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劍橋大學甘維爾-基思學院的一個小院裡，一位身材高大、白髮藍衫的老教授正微笑走來，他就是「劍橋詩派」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該校終身榮譽英文教授J.H. Prynne先生。他有個很特別的中文名字：蒲齡恩(見圖1，宋金峪攝)。
作為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詩研究所「編外」的「教授」、「圖書館長」，並曾在廣州大學任教過半年的蒲齡恩與廣東高教界交情頗深。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他不時談起自己對廣東的感情，以及對中國大學的美好期許。
人物簡介
蒲齡恩，英文名J.H.Prynne。劍橋大學甘維爾-基思學院終身教授，退休前曾任學院圖書館館長，英語研究中心主任。蒲齡恩是當代英國的後期現代主義詩歌的領軍人物，劍橋詩派的中心人物，是當今英語詩歌界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以語言實驗著稱。
曾嘗試用古漢語寫詩
羊城晚報：人們稱您為當代英國實驗派的奠基者，但也覺得你的詩很難懂，您自己如何看？
蒲齡恩：(笑)我也覺得確實比較難懂，但現代詩歌的一個特點就是「難」。當然這可能跟我比較注重詩歌的零件———「語詞」有關係。有一次，我在街上隨意散步，忽然發現路旁有個破紙箱子，我頓生了一個念頭，要把箱子上那個詞「mini-cheddars」(註：一種餅乾商標)用到我的詩裡，後來我真的這樣做了！對讀者而言當然比較難懂，但理解起來也是一個有趣的過程。
羊城晚報：您為什麼會如此有「中國情結」？
蒲齡恩：我從小就開始寫詩，熱愛詩歌，寫詩的時候也看到過中國古代詩歌的翻譯，這種特別的東方風格我很喜歡。後來我研究了關於漢代歷史的一些課題，認識了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戴鎦齡教授，從此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而我在劍橋的同事和朋友李約瑟博士，也是一位以研究中國科技史著稱的學者。這些都讓我特別關注中國文化。
羊城晚報：聽說您還曾經一度學習過漢語並用古漢語寫詩。
蒲齡恩：對，上世紀90年代我在蘇州教書的時候，曾嘗試著學了一點。但是回到英國教書之後，又基本上忘掉了。你們看，這是我寫的唯一一首中文詩，字跡也是我的書法———《結伴覓石湖》(見圖2)。
第二天，我給學生們看，問他們覺得怎麼樣？可他們只是說，不押韻啊。我解釋，我知道不押韻，因為我的中文詞彙量太小嘛，可他們還是說，不押韻啊。所以我就不寫第二首了。
關注中國年輕人成長
羊城晚報：您剛才提到跟中大外國語學院戴鎦齡教授的淵源。實際上，從親自指導他所推薦的博士生開始，您就一直關注著很多中國年輕人的成長。
蒲齡恩：對，戴教授首先推薦了一位學生，希望他到劍橋來深造，問我能否提供一些指導。我馬上回復，您的學生就是我的朋友，這位學生就是如今中大外院英詩研究所的所長區鉷。我與很多學習研究歐美文學的中國年輕人交流過，他們求知若渴。
羊城晚報：在研究所，師生們都叫您「洋雷鋒」，因為您不僅指導過很多年輕人，而且圖書館裡有七百多本書都是您出錢出力幫他們搜羅來的。
蒲齡恩：早先，區教授說辦起了英詩研究所，而且有一個圖書館，我問過他三次是否要幫忙，他才告訴我，圖書館裡沒有書！主要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具備國際結算的信用卡，不能從外國買書。所以我就接下了這個任務。
羊城晚報：以您在中國的蘇州、長沙和廣州多所高校任教的經驗，覺得中國學生表現如何？
蒲齡恩：我所待過的中國校園，都很有學習氛圍。街上隨處可見抱著書本和講義的年輕人，他們都忙於學習。我對這種學習氛圍感到非常舒心。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國學生缺少批判性思維，不會表達和捍衛自己的觀點，這是需要加強的。
羊城晚報：您對廣東印象如何？
蒲齡恩：廣州很繁華，我在中國別處都能騎自行車，到這裡可不行了。而廣州人相對於別處而言，很活潑，很獨立。而如今廣東面臨的問題，其實很大一部分正是它之前成功的原因。比如很多人從全國各地湧到廣東來工作，為經濟發展做著貢獻。但現在，讓人口合理流動、提高外來人的生活質量、改善生活環境卻更值得引起重視。
鄧瓊、宋金峪、馬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