通過分析政治獲得感和市場獲得感的調節效應,發現營商環境改善對提高企業家的市場信心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在獲取信息時的"政府媒介偏好"也能夠有效提振企業家的政治和市場獲得感,雙重提升企業家信心。這項研究從側面支持和凸顯了黨和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通過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來改善營商環境、穩定私營企業主信心、加強預期管理的必要性。
牟振宇，《1945—1949年間上海人口的時空數位化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基於國民政府的人口普查資料,運用歷史數字GIS方法,對於戰後上海的人口數量變遷、人口結構以及空間分布狀況進行系統分析,得出以下幾點認識:一是從時間上看,抗戰勝利後上海的人口呈持續增長趨勢。這主要是由於抗戰勝利後全面內戰爆發,大量外省人口集聚上海,非本籍人口佔上海總人口的比重高達80%。從空間上看,市中心以非本籍人口為主,而本籍人口主要居住在地廣人稀的市郊地區。二是戰後上海的人口結構也反映了鮮明的移民特徵,比如男女性別比,市中心高於郊區;未婚人口所佔總人口的比重,市中心區明顯高於郊區;職業狀況方面,市中心以從事工商業、交通運輸業、人事服務和公務的人員為主,而郊區則以農業為主,教育水平方面,市中心明顯高於郊區。三是受國內外戰爭形勢影響,開始出現在滬外僑返鄉回國潮,故總體上外僑人口呈下降趨勢。這一時期唯一增長較快的是美僑,這與戰後美國推行積極的對華政策有關。不過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在1949年前後,在滬的大部分外僑被遣返回國。
祁靜、蘆恆， 《大學畢業生工作貧困風險及其影響因素——基於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畢業生）的數據分析》
摘要：工作貧困是指一些勞動者即使拼命工作卻依然處於貧困狀態,並呈現出就業非正規性、多重弱勢、結構性和年輕化等特點,可能會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社會暴動等嚴重後果。因此,工作貧困也被視為一種新型的貧困。2018年"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的數據顯示,低受教育程度、非名校的大學畢業生陷入工作貧困的風險較高;不具有完備的"五險一金"和未籤訂勞動合同的大學畢業生,陷入工作貧困的風險更高;具有較好家庭經濟條件的大學畢業生陷入工作貧困的風險較低。另外,體制內工作的大學生可能面臨工作貧困的風險。因此，未來需要高度重視 教育在扶貧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幫助大學生提早進行職業規劃並樹立正確的職業 觀，增強大學畢業生的工作穩定性，提升其社會保障水平，防止貧困代際傳遞。
薩支紅、張夢吉、劉思琪、劉京、辛瑞萍，《家政工生存狀況研究:基於北京、濟南被訪者驅動抽樣調查》，《婦女研究論叢》2020年第4期
摘要：市場化照料在滿足中國家庭照料需求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對女性再生產勞動的忽視和對家政工進行抽樣的困難,既有研究缺乏對家政工群體的全面呈現。本文基於2019年在北京、濟南開展的家政工被訪者驅動抽樣調查數據發現,以農村進城務工女性和城市下崗女工為主體的家政工群體的工作條件、勞動過程、勞動保障與權益、工作—家庭責任平衡及身心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尤其是住家家政工群體。本文提出加強對有償照料勞動的社會嵌入性和價值、照料勞動進程和工作—家庭衝突對照料勞動者的影響等議題的研究,並推進倡導性別平等的照料政策的制定。
石智雷、顧嘉欣、傅強，《社會變遷與健康不平等——對第五次疾病轉型的年齡—時期—隊列分析》
摘要：本文使用疾病轉型理論來刻畫中國城市居民的健康與社會變遷過程。基於跨越22年的九期調查數據和年齡—時期—隊列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的城市正在經歷第五次疾病轉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居民超重率和不動率的變化表現出顯著的年齡、時期和隊列效應。城市居民的超重率逐年上升;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超重風險更高,運動時間更少;三年困難時期出生的隊列在超重和步行時長兩個指標上顯著高於其他出生隊列。在此轉型過程中,基於超重和不動的健康不平等不僅與收入相關,還與教育和政治的分層存在關聯。進一步研究發現,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城鎮居民中不同階層的超重率發生了變化:高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超重率先是高於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 隨後發生逆轉，低於低社會經濟群體。
宋健、劉志強，《中國青年同居觀念:教育的影響與機制》
摘要：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5年和2015年數據,分析青年自身及其父輩受教育程度對中國青年同居觀念的影響與機制。研究發現,中國青年的同居觀念在2005-2015年期間保持了相對穩定性且較為保守;青年自身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於提高其對同居行為的接受度;父輩的受教育程度具有間接影響,表現為父輩小學教育程度對青年同居觀念的正效應通過影響子代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實現;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響不因子女性別存在差異;青年自身及其父輩的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均受到同居觀念外在環境的調節,在同居觀念較為開放的環境中,受教育程度對提升青年接受同居的正向影響更弱。
譚旭運、董洪傑、張躍、王俊秀，《獲得感的概念內涵、結構及其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摘要：獲得感是檢驗社會發展成果、評價社會治理成效和民眾生活質量的一把重要標尺。本文基於CSS 2013資料庫,探索獲得感概念內涵、結構及其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結果支持了獲得內容、獲得環境、獲得途徑、獲得體驗和獲得共享五維度的獲得感概念結構,證實了獲得感對生活滿意度的預測作用。探索獲得感概念結構及其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有利於確定獲得感指標和編制測量工具,同時也為社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民眾社會生活質量的評價提供了參考依據。
汪衛平、董扣豔，《儒家文化圈國家青少年的大學期望依然偏高嗎？——基於對韓國和新加坡PISA 2009—2018的分析》
摘要：儒家文化圈國家對讀書文化的重視已經受到了學界的關注,然而對其內部的差異以及縱向變化卻缺乏研究。基於韓國、新加坡2009和2018年PISA合併數據的分析,研究發現,與十年前相比,雖然韓國和新加坡15歲青少年期望上大學的比例沒有顯著變化,但是大學期望仍遠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在樂觀的期望背後是底層學生期望不高的事實,尤其是在考慮了學業能力後,底層和頂層的優等生期望上大學的比例差距明顯擴大。從影響效應來看,家庭背景對大學期望的直接影響呈現增加的趨勢,而通過影響學業能力進行影響期望的間接效應則呈現下降趨勢。最後,數學成績已經成為間接效應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部分儒家文化圈國家要警惕教育再生產對弱勢群體學生教育期望的影響。
王甫勤，《戶口與遷移時間:上海城市遷移人口的階層地位獲得(1977—2014)》
摘要：在經典地位獲得模型的基礎上增加戶口和遷移時間變量,可以增強地位獲得模型對於中國遷移人口地位獲得的解釋力。採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狀況調查"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兩次重複截面調查的匯總數據,研究上海城市遷移人口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機制,分析發現:獲得上海戶口的遷移人口的職業階層地位顯著高於上海本地人口,以及其他未獲得上海戶口的遷移人口。另外,改革初期遷移比改革後期遷移到上海的人口職業階層地位更高。進一步分析發現,獲得上海戶口同遷移時間存在明顯的交互效應:對於改革初期遷滬人員而言,是否獲得上海戶口對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相對較小;對於較近時間的遷滬人員來說,獲得上海戶口對提升階層地位的作用越來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