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最震驚的事，最震驚的留學生

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一

2005-06年，我在倫敦經政學院LSE做博士後研究，感受英國歷史的積澱，思考帝國的今夕和中國的未來。

有一次去倫敦大學學院UCL開會，無意在威爾金斯大樓外的小庭院裡，發現一個東方亭子，旁邊還立了一塊碑：

碑的背面是英語，正面是日本漢字。提到很多人名，別的人我不知道，第一個伊藤博文，如雷貫耳。

再看碑上的介紹:

1863年到1865年，這些人在UCL留學，回國後奠定日本現代化（日語叫近代化）的基礎，成為日本崛起的先驅。

伊藤博文是明治維新的推手，日本憲法之父、議會之父，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四次組閣。

在任發動甲午戰爭，打敗大清，使日本成為亞洲頭號強國。伊藤博文在和李鴻章馬關條約談判時，拿出草約，一個字也不能改。

人狂下場慘，伊藤博文後來任被吞併的韓國總督，1909年在哈爾濱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身亡。

清朝當時也派出許多留學生，都是學習理工科，鐵路、礦山、機械、電報、造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文化深厚、制度自信，只是技術落後。洋人奇技淫巧，船堅炮利，學學這些，師夷長技以制夷。

可是日本人除了技術和製造，還學什麼呢？

伊藤博文他們向當時最強大的英國，學政治、學法律、學思想、學教育、學管理。

回國後建立了日本的憲政、議會和國民教育制度，不僅在器物和經濟層面，而且在制度和政治層面，不到30年，天翻地覆，徹底改變了日本；鬥轉星移，也改變了世界格局。

1868年明治維新，1895年擊敗中國，傲視亞洲。1905年打敗俄國，脫亞入歐，全球爭霸。二戰戰敗，但日本社會的基本面、技術管理水平、國民基礎仍在那兒。

日本又向最強大的美國學習，學習民主，清除軍國主義，重新崛起。制度改造的結果，日本得以強大，不僅文化沒有衰落，反而公認的傳統文化保留的最好。

二

再看中國，不管是詹天佑、錢學森，還是現在的海歸，學的都是實用的工程技術，或者來錢快的商務金融，改變的是中國的器物和經濟，不變的是中國特色，甚至被特色所改變，浸淫其中，各種頭銜、待遇、級別，不亦樂乎。

特別是我在英國，見過刻苦攻讀學位的，也見了太多揮霍的小留學生、刷經歷的訪問學者。

中國來的很多公派訪問學者，拿著納稅人提供的獎學金，就是Sightseeing（觀光）、Shopping（購物），攢點錢接家人來逛逛，然後go home，買個免稅車什麼的。

個人來說奔小康，國家來說「肉食者謀之」，普通人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比什麼都強。

我大學學的英語文學，對英國佬那一套政治文化很推崇。久有鴻鵠志，博士讀的政治學，來英國博士後研究的是比較政治，覺得回去後也能像伊藤博文一樣改變點什麼，至少可以當教授，為改變培養幹部。

在英國的時候，嶽母退休來看我們，順便旅遊。剛好等上2005年那次最大的地鐵和公交連環恐怖爆炸，老太太嚇的哪都不敢去。

我們租住的房子在鐵路和公路邊，英國火車通勤繁忙，每天從早到晚轟隆轟隆，吵得嶽母大人頭暈眼花。又加上那幾天恐怖預警、排查線索，天天警笛悽厲，心驚肝顫。

嶽母大人住在北京朝陽區，習慣了安全的生活，說英國怎麼這麼亂。在北京發現壞人，都不用響警笛，朝陽群眾分分秒秒拿下。

恐怖氣氛、休息不好、語言不通，她提前回國了。臨走時還叮囑我們，研究到期，趕緊回國。金窩銀窩，不如祖國的土窩。用英語說就是East or west，home is best（東西南北家最好）。

2006年我如期回國，繼續在北外的教授工作，還當了國際新聞傳播的主任，和在英國懷、中國生的女兒，每天都有變化。

用曾經流行的話，要想改變體制，首先要進入體制。

但絕大多數人，沒能改變體制，卻最終都被體制所改變。我不想被改變，最後成了圖書管理員。

環境不變自己變，圖書館三年後辭別體制，再次出來，旅美換個活法。

三

李恩富，留學生，不如哈佛的中國女孩有名；海歸，不如公知陳丹青、艾未未有名。

我也是在美國看到這本書，才了解他更多。

《我的中國童年》

李恩富（Yan Phou Lee）,1860年生於廣東中山。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後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平均年齡12歲，從小學讀起。李恩富是第二批，後來以就讀中學總分第一，被耶魯大學錄取。

讀了剛一年，到了1881年，這些原定留學15年的學生，只有不到10年，就被全部撤回。

原因有二：

一是力主留學的李鴻章，希望他們能進入軍校，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拒絕中國學生。

二是久居美國，留美幼童西洋風氣，甚至信教和剪辮，令清朝官員不滿，上奏要求撤回。

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因為一，李鴻章也沒有堅持。

這批最早的海歸留學生，湧現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等許多著名的工程師、外交家、教育家。也有鬱郁不得志，甚至作為低階翻譯，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死沙場的。

而李恩富的故事，歸而復去，最為曲折。

他回來後蓄起辮子，在海軍服役三年，上級呵斥，下級不屑。1884年在傳教士的幫助下，重返耶魯大學就讀。

四

李恩富回到耶魯的第一年，就獲得作文比賽一等獎。在演講、辯論比賽中，也表現出色。1887年，他從耶魯畢業，在波士頓出版《我的中國童年》，是華人第一次在美國出書。

隨後他與白人女子結婚，被報紙形容為「讓人震驚但興奮之事」。

因為此時，美國排華法案已經通過了5年。李恩富在報館找到工作，由於教育、婚姻、工作以及優雅的英語，已被美國主流社會接納。

但情懷害死人，他老是為受迫害的華人撰文、發聲。

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中國人必須留下」（The Chinese Must Stay），裡面寫道：

「靠著對其他民族的欺壓而膨脹，這就是美國所謂的自由嗎？靠著建立在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壓迫掠奪之上的自由嗎？這個共和國如今和它當初的理想背道而馳了多遠，只需看看它通過的排華法案即可。」

法理兼具，擲地有聲，傳誦一時，於事無補。

他後來決計前往西部，欲辦報、組建工會，因為那裡有更多的華工、華人。最終導致婚姻破裂，留給前妻一兒一女。而西部之行也以失敗告終，隨後浪跡美國多地，換了不少報館。

1891年，他在田納西州又與一白人女子結婚，婚後添二子。家庭、工作起起伏伏，1927年60多歲再次失業後，孤獨回到中國，輾轉上海、廣州、香港，靠寫作、翻譯謀生。

李恩富最後一次和美國朋友通信聯繫，是在1938年3月29日。他寫道：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戰爭，一場慘無人道，野蠻的戰爭。日本人的飛機每日在城市上空盤旋轟炸。生命隨時都可能終結。」

在他去世5年之後，1943年，持續了61年的美國排華法案終止。

一個人，縱有才華，如果祖國積貧積弱，時代又動蕩混亂，教育、事業、抱負，從何談起？

五

比起李恩富的大清、民國，現在的中國，無疑是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天翻地覆慨而慷」。但有人嫌變化太快，有人還覺得不夠快，我曾經是後者。

在面對許多人移民時，我曾倡導「與其改變國籍，不如改變國家」。自己知行合一，做一些改變的踐行。

藉助體制內大學平臺的加持，有過高光時分；最終不見容於體制，成為loser。

三年前克服周折，終於成行，我在機場發朋友圈：

在當時的圈子內引發議論。

一位群主，資深記者、律師S，寫下「賀喬木老師去國」對聯：

帝都少一牛叉教授，

群裡多位國際友人。

橫批：金蟬脫殼

也有傷感，一位做投資的朋友L，朋友圈寫道：

《別喬木》

識兄三五載，豪雅盡諍言。

突聞已離別，竟把巾沾溼。

西朝皆荒惶，和時未所聞。

胸懷青雲去，祝兄砥礪行。

F：操！你怎麼寫成輓詞的腔調？

L回復F：我是一片悽涼。

資深記者、網絡大V、現在網店賣雞爪的文濤先生，在《移民與愛國》一文中寫道：

「2017年9月教師節前夕，前北外教授喬木先生終移民美國。曾經夢想....., 噩運始於2011年......，從此成為北外校園的獨行者，社交媒體上一個反覆被消失的ID。

從堅決不移民，到秘密籌劃數月，突然一天在朋友圈昭告赴美。

我個人理解，喬木先生的確是背離了其個人信條，他有公共情結，且認定只能本土化、社區化才有實際意義。

背井離鄉，知行相逆，想來也不是他的本願。為擺脫困窘狀態，做出這樣糾結的決定且能成功，也是有勇氣，見運氣，祝福他和他的家人。」

文濤多少理解我。當我真正來美生活後，八方寂寥，也部分理解了他當初為什麼放棄加拿大的綠卡（楓葉卡），回到中國。用他的話說：

「夏天釣不完的魚，傻傻的，沒有餌，也直往鉤上咬；冬天就是鏟雪，鏟不完的雪。」

這只是表面生活，下面還有生計。

資本社會文人何以謀生？人到中年如何清零重啟？以及更深層地，如何才能不失聲、失落？

六

我後來回國探親時，見到高調赴美、又低調返國的詩人、畫家俞心樵。在他愜意的工作室內，喝著助手沏好的茶，他說在美國體驗太差。

他提到由於不能開車，美國把他困住了。還有英語學習和母語創作的問題。他在中國有別墅，有工作室，有助手，有眾多的讀者和粉絲，有創作的靈感和交往的氛圍，而在美國沒找到這種感覺。

我姑且猜測，這和文濤當年在加拿大的感覺差不多。除了財務自由、生存問題外，成年後，習慣了中國的一切，有無可奈何，也有便利生活。當真正中外深入對比，外國不是天堂，中國不是牢房。

對於文人，創作的自由、表達的空間，和創作的土壤、面對的受眾，還有那總是不死的情懷，無可奈何地糾纏在一起，去意闌珊，留又彷徨。用海外華人流行的一句話：

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好在哪裡都得好好做人、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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